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是做好博士论文极为重要的一步，先要了解这个课题在本学科研究中的意义，前人做过没有，做到什么程度，在资料的挖掘和理论的阐发上还有多少推进的空间，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做。

《灿烂中华文明：艺术卷》语言力求生动、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并以问答的形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生动有趣地为读者展示了中华艺术的概貌。在内容上注意把基础知识、分析鉴赏和艺术趣闻统一起来，并根据各门艺术的特点，分门别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框架。分成了音乐、戏曲、舞蹈、书法、绘画、石窟、工艺等几个章节，重点记叙了各类古今名家名作的创作、流传过程中的趣事逸闻、成书过程，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以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取胜。旨在激发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艺术修养，成为博学多闻的人。

本书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对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回答，用通俗易懂的语句对我国城市的起源、发展概况等相关问题作了解答，为让读者更好的了解我国灿烂的历史文明，在参考大量的相关历史文献以求“真”的基础上，尽量把内容写得生动一些，避免了上面所述的第一类书籍给广大社会读者带来的烦忧。同时在内容上、在深度上、在广度上又比第二类书籍更能满足读者们的要求。本书不但介绍了各大著名城市的概况、别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而且还适当添加了一些相关历史史实，这对增进读者对城市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本文从遵从史实的角度考虑保留了一些文言文，以便在说理论事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有根有据，如果读者文言功底不好或不感兴趣可以跳过不看，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本书并没有对我国现有城市作一一的介绍，而是做了一些分类，尽可能的把现有的特色城市、重要城市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由于字数上的限制，不可能把我国所有的大中小城市给读者一一介绍。在处理相类似的城市时，本文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出来作详细介绍而没有对每个城市都泛泛而谈。对于城市的分类目前仍是学者专家们争论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观点或者权威的分法。由于水平有限，我们分类方法也只是在他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而得出的，目的只有一个：想读者之所想，写读者之所需。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特别需指出的是，在对城市分类的时候出现了重叠，本文对此类问题主要是从侧重点不同方面考虑的。比如说西安既是“七大古都”之一，又是现代“十大行政中心城市”之一，本文对前者侧重于历史的角度，主要介绍西安在历史上作为都城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等；而对后者则从其行政中心的角度，着重介绍古都新貌。

正是隐士的独特身份，促使形成了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使得隐士和社会、会山林和庙堂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纠集之中。隐逸往往很少是人终其一生的行为，很多人都在仕进和隐逸的路上进进出出。所有形态的隐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把个人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对立起来。隐士往往都是个体感很强和原则性强很的人，因为这种强烈的个体感，使得他们无法委曲求全地融入到他们所不愿意融入的世界中去，同时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他们很清楚自己和那些安于现有的道德和政治秩序的人的不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孤独驱使他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本《蒙古族音乐史》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音乐通史。原书（蒙古文版）于1997年出版，共985页，47万多字。全书共三编，第一编：蒙古族形成以前的北方游牧民族音乐（史前至13世纪初）第二编：蒙元和北元时期音乐；第三编：清代及近代（1636－1912）蒙古族音乐。其内容不仅包括了蒙古族音乐从古代到近代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广泛涉及蒙古族历史和文学等相关内容。本书初译稿子1999年年末完成。在此期间，在不影响原稿整体内容的前提下，作者对某些章节内容进行了相关的删减和增补。原文多处引用《蒙古秘史》等蒙古文文献。对于这类引文，不敢贸然擅自翻译，直接引用了现成的汉译文，并在脚注中注明了其出处。为保持民族音乐术语的原有特色，对一些蒙古语名词术语直接进行了音译，并在脚注中注明了词义。

蔡尚思先生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撰写的《中国礼教思想史》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礼教思想的填补空白之作。《中国礼教思想史》取材庞杂，选取了自先秦至民国代表人物一百六十余名，逐一概述其思想特色及其在传统礼教史上的影响，立论有据，对于前人和旁人的研究，力避人云亦云，陈陈相因，而务求多提新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其中不少论述，一反传统观念，新人耳目。

这是一部以慈禧太后收藏宝物为题材的小说。它把小说中的慈禧太后，刻画成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尖酸刻薄，只贪图享受荣华富贵的人物。但在描写长春宫总管安德海时，不仅反映他在慈禧面前奴颜婢膝的一面，而且也反映他在朝廷及地方官员面前狐假虎威的一面，除此之外，还描写了他也有人性的一面。因此，颇具有看点。有兴趣的读者，不凡拿来随手翻翻。

《灿烂中华文明：俊杰卷》精选了从炎黄二帝至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俊杰，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广搜资料，几经修改，相信您读过此书后，会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涌现出的英雄才俊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任何一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特定时段内被保存和记录的文学的历史，某一时代所能保存和记录的文字数据，决定了这一时代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就两周时代的诗歌发展史而言，我们所能见到的诗歌数据，绝大部分就是通过《诗经》保存下来的。因此，通过《诗经》文本的形成过程，可以透视出两周时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在本书中，笔者试图通过考订两周时代诗歌作品的年代及其与礼乐制度的关系，把周代诗歌的创作结集还原为一种制度与文化的存在，将两周时代诗歌的发展历史与两周时代社会生活及其礼乐制度的发展过程结合起来，在周代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传世文籍与考古出土的金石简帛资料，参借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制度史等研究领域取得的新成果，来追索和复现诗文本产生、存在的历史真相。

该书中的文章，按其形式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单篇考证，另一类为一组考证；按其内容，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新做的考证（前人未做过的考证），另一类为重做的考证（前人虽做过考证而有疏误）。所谓一组考证，指对某一作家及其作品所作的单篇考证，有若干条，吴在庆教授将它们编排在一起。如《诗文人名及作年考辨》这部分，马戴四条为一组，赵嘏五条为一组，罗隐十条为一组。这对治文学史者的用处更大。单篇考证，好比一颗一颗珍珠，在各个角落里流光溢彩；一组考证，好比零散的珍珠穿成一朵一朵珠花，更为光彩夺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