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云南近代文化史的论述起于 1840 年，终于 1949年，又分为两个时期：晚清（1840—1911），民国（1912—1949），以“三迤文化的星光”“滇云文化的辉煌”概之。将晚清民国时期云南的社会文化、教育文化、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学术文化等诸多部分囊括其中，对我国云南在近代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下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的介绍，从中可见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中，云南在社会、文化方面的转型与发展。 星光到辉煌，发展与嬗变，近代云南文化的突变性与多样性不断呈现，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书是骆玉明教授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所设《世说新语》精读课的内容集结，从魏晋时代的历史背景切入，深度分析《世说新语》所勾勒的文化世界。全书共分13章，亦为作者解读《世说新语》的13个侧面，其中包括彼时皇权与士权的关系、英雄与名士的异同、名教与自然的分疏、庄子哲学对时人的影响、药和酒的文化、清谈的风气、士人的理想人格、士族的婚姻家庭及女性的风采，等等。还原了《世说新语》及其时代政治结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诸多面相，让我们了解到古代精英们在烽火连天、负重前行的年月里，如何彰显与把握人性的觉醒和自在生命的大智慧。

《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收录了吕思勉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论著，共计九种：《医籍知津》、《群经概要》、《经子解题》、《中国文化史六讲》、《理学纲要》、《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其包罗之广，充分体现了先生“博通”的特点。然而“博通”之外，更有“执微”，《九种》中又多见精于文本细读、校勘训诂之处，更不乏先生的独到见解。

《燕赵文化研究》由河北大学文学院主办。本刊在服务河北大学“燕赵文化学科群”建设的基础上，秉承校训“实事求是”之精神，推动燕赵地域文化研究，进而弘扬和发展燕赵传统文化精神，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雄安新区文化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智力及精神支持。 作为文学院主办的刊物，本刊将以文学等人文学科研究为基础，开设地域文化研究、域外博览、语言研究、莲池书苑、名家访谈等栏目，重点刊登体现燕赵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和反映燕赵传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的学术论文、报告、评论、随笔和访谈录等。此外，本刊计划不定期期发表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长篇论文或学术访谈（2—4万字），以满足部分作者的学术需求，并使之成为本刊特色之一。 《燕赵文化研究》将采用责任编辑初审、外部专家评审、学术委员会会审的评审机制，严格把关学术质量和政治内容。

激昂奋进的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实的基石。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既是对革命历史的尊重，也是对革命精神的自信，更是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继承与弘扬：新时代革命文化研究》为文化自信研究丛书中的一本，系统梳理了革命文化的基本内涵、生成基础、主要构成、功能指向及当代价值，探讨了新时代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的路径，并对广东省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的举措进行经验总结。《继承与弘扬：新时代革命文化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当前深入学习理解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读本。

“经”原先只是指代一种纺织工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其逐渐变成了唯指孔子亲授的儒家五经的专称。朱先生认为，自独尊儒术，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便以学随术变为主导取向。所谓“学随术变”即司马迁首先揭示的“以经术缘饰吏治”，据经传释义争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朱先生治学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追求多角度审视历史，尽力还原其真实性，本书正是朱先生据自己的观察，为经学史提供的一种全新视角。

《橄榄集：商务印书馆研究及其他》柳和城先生近二三十年的出版史研究文集。内容涉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活动与出版物研究，以及张元济、夏瑞芳、王云五、高梦旦、孙毓修、丁榕、邝富灼、鲁迅等相关人物评述，兼及清末、民国上海出版业研究拾遗。或史料考释，或专题研讨，或商榷争鸣，或掌故钩沉，学术性与通俗性兼而有之。

我国汉唐文化博大、恢宏，具有开创性、多元性、包容性、辐射性、集大成性等诸多特点，与外部世界交流广泛，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的典范文化之一。《汉唐文化设计基因》主要围绕隐含在汉唐文化中的设计基因的提取与设计应用展开，在深入研究汉唐文化背景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感知相结合的方法，探究汉唐文化设计基因的形成脉络及其存在形式，找寻隐藏在背后的共性因子，构建汉唐文化设计基因提取方法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基于形状文法的汉唐文化设计基因应用方法。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汉唐文化设计基因存在形式调研与分析、汉唐文化设计基因提取方法研究、汉唐文化设计基因遗传及演化设计方法研究、基于形状文法的汉唐文化设计基因应用方法研究以及特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

本集刊自2015年改版后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方面的综合集刊，服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为语言文学方面的综合性学术集刊，收录的内容涉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各二级学科的内容，包括语言研究、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等）、文献学等，此外还有书评等内容。主要刊登中国语言、文学等各学科的新研究成果，旨在加强学术交流、展示前沿成果，推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发展。张新科（1959—），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委员，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赋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等。

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在哪里？在这部极为大胆的学术著作中，马丁？？贝尔纳挑战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的全部基础。他认为，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在于亚非语文化；但自18世纪以来，主要由于种族主义的原因，这些亚非语影响被系统地忽视、否认或压制了。流行的观点是，希腊文明是来自北方、充满活力的说印欧语的族群或雅利安人征服高度发展但势力薄弱的土著居民的结果。但贝尔纳论证，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根本不知道这一“雅利安模式”。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科学、哲学或宗教是原创的，而认为它们源自东方，尤其是埃及。《黑色雅典娜》卷二的研究对象是希腊文明起源的两种历史模式，这两种模式针锋相对。这一卷既上溯了埃及与黎凡特在青铜时代（公元前3400年—公元前1100年）接触交流的考古和文献证据，也包括埃及与爱琴海地区在该时代接触交流的考古和文献证据。这些证据得到了后来的希腊神话、传说、宗教膜拜和语言的补充。据此，贝尔纳则提出了修正的古代模式，以展示埃及文明在希腊文化和民族认同形成期间对爱琴海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比通常认为的更广泛、更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