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写下大量的论著。 本书收录了吕思勉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论著，共计九种：《医籍知津》、《群经概要》、《经子解题》、《中国文化史六讲》、《理学纲要》、《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艺术、风土民俗、科学技术等有极多的联系。帝王用丝绸彰显其权威，百官用丝绸标识其等级；文人写下咏叹丝绸的诗词，画家在丝绸制成的绢帛上泼墨挥洒；老百姓向各路蚕神祭祀，祈求蚕丝丰产，而朝廷则下达课劝蚕桑的政令，并以此来评价地方官的政绩。从卵到蛾，蚕的一生何其短也；从栽桑到成衣，丝绸的产业链又何其长也。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丝的漂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仍然伟大，也会因此减少了许多缤纷的色彩。《中国丝绸文化史》以时间为序，为大家详细讲述了中国的丝绸文化史，包括远古时代的丝绸、秦汉时期的丝绸、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宋辽金时期的丝绸、20世纪的丝绸等内容。

“一个国家、民族的品格，是其文化的外化。近百年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借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使很多人心中的传统文化已失去了本来的面貌。”有感于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以50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为底蕴，厚积薄发，用平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详细梳理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与体系，引导读者去关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去发现中国文化内在的品格与精神。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国iE在和平崛起，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的从容与独立？这就脱不开作为支撑的中国文化。肯定中国的品格，我们才能获得做人的自信、经济的自信和国家的自信！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人皇”时代，巴蜀文明虽已起步，蚕丛鱼凫，开国史迹终觉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赖巴蜀考古使蜀史初曙。文明发端五千年，有宝墩文化揭开面纱三星堆遗址初露真窑，金沙宝地再现奇珍青铜立人，纵目面具，瑰异谲诡；象牙玉琮，通天神树，驰骋幻梦。此实乃古蜀文明重仙化、重神器特征的体现，与中原文明重礼制、重礼器特色迥异。太阳神鸟，再现华夏族太阳神崇拜形象，显示蜀人奇幻的文化想象力。上古之都，凸显长江流域上游古文明中心，展演出多元一体的中华大文化黄河与长江两条王体文化龙的雄姿。

《国学概论》共分三编：绪论一编，先将国学定义、范围、分类等叙明，次述研究国学应抱之态度及其效用；第二编详列研究国学方法；第三编汇集研究国学应具之各种学科；唤起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国学概论》原为高中文科讲义，故可为高中各级学生教本。一般喜研究国学者，也可为自修或参考之用。

《闲说中国人》选录了几乎所有描写地域文化的佳作名篇，商人经商用得到它，自省反思可以阅读它，闲聊瞎侃可以说起它，是每个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地域文化号与性格的最佳读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地理环境、物候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就造成了个性有所差异的“地域人”。每种地域人性格都有其短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神灵的崇拜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从内容看，自然界的山水与天地，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神灵崇拜无处不在；从传播看，文字记载，图像描绘，口头传说，神灵崇拜各体皆载。

《中国文化遗产词典》编写过程中根据国务院、国家文物局、新华社发布的中国文化遗产相关信息，参考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文物报社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通览》，并得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首都图书馆等单位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特表深深的谢意。本词典词条释文的编写中，对一些文化遗产的学术价值的评论，迄今尚无共识的只作客观介绍，而文字力求简明扼要，内容准确，言之有物。

作者吸收了前人积累的成果，又进一步广搜博录，编为《敦煌大事记》，扼要记述了两千多年来敦煌累累发生的大事要事。资料之丰富堪称空前，佳惠于学林者何可指限。虽未敢侈言为敦煌两千年史之大纲，庶不失为敦煌两千年史之筋骨，不仅为研治敦煌史者提供考证之渊薮，且为日后编撰敦煌通史提供了足资汲取的“长编”。

文化史年表与一般的大事年表都会碰到长时段事项的系年问题。大事年表因偏重政治史，其长时段事件多具有相对的系年可分割性，故在相关年份下依次记述，行文不会给人以破碎割裂之感。文化史年表则不同，一方面，文化现象的长时段性远比政治事件为多，另一方面，长时段的文化现象演进缓慢，后朝与前朝相比，往往是小有变化而大体相近，系年显然不适宜于过分细碎。《年表》对个别过程复杂、头绪纷繁的长时段文化事项也参照一般大事年表的做法予以分别系年，例如就清修《四库全书》而言，对开馆（1773年）、查毁书目（1775年、1776年、1780年）、编成《四库全书荟要》（1778年）、全书修成（1782年）等条逐次系年。但对内涵较单一、变化不显著的长时段的文化事项，《年表》并不蹈袭一般大事年表系年的旧轨，而是作了多方面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