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为探索和积累经验，扬州提出以“双东”作为古城保护的实验区，先行一步。这样一双东一就作为一个专用名词频频出现在老百姓的口头上、报纸上的图文并茂中和政府文件的字里行间，令大众耳熟能详了。一双东一是东关街、东圈门的简称。其地域范围东起泰州路西至国庆路，北从盐阜路南达文昌中路这一范围内，以东关街、东圈门及三祝庵街、地官第这两条横向轴线里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民居、街巷等。它的全称是“东关街历史保护街区及东圈门片”。

犹太民族是人类社会一个古老独特的民族，犹太文化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自犹太民族走进历史以来，其创造的独特文化逐步发展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文化，对世界文明，特别是对西方社会和生活产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影响。从纵向看，犹太闻名在两千年前的世界之初孕育了基督教，确立了犹太民族首创的一神思想在社会的主导地位；到了14、15世纪，又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起到了中介作用；当近代来临时又为资本主义的到来，特别是现代金融业、新闻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横向看，犹太文明藉着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的散居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对当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了解和认识犹太文化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犹太文化史（第2版）》是一部以尽可能全面和扼要的方式介绍和评价犹太文化内容的书籍，通过一种能够在尽可能广泛的读者中引起兴趣，激励他们产生进一步阅读愿望的方式，展示过去的四千年中在犹太民族中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与文化成就，是人们了解和认识犹太文化的基本读本。全面的梳理、系统的介绍、独特的视野、客观的评说、丰富的视觉资料成为《《犹太文化史（第2版）》》的基本特色。

清初，清政府将满族的衣冠、饮食制度等推行全国，导致满族的梳发、长袍、马褂、马甲等在全国流行，满族的文化风尚融入中华文化的血液；清末，洋布、洋车、洋灯、洋火、洋油等洋玩意儿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中华时尚文化又融入了西方文化的元素。民国时期，穿西装、着旗袍、照相、跳舞、拉洋片、看电影等成为社会时髦。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用中山装、人民装、布拉吉、列宁装、绿军服等演绎自己心目中的时尚美；1980年代以后，卡拉OK、迪斯科、牛仔裤、喇叭裤风靡全国。

货币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产生的。作为交易媒介，货币节约了人们花在商品和劳务交易上的时间，提高了经济效率，强化了社会分工，降低了交易成本；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减少了需要考虑的价格数目；货币的贮藏功能又使人们能够将收入时间与消费时间相分离。不仅如此，从早期的金属称量货币到后来的纸币，货币上的文字、图案乃至货币本身都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货币文化史》即从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发行人民币为止，全面介绍我国货币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货币文化交流。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不同的时代流行不同的时尚，不同的时尚成就不同的物质文化形态。《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通过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珍贵图片，对宋元明时期的时尚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翔实阐释，既有市井平民吃穿住行玩的流行时尚，也有文人雅士、达官贵人追求的各种时髦雅好；既有形而下的各种物件摆设，也有形而上的精神享受。通过一个个具有代表性的时尚亮点，精心勾勒了一幅宋元明时期社会风尚的全景画卷。《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为中国时尚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立论公允，资料翔实，文字简洁精当。图片多为最接近历史原生态的影像资料，其作为影像史料的合理使用，是《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一个显著特色。

《印度文化简史》主要介绍：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从而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由于种种原因，印度各地区在历史、文化、宗教和风俗等方面都有所差别，有的甚至完全不同。《印度文化简史》介绍了印度文明的起源，以及宗教、艺术、文化的形成及发展情况，包括近代受西方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些情况。除了介绍了印度整体的概况之外，《印度文化简史》还介绍了印度各邦的一些具体情况。《印度文化简史》还简述了中国和印度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印度文化简史》深入浅出，知识性和故事性较强，有些材料是第一次出现，已引起了印度学者的高度重视。

《新文化史》（作者林·亨特）是一本道上后学为祝贺开山祖师娜塔莉·泽蒙·戴维的学术成就而编撰的论文集。《新文化史》分成前后两部分：“ 第一部分”以批判和欣赏的双重眼光省视现行的文化史模式；“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则是关于当前进行中的新类型研究案例。在这些文章里，读者几乎看不到有关社会学式的理论化，因为新文化史已将社会学理论从历史研究中剔除。现在，取代社会学而具影响力的学科是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亦即从事新文化史工作的学者优先选择文学批评和人类学为其盟友；新文化史学者的史学作品也强烈透露出“叙述史学”的写作倾向。

《中国游民文化小史》所论述的游民文化在当前的学术界还是一个新的问题，虽然游民和游民文化这些概念，早在20世纪初杜亚泉先生就在《东方杂志》著文——《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1919年）就提到讨。

《中国古代的君子文化》主要讲了：中国古代的君子文化，源远流长，影响至深至远。中国的君子文化创始于《周易》，形成于《论语》，提高于《孟子》、《苟子》。《周易》以天地为参照，提出了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君子以厚德载物两个基本概念，并且围绕这两个基本概念，确立了君子文化的基本框架。孔子对于君子文化的重大贡献，是在《周易》的基础上，大大地扩展和丰富了君子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论语》确立了君子文化的基本规范，使君子文化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基础。中国的君子文化形成于《论语》。《大学》、《中庸》又对君子文化的思想涵义和理论意义作了重要阐发。《大学》侧重于君子修养方面，《中庸》侧重于君子境界方面。

清代经学可以说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后的阶段，在此发展的最后阶段同样培养造就了许多彪炳千秋的大学者和大思想家，姜广辉编著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4卷）（套装上下册）》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清代对儒家经典的认识，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以及“清代经学”的发展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