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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材料搜集丰富，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许多创新，不少观点有独到之处，十分难能可贵。在本书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处处均可感到的文风，即十分注意全面地、客观地使用各种资料、史料，努力做到认真研究、准确评价每一事实和问题，因而书中带结论性的意见都是实事求是的。

1959年我们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即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的研究。因为限于全书的体例和篇幅，这一部分不可能展开分析，只是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当时我就开始酝酿编著《宋明理学史》，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们才开始执行这项科研计划。1980年我们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以后，邱汉生同志已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我们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进行讨论，分工执笔。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资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做了积极的贡献。“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活跃起来。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著。我们也读到海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对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起了激励的作用。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宋明理学史》上卷已脱稿，下卷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是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尽管如此，宋明理学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思想史上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有值得后人参考的若干珍贵内容，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悉心加以鉴别，而不能笼统地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是孤立地叙述某个理学家的思想，而是试图阐明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理学家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理学中有程来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它们相互法辩，相互渗透，又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这一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它在学术上的庞大规模与独特的体系，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发展达五、六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由此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理学形成的历史原因何在？朱熹究竟如何集大成的？为什么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过深远的影响？王守仁心学又是如何崛起的？为什么在明清之际理学趋于衰颓？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奉献于学术界，以供参考和讨论。还要提到的是，在一部关于理学史的专门著作中，不能只是写鼎鼎大名的理学家，还有一批虽然不大知名，但在理学的演变或理学思想渊源的承接传授方面有过影响的理学家，也是不能忽视的，应当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元代理学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其实，元代理学的资料并不少，而其演变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部专著中，我们开辟专章予以论述。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学的特点，才能了解宋代理学是如何经过这个中间环节而转向明代理学的。另外，与理 学相联系的象数学也是不能忽视的。总之，理学史不是一部理学家的评传，也不是思想通史中的某几个章节，而是一部在宋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演变的历史。我们在这部著作中试图写出这个历史过程，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一时难以完全做到，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我认为，要符合历史实际地将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写出来，研究者如果以理学思想作为指导，以理学写理学，那是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的，而且还会歪曲这个历史过程。如果只是停留在封建社会里进步学者的水平，象黄宗亲、全祖望那样，充其量只能编纂出象《宋元学案》这样的思想史著作；这在清代是了不起的事，但在今天来看，它只是历史编纂学，还远远不是科学的思想史，不是科学的理学史。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我们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又必须有所创新和发展。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写出象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著作，同样不能算是一部科学的理学史。我们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五四运动迄今六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历史的研究才能成为科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进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使我们了解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否能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那是需要通过学术讨论来取长补短、修正错误的。

内容提要这是一本以黔东南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为研究对象的妇女人类学著作。本书的作者来自西江，是一位苗族女性研究者，她以自己独具的优势、独有的资料以及满腔的热忱和真诚的态度熔铸了这本书。本书以一个典型的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以文化人类学的参与性观察访谈为方法，以妇女口述史为切入点，在特定的社区背景下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和文化体系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展示了文化怎样塑造了人和人怎样创造着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从而提供了一个动态的、鲜活的并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妇女文化标本。

为了使本书写出水平，达到较为理想的质量，我们在本书的研究写作中采用了下列原则和方法：一是广泛联系和比较。研究历史文化，切忌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去研究。任何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都有符合世界历史文化发展普遍规律性的特点和自己的特殊性；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在与外民族的互相交往彼此影响中实现的。在《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书中，我们把周代的宗法放在整个世界古代的历史范围中，通过广泛比较、综合分析，求得周代宗法制度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规律，得到国内很多专家的好评和肯定。本书研究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我们同样采用这样的方法，首先介绍世界和我国各民族宗法制度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律性，然后逐一研究广西各民族宗法的具体表现和特点，通过广泛联系和比较，探索广西各民族宗法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这样就使研究的结论更加科学，更加能为人所信服，更容易做到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二是开展百家争鸣。党提倡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明辨是非，促进学术发展的正确的方针。但是近年来百家争鸣之风并不热烈。笔者在1989年出版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书，对传统经学的宗法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批判后，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少人仍因循封建经学的错误道路去研究宗法，或不加分析批判地搬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来谈宗法。在本书中，我们对不同观点的学者的论著进行了一些引证和评议，其目的是为了以文会友，展开学术争鸣，以便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三是联系当代现实。社会科学研究除了发展学术以外，还应该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经验，特别像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宗法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对建设当代文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结合当代中国以及广西的社会现实，研究宗法文化改造的途径和方法，不仅在学术上具有创新意义，而且对推动中国和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腾飞具有现实意义。四是从实际出发。广西有12个民族聚居，汉族占总人口的60％以上，壮族也有1000多万，瑶族是世界著名的山地民族，留存的资料特别丰富，民族特色也很典型。另外，如广西境内的彝族、仡佬族、水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很少，留存的材料极少，宗法文化也不很典型。在本书中我们对汉、壮、瑶、苗4个在广西人口最多的民族单列专章论述，由于瑶族文化典型，资料丰富，论述得更为细致深入；对其他8个人数较少的民族，则集中在三章论述，有的写得较简单。本书这样安排完全是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无其他考虑。对某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论述得还较简略，只能留待条件具备时再作补充。五是对和本书研究主题无直接关系的学术问题，采用多数学者意见。广西民族史的研究中存在不少学术分歧意见，诸如土司土官的族源问题，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而与本书研究的主题宗法制度无直接的关系，所以暂采用源于壮族说，而将土司土官制度中的宗法形态列入壮族一章论述。80年代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是目前所见的最全面最详尽的一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无汉族和回族），多属于广西民族史研究工作者50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详细调查的成果，得到政府和多数学者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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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与移民的含义并不一致，本书尝试把对于流民史的研究从移民史的研究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论述。时代起于先秦，讫于民国，对于解放之后发生的流民潮资料适当选录引用。努力完整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流民现象，揭示其特点及其他的方方面面，使读者从中增加对于中国流民史的整体了解，同时也给有关研究者提供较为丰富、全面的资料，促进中国流民史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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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交流三千年》缘起：密切的官方交往 频繁的民间往来、箕子入朝鲜与秦民走海东、多国并存 外交竞争、中韩经济交流：“文皮”和刀钱、唐罗贸易与张宝皋、中韩科学技术的交流： 中韩天文历法和数学的交流、中韩农业技术的交流、中韩学术思想文化的交流、中韩典章制度和宗教礼俗文化的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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