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和其祖籍地即与侨乡的关系。华侨华人与侨乡互动关系的活跃以及它的功能发挥主要体现在侨乡社会转型期。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性的经济、文化模式的演进过程和结构设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的视角，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借鉴和吸收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运用丰富的档案、方志、族谱、文献、报刊和珍贵的田野调查资料，以个案泉州侨乡为例，具体考察和研究泉州籍华侨华人与泉州侨乡社会的互动关系，着重探讨和分析了华侨华人在侨乡社会转型期的功能和作用。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找到和揭示侨乡社会乃至中国社会变迁、走向现代化的另一重要变量和动力。全文除结语外，正文分七章，共计23万字。

《大国小城》是作者亲临云南、广西、江西、上海、江苏、湖南、海南、福建甚至境外进行学术考察时沿途所撰写的大文化散文。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舶来文化三者之间的融合和冲突入手，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前景进行了颇具价值的展望和反思。

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更加离不开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也更加离不开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中外历史学家的此次交流势必会对中外关系的健康积极发展有所裨益。本书是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的研究成果，共收入与会论文49篇，虽然由于学者身处不同环境，掌握的材料不同，观察的角度也不同，因而对同一历史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所不同，但也正是这样，碰撞出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更有助于读者全方位地深入了解某个历史事件。马克思说过，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不同民族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它的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中外历史学家们有责任加强相互交流，让中国更充分地了解当代世界的历史，也让世界更充分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这种交流有助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前进。

对江湖 庙堂与民命的历史考察，透析隐性社会的生存状态，破解皇权制度下的博弈格局！说皇帝：一个不灭的幽灵在游荡；说士节：人之尊严的受难史；说游侠：江湖子弟岁月老，新贵少年游侠忙；说招安：又一种搏命游戏；说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除了没做成皇帝外，韦小宝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七个如花似玉且死心塌地的老婆；只有皇上才可比拟的物质享受；朝廷上爵封一等鹿鼎公，江湖上是天地会的总舵主；同时还是少林寺的长老，神龙教的白龙使，韦小宝活出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说韦小宝从理论上说，还是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限制皇帝的。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监督，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嘛，当然要受到父亲的监督。然而“天何言哉”，天只能以出现灾害的方式示警，这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被弄成一个系统，也就是“天遣说”。另外还要受到“道统”的监督，汉代有些憨直的儒生以荷担道统自命，指斥皇帝，甚至认为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命，劝他下台，但最后皇帝没下台，儒生自己先没了脑袋。　——说皇帝·左手管住右手清代是士节的全面低落时期。君臣之间的隔阂外又增加了满汉之间的隔膜，所以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那些高官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自己是局外人，皇帝不是自己的亲娘老子；倒是一些没有功名、没有受过什么皇恩雨露的普通读书人，不知山高水深，把皇帝看成亲爹娘上书撒娇，反被杀头发配，鲁迅称之为“隔膜”。　——就士节·从张扬到堕落“顺民”、“暴民”都是不合格的公民，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专制制度、依附制度和暴力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设想，某一天真正实现了“法治”以后再来学做公民；当然也不是说，大家都成了拿到合格“毕业证书”的公民以后我们再来搞“法治”（有些官员就有这样想法：待老百姓都成为合格的公民以后，再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排好队来领取公民权利）。实现法治社会是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在这个渐进过程中从“臣民”转换成为公民。　——说暴民·暴君乃暴民之师

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做 “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 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这就是中共中央于1981 年6月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所谓“革命”一开始，就把中国投入到一片混乱和荒诞之中，好像把中国一下拖回到愚蠢、荒唐、野蛮、黑暗的封建王朝时代里去了，一切法纪秩序和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一切公认的是非标准完全颠倒，所有生产都几乎停顿下来，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所有的曾经出生人死战斗过的忠诚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全被打成反革命，许多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被抓被关，被批被斗，折磨得死去活来。多少革命元勋，封疆大吏，包括堂堂的国家主席和许多元帅，不明不白地死去。许多正直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弄到死无葬身之地。而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却窃夺国家大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一些跳梁小丑忽然加官晋爵，上蹿下跳，浑水摸鱼，胡作非为。多少悲剧、闹剧、笑剧一幕一幕地上演，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身不由己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每个人的灵魂都作了公开的展览。而这一切却都是以“文化大革命 ”的名义，在伟大领袖的亲自导演下上演的。这场悲剧直到他老人家撒手回天，“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才落下了帷幕。 本书正是一个亲身经受那场“大革命”洗礼的老干部所写的实录，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了当年他的所见、所受、所闻、所感，旨在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的悲剧的再发生。

