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开阔的视野与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从总论、流派作家群论和作家论三个层面，建立具有立体感和动态发展过程感的文学史框架。全书系统深入地梳理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文学观念、思潮、流派和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复杂联系，分章节论述的作家110人，涉及作家600余人，评述作品2000余种。书中高度评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主潮意义，重评和发掘了大量的艺术的个性的作家，关于抗战时期沧陷区文学、华南文学、台湾和香港文学、以及章回体旧派小说的研究，也弥补了以往文学史结构的缺陷和空白。本书被国内外一批著名大学列为数学用书和研究生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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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监狱学自清末由日本移植而入，与西法东渐的过程相一致。作为近代中国法律制度革新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狱制改良，由于无法从古代中国的律学传统中，直接鉴取有效的知识资源以满足改良的需要，于是，继受和移植西方监狱学成为中国现代监狱学得以产生的合理途径。从清末以后百余年来中国学术所受外部影响而言，谓中国监狱学经历了“以日为师”、“以俄为师”和“以美为师”三个不同阶段或许大体不差。此一过程既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共同经历的知识命运，也积淀了各个不同的学术经验与教训。据我所知，迄至目前为止，我国法史学研究领域虽有若干“中国监狱制度史”的系统研究成果，但尚无以“中国监狱学术史”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专门成果。<

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现代口述史学，而在我国口述史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新兴学科。本次高级论坛还分别举行了学术演讲会和学术讨论会。在学术演讲会上，虞和平、步平、王合忠、周新国、谭继和、姚力等进行了学术演讲。张宪文、崔之清、朱汉国、朱元石、庄建平等对中国大陆口述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并交流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工作经验；讨论了有关口述史的基本概念问题和开展口述史的工作规范、标准、原则；论坛还对口述史学的学科分类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作为中国文化史学会的一个二级学会，通过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有关领导机构及其工作班子，它必须有力推动中国大陆口述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发展及其学科建设。<

在1864年的日本内瓦公约制定之前，各国军队医务部门及其设施等均采用不同颜色的旗作为标志，但这得不到法律保护。鉴于此，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们提出要规定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应该是式样简单、易于识别，为大家普遍接受并且受法律保护。在1864年8月，由瑞士和法国联合召开的有12名特命全权代表参加的日内瓦外交会议签署了《关于改善战地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所有国家都使用白底红十字标志。采用这一与瑞士国旗颜色恰好相反的标志是为了向红十字运动发祥地瑞士表示敬意。它是为战时医疗与求助活动人员的设施而确定的保护性标志，标志的使用长期被国际承认并具有法律效力。但在1876年爆发的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土耳其声明，红十字标志有违该国士兵的宗教信仰，它宣称将采用红新月标志来标明自己的救护车辆，但它仍然尊重保护敌方救护车辆的红十字标志。虽然使用这两种标志会造成混乱，但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建议在交战期间暂时接受红新月标志。到了1899年，红十字标志的统一性又受到另一次挑战，即伊朗提议另用红狮日作为标志。基于上述这些不同情况，于1929年外交会议通过的日内瓦公约明确重申红十字标志不具有宗教性；同时红新月和红狮日标志也被正式承认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志。然而到1979年，伊朗宣布废止红狮日标志而代之以红新月标志。最后于198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5届红十字国际会议上，红十字与红新月在新章程中取得了同等资格，成为军队医务部门的特定标志，也是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专用标志。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唯一可以同时使用这两个标志的组织，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继续使用红十字为其唯一的标志；而各国的国家红十字会则必须在红十字标志和红新月标志二者中选择其一。世界上除少数国家如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及一些阿拉伯国家使用红新月标志外，其余绝大多数国家都使用红十字标志。中国红十字会从成立至今一直使用红十字标志。

本套丛书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来自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和专业研究人员。这套丛书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用活泼生动的叙述方式展现历史；其文其字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帝王、王后们生活在高墙大院的禁中，普通的人们很难接近。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小，他们为国家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为了王权而发生的权力争斗，他们生活上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我们只能通过几本正史去了解。我们对帝王们充满着新奇的心理想要去了解他们，我们不能圆于古代几个编史书的人的观念去理解帝王们的所有举动。拨过历史烟云，我们发现帝王和王后们也是一些有血有肉有灵魂动感情的生灵，在神圣的光环下被遮盖住的音容笑貌原来也是多彩多姿。尽管时代的久远影响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产生了一团又一团的历史迷雾。

