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与文化》是关于研究台湾文化史的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寻根探源——史前文化与早期居民；漂洋过海——历史上两岸往来；群魔乱舞——西方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风云变幻——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九州方圆——康熙统一台湾；天翻地覆——台湾建省与近代化；暗无天日——日据时期的台湾；云开雾散——抗战胜利与台湾回归；岁月如歌——台湾文学的风韵等等。

在这部《中国思想小史》中，他极力地把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连接起来，从古代一直叙述到当下。例如在第二十章中，他对刚刚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有他相当独特的评价。当然，他首先还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在他的总结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他认为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及《甲寅杂志》。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似乎与我们现在的常识相去太远，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理解？他很坦率地说，这是因为章对新文化“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于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但是，尽管当时看起来梁启超从社会改造人手的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也跟着梁启超的思路走，然而，章士钊却主张从政治人手，看上去似乎很失败，但是，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应当注意的恰恰是章士钊和《甲寅》给新文化运动预备下的几个基础：一是理想的鼓吹；二是逻辑的文章；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的意义；四是正确的翻译；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而后来《新青年》的作者，恰恰多是《甲寅》的作者。当然，他们打倒孔家店和主张白话的激烈思路，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得人们很容易把新文化运动归功于他们，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要溯源的话，则应当看到章士钊和《甲寅》的位置。这一判断当然与他的立场有关，他觉得，新文化运动虽然很可爱，但是它的问题是，“内容上是非常幼稚浅薄的，他们的论断态度大半毗于武断”。今天看来，常氏建立这一思想史的书写脉络，一是要从历史上溯源，思想史要追寻真正的来龙去脉，发现“起于青萍之末”的端倪，一是希望表达他对当下的文化运动的态度，他觉得，需要的不是破坏式的激进，而是建设性的温和。在思想的历史研究中，他带入了对当下的思索。《中国思想小史》，既显露了他的思想才华，也暴露了他学术缺陷。这部书，不能算名著，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就是这一页中也许包含了很特别的意味。

《敦煌人物志》共收录和敦煌有关的古代和近现代人物近500位，包括名臣武将、文人学者、高僧大德以及能工巧匠等，旨在反映敦煌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元代文化史》对元代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对元代文化的总体评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现在问世的断代文化史，大体都是先讲该朝代的历史发展过程，然后分别叙述各个文化门类（文学、史学、哲学等）的状况，往往令人有将政治与文化割裂之感。对于元代文化，历来评价不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元代社会黑暗、元代文化衰敝之说流行，很多人认为除元曲之外，元代文化几无可取之处。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元代文化的评价逐渐发生变化。但和其他朝代相比，元代文化史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一部全面论述元代文化的专门著作，和其他朝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元代文化史》则将元代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先讲政治状况，然后再叙述该阶段各种文化现象，将政治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出政治变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断代的文化史著作，都以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而《元代文化史》既认真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同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独立见解。可以相信，《元代文化史》的出版，必将对元代文化、元代社会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起积极的作用。

《客家文化史（套装上下卷）》以客家数次迁徙的文化发展史为主线展开阐述，内容包括客家前史——世界民族大迁徙的东方部分，客家古史——切点上争得的独立发展，客家血史——从自在到自为的崛起，客家的跨文化传播。并对客家迁徙路线及客属地的人文历史地理、客家家族的历史渊源及其教育文化传统、客家海外迁徙史、客家方言史、客家思想史、客家艺术史等均有论述，有不少新的创见与精辟的阐释。《客家文化史（套装上下卷）》可作为客家学研究者、相关专业师生的科研读物，也可供广大客籍人士阅读。

这部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得到校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校外专家在审阅此文时评价说：“文中对孙氏《集解》和朱氏《训纂》的注释特点，包括其学术渊源和影响等，都进行了全面的考述，诸多观点都能成一家之言。这是将诠释学的理论引入经典诠释领域研究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本论文的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文章既把义理与考据两种经典诠释的策略放在广阔的学术史背景下进行宏观的观察，又对《礼记集解》、《礼记训纂》这两种诠释经典的名著作详细的阐释，作微观的考索。全文胜义纷纭，立论稳健，求证细心，结论公允。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有时代的责任感，面对经典失去经典的地位如何诠释经典这个大命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在比较两部诠释书的特点，两种治学方法，两种诠释策略，而是关注着文化传统的延续、思想系统的重构等更大的问题，这在当今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书结构谨严，文笔优美。”校外专家的评审意见有鼓励作者的意思，但我不认为是溢美之词。究竟这部著作的价值如何，得失如何，我相信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毋庸我赘言。我也期待学界同仁对这部著作的不足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以便她将来再版时修订。

研究古代中印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东南亚地区在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是中外关系史和东南亚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第一部分通过对早期东南亚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探讨了东南亚文化的独特性。第二部分探讨了7世纪前“怫教入华与东南亚”的相关问题。第三部分论述了7世纪前中国与东南亚问的主要交通线。

作者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4657部队农场接受短期“再教育”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大兴县庞各庄中学教书；1977年调到北京市大兴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87年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编辑、副编审、编审，直至2006年6月退休。　在近四十年工作期间，作者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一些文史小品，陆陆续续发表在报刊上。《文史趣谈》即是将这些作品集结出版。

本丛书是一套精心雕琢的名家小书，又是一部匠心独具的文化简史。以“雅风美俗”为血脉，以历代民俗、文风、典制、艺文和经子等为筋骨，形塑了一幕幕精神高华、感性绚烂的人生样态和艺术世界。从秦汉的青铜车马、弦歌斧钺，到魏晋的羁旅宴游、清谈品茗，无不气韵深长，情思丰茂。从唐宋的诗文唱酬、山水风物，到明清的残阳晚景、伏流奔莽，无不生气盎然，历历如绘。五千年的文化旅程渗透出的雅风美俗，拥之入怀，化之于心，俯仰之间，风华尽览。

阅读不仅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和文化发展的希望，也是新闻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韵基础。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新闻出版业的发展离不开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只有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才能使新闻出版业成为真正的朝阳产业。我国已经步入世界出版大国，每年出版的图书近28万种，阅读资源丰富多彩。面对这些丰厚的文化资源和良好的阅读条件，如果社会上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传统文化流失，文化资源浪费，必将影响到新闻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打造更多高质量的内容丰富、雅俗共赏的阅读精品，我们通过多种途径，调整和优化出版物产品结构，构建和谐、合理、科学的产业格局，实现在文化精品、知识体系、理论基础、科学研究、大众文化、时尚文化、网络文化等方面分层次地针对不同受众，沿着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发展路径，推进国民阅读水平的整体协调发展。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实施重大出版工程和精品战略，实现了我国图书市场由“书荒”向“书海”的演变，读者从“买书难”向“选书难”的演变，全世界的畅销书在中国的市场上都随处可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阅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