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受到大众广泛欢迎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自诞生一百多年来，关于这门艺术的许多奇闻趣谈在民间广为流传。从事相声创作及研究近40年的高玉琮先生凭借深厚的积累，以及多年来与众多相声业内人士的深入接触，对其掌握的相声行业海量趣闻逸事进行搜集、归纳和整理，以“讲说相声历史”的形式，用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串起中国相声的百年历史。 在这些故事中，读者既可以看到“万人迷”、张寿臣、马三立、侯宝林、马季等相声名家的名字，了解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又能从中获知相声艺人招揽生意、留住观众的秘诀，更有相声艺人之间的行话解读，以及业务交流与竞争等内幕。更为难得的是，本书突破了相声类图书以演员为主的传统，用相当的篇幅向读者介绍了多位相声研究者和相声创作者的成就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小故事，使相声行业的群像更加丰满。

三面环山、面朝黄河的泥河沟村，掩映于千年枣园的深处。独特的自然景观、传承久远的村落形貌，使这里大得依山傍水之灵秀。每当旭日东升，河面波光粼粼，氤氲的水汽便会弥漫山谷。每逢黄昏将近，群山布满晚霞，窑洞的炊烟又会随风升腾。如是这般的日出日落，记录着乡村时间的刻度，承载着村落的岁月流年。古朴静谧的村庄就这样在村口金狮山和银象山的守护下，恰似神仙居所，宛如世外桃源。

一项中国发明是如何影响并改变世界的？为何其传播与世界三大宗教的发展互为因果？其表面又何以凝结了人类重要的理念？ 纸在中国汉代的宫廷里改良，为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追溯了这项发明的跨时空旅程，故事从西域的佛经翻译者开始，穿越中东阿拔斯王朝的知识世界，最终来到欧洲伏案工作的宗教改革家和近代科学家面前。作者旁及历史文化的点点滴滴，更饶有兴趣地描写了那些携带纸张、在丝绸之路上络绎于途的信徒和商人。正是因为纸，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成为可能，进而打开了曾经长期关闭的各种可能性，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历史的走向。

《中国文化常识3》全面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包括思想、艺术、文学、日常生活、传说故事、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文风通俗易懂，知识全面，结合精美的插图，既可以作为休闲读物，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案头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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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朱幼棣先生在20世纪末的数年里完成的旅行文集。他在各地任职、考察期间，走过无数的古道、边关和古城。当熟悉的地名从历史的尘埃中款款而至，那些大漠孤烟的景致、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瑰丽浪漫的传说、人与自然相处的悲与乐统统化为笔下的文字。

本书旁征博引，论证了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碰撞并影响中国的历史，时间跨度从宋、元朝到20世纪30年代，范围涉及政治、宗教、思想、经济、文化、科学诸领域。其中既叙述了西方在诸方面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也记录了西方与中国的正常交往，既提到了西方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恶果，也没有回避这种侵略和渗透给近代中国各方面带来的一系列有益的变化。本书以史实为主，叙述客观，脉络清晰。

《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百年前有代表性的建筑、石窟等文化史迹的大型图录。这部由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通过实地考察和史料钩稽编撰而成的巨著，是日本学界对近代中国系统调查的图像资料中最有影响力的图书。1918年至1924年，常盘大定、关野贞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的粤、苏、浙、鲁、晋、陕等地从事文化史迹调查工作。借助照片、图解和文字，他们记录了晚清民初中国文化遗迹保存与变化的实况，为当时的中国学界，展现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成果，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在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的主持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组织完成了全书的翻译、踏查和校订工作。上海辞书出版社根据社藏的法藏馆1939—1941年日文初版原著，与上海雅昌通力合作，完成了近3000幅图照的修复工作。图版按大八开高清仿真影印，并照原书形制手工制作函盒及瓦楞纸盒，最大限度保留原书风貌。“全译本”包括图版及解说十二卷、踏查校记一卷，全套十三卷（三箱装）。此为限量“典藏版”，仅180套（附编号藏书票）。

朱幼棣先生出身书法世家，本书从书法的本质入手，谈执笔、运笔、临摹、书体的演变、书风的流变，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从千年书法时间与历史的高度，纵谈古今名家佳作，求学书之正道。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从唐代到清末，存在了1000多年。由私人或官府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创办，延请有学问者讲学，大多采取个别钻研与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以时议政论，对当地教育和学术思想发展有一定影响。天水古称秦州，为“三陇人文蔚萃之区”，但清朝初年文风衰弱，顺治年间，秦州因科第不兴，地方官将原因归结为风水使然，修建了垂青楼、魁星阁，用以培植风水。“自康熙丁酉（1717年）举二人后，已阅四纪，乃无一焉”。一纪为12年，四纪近半个世纪，竟无一人中举，文风之荒落，可见一斑。乾隆之后，随着书院的兴起，这一状况有了改观。有清一代，秦州建有两所书院：天水书院和陇南书院。天水书院旧为汉阳书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州费廷珍创设，是清代秦州州立书院。陇南书院是清光绪二年（1876年）分巡巩秦阶道董文涣创立。同治、光绪两朝，王权、任其昌先后主讲天水、陇南两书院，遂使当地文风鹊起，为清末民国的秦州地区培养了一个优秀的进士群体。进士既能出仕为宦，退职后回归故里，又以士绅的身份参与地方社会建设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一生不失“士”的身份课徒教子、著书立说，使秦州形成科第联翩的兴盛局面。清代，甘肃各县（州）进士人数以皋兰为*，进士数为48名；次为武威，进士数为42名；再次就是秦州。光绪朝，三地排名发生了变化，秦州进士人数远远超过武威（7名），仅次于皋兰（29名）。光绪六年（庚辰）及十二年（甲戌）两科会试，秦州共考中8名进士，国内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