袁世凯其人，人民从教科书、小说和传说等不同渠道熟知了他。不过，成就并不一定全是事实。奔书向读者展示各个时期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不同侧面。作者笔下的袁世凯，不臆断，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一个历史的人。本书前言近百年来，袁世凯是国人最熟知的反面历史人物之一。而且，对其人其事的论定，从史籍到小说家言，还有着颇为一致的成说和共识。早在袁世凯生前，人们就论定他"不学有术"。他既无中学根柢，又乏西学素养；既无深厚家学渊源，又无文治武功的殊勋做资本，以一介不文不武的世家子弟，脱颖而出，超迈了前辈和同辈而权倾朝野，而位极人臣，而举国一致尊为共和国大总统，而登大宝称皇帝。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背叛了大清王朝，再以大总统身份背叛了共和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的一个政坛枭强。而在其身后，中国的社会形态、政治形态、观念形态，所有的价值取向都在迅速改变，各种社会势力都不认同袁世凯，从而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对其人其事做出不同的介说，那是自然而且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历史之树之所以长青，永远保持其深邃的诱人魅力，长荣不枯，就在于真实。真实是历史的基石。失去真实的史实，一切成说、定论，乃至准则，只能是无根的造虚，都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无论是以治史为职业，或是借历史求知，都应该力求使自己的认识接近史实。即使对于"反面"人物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能例外。现在，袁世凯时代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那些影响人们进行客观历史判断的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开始逐渐淡去，经过第一手史料的广泛发掘和刊布，史学工作者的细心研究和缜密考辨，人们惊诧地发现，许多几乎已经成为国人常识的成说，竟然并无准确的史实依据。撷其要者，例如，慈禧太后戊戌政变的发动，并不是起于袁世凯的告密。又如，李鸿章辞世，并没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这句名言的遗折或遗片。再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危难之际，清廷下诏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并没有乘机伙同徐世昌在洹上密谋，提出以攘夺清政府军政大权为中心内容的六项条件，要挟清廷，作为重新出山的筹码。而是颇为顺利地应诏拜折复出。他提出了八项要求，都是作为前线军事统帅所必须，而无涉及中央政权的内容。等等。我国悠久而发达的、优秀的史学传统，也有其弊病的一面。人治社会的传统，让史学过分张扬了维护道义和喻世的作用，对反面的人物及其所为之事，大都往往仅从其道德品质去追索，甚至有意无意之中，为揭其丑而夸大其恶。在鬼化其面貌之同时，却又神化了其能量。最终，既遮盖了其本来面貌，也妨碍了人们对其周围人物、所在社会的认识。袁世凯可谓典型一例。古往今来，反面人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他们大张挞伐痛骂一通，并非难事。但要深刻揭示并批判这种存在，却非易易。袁世凯的传世遗文在千万字以上（当然，其所说并非全是真话），笔者撷取其鲜为人知的书牍约百件，略作引申评述，各自独立成篇，仅只偶有呼应，自然不能成为结构严谨的一本史书，但期体察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不臆断，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对其是非得失，不作隔阂肤廓之论，向读者历史地展示袁世凯一生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不同侧面，则庶几矣。

《清代民间婚书研究》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之一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松义、定宜庄先生编撰。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清代婚姻史、妇女史 以及民间婚姻关系的 成果和体会总结 。 婚书是婚姻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它为我们展现的婚姻各方之间、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 真实关系，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难以具体地和系统地领悟到的。 从现有资料显示，民间婚书最早起源于唐代。早期的婚书在行文中不乏套语虚词，及至清代这种情况越来越趋简化了，尤其是契约式婚书，往往一开始就直入正题，显示人们对于 婚姻从注重形式向更重实质的转变。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化，婚姻关系中也出版现了许多以往不见或少见的现象 ，凸显了清代婚姻关系中“利”的因素不断膨胀、妇女地位随之低下化的特点。清代婚书种类繁多且真伪羼杂 ，但从历史的纵向观察，婚书的主要内容与形式还是基本不变的。 该书利用的婚书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实物，有些在今天已堪称文物，这些真实的婚书契约给予我们许多仅凭文字难以得到的信息。二、官方案卷，官府在审理有关民事与刑事案件时，当事人作为证据呈缴并附于卷宗末页的婚书实物或抄件。三、各种形式的契例，也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开写不同类型婚书的范式。需要强调的是，婚书作为一种特别的史料，必须与有关历史背景相互援引参照，才能凸显其意义和价值，进而扩大和深化研究的内容，所以作者在编撰本书时参考利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有关清朝典章制度与法律条文的史籍，以郑重探讨婚书在社会生活与司法实践中所起的作用。

中国这片土壤，是否适应于福音生长？基督教在西方，是一种“草根”宗教，到中国，却一再周旋在上层社会、外族人群，飞絮般地飘落中华，又飞絮般地零落……本书作者是才子型的学者，这本书用文学化、传记化的手法将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三次入华传教的历史写的趣味盎然。基督教入华，早期经历了三次浪潮。唐贞观九年阿罗本将景教传入东土，曾经有两个世纪的繁荣。然而，孟德•高维奴1294年到北京，却发现“中国这些地区从未来过任何一个使徒或使徒的弟子”。元代天主教、景教活跃一时，过后却无声无息，二百年后耶稣会士再度到中国，巴瑞托修士感叹“中国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创造了基督教入华传教的一段蜜月，雍正禁教后，一切努力荡然无存。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它所讨论的问题是学术的，但讨论的方式却有文化随笔色彩。讲究可读性，将读者设定为关心文化问题、有一定修养的非专业性读者。

商务印书馆是一棵百年的大树，是一本厚重的大书。无论从近代文化史还是从近代出版史上讲，商务印书馆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近年来，来界开始重新审视商务印书馆，是应有之义。1999年，史春风同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人好学，文笔也很好。她跟我商量学位论文的选题，最终便是确定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学术界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尽管已有了一些成果，但史春风同志的论文另辟蹊径，其取角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她将商务印书馆置于近代中西文化冲撞交融的历史过程中，作长时段和系统的考察，集中探讨了自己崛起与发展，尤其是与近代政治思潮、近代中西文化、近代教育和近代文化名人等多方面的关系，提供了不少独立的见解，有助使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乃至近代文化史的认识。作者注意广泛收集资料，并利用在北京的有利条件，走访了商务印馆的老人，从而使自己的论文有着坚实的史料基础。本书是她在教书之余，将博士学位论文作了进一步充实的结果，学术研究无止境。史春风同志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相信她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本书为北京市社科基金资助出版物，作者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进行了追述可考证，澄清了许多历史问题，尤其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关系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