凡国家大事，无不牵动民生民意；凡百姓生活，无不关系国情国运。《中国事典》以百姓的眼光观察天下大事，以国事的承重关注百姓生活。《中国事典》 A篇的主题是“国家大事与百姓息息相关”；B篇的主题则是“百姓生活也都是国家大事”。本书没有秘闻，没有奇谈，也不做“××大事件”之类的排行。一切平铺直叙，真真切切，让读者在热闹的喧嚣过后享受回味和思考的快感。一年之中，究竟有多少国家大事牵动百姓生活？又有多少百姓生活关系国情国运？本书以百姓眼光观察国家大事；以国事承重关注百姓生活。A篇主题：国家大事与百姓息息相关。从科学发展观到节约型社会，从先进性教育到取消农业税，从审计风暴到神六升空，从房地产涨价到松花江污染……无不需要百姓关注。B篇主题：百姓生活也都是国家大事。从火车票打折到规范物业收费，从油价上涨到油荒，从巴金辞世到年轻人过劳死，从高清电视之争到上调个税起征点，从教育乱收费到“高考移民”现象……动辄牵动总理情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着之可追。”《中国事典（2006）》把一年来的纷扰梳理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对经历者是珍藏册，对后来者是教科书，对研究者是文献库，对年轻人是知识源，对老年人是回忆录。其他都可忘却！唯此值得典藏！

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还有考证兼抒情的散文。其次，是文体的杂，既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如此，虽有趋附潮流的嫌疑，但是每幅彩图，都细心写了说明，释文以外，或对书画内容作一些解说，或对书画作者的故事做一点考证，或离开内容发几句感慨，总希望能在“看图说话”一类书中稍稍显得别致一点，庶几不致太招人厌。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的“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残局天下两个词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煮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但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在对西方失范理论进行系统疏理的基础上，予以新的诠释。将失范范畴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探讨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中失范的主要类型、特征、手段、策略及失范的机制。对社会转型前后两种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比较，通过对我国隐蔽性社会安排中有利于失范产生的条件的分析，阐述了失范机制产生的逻辑过程。指出失范矫治机制需要规范创新，建立失范矫治机制的前提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初步建构起失范范畴的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框架，为研究我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分析工具。

陈竺、陈赛娟两位院士是我国血液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类似的经历，共同的品质和性格，造就了这对医学界的伉俪。本书通过介绍陈竺、陈赛娟求学的曲折经历、创业的艰辛过程和为我国医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成绩等一个个生动的看似平凡实不平凡的事例，体现出新时期我国科学家朴实无华的人格魅力，强烈的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对科学不断追求、勇于探索的精神。他们独具新时期内涵的院士风采和绚丽人生，是年轻一代从成长走向成功的学习典范，将激励一大批莘莘学子成就事业。

本书以客观、翔实的史料记录了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期间，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开拓进取，为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反映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展示了江泽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智慧与风范。 序言 李肇星我第一次见到江主席，是在1989年的秋天。他在中南海会见外宾后，我作为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拿着写好的新闻吹风稿请他审批。他说：“你定吧，我不看了。”我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我第一次为小平同志会见外宾写吹风稿向他汇报时，他说：“这是你的事！我不管了。再见吧，不拉手了……”两位老领导，一样宽厚。只不过一位是四川口音，一位是江苏口音；一位告别时点点头，一位告别时握握手。真想不到历史在一些细节上也会有这样生动的相似之处。自那以后，如果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打比方，我作为下级，陪同江主席走的路何止万里，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学到的更不是通常读书所能得到的。打开这本书，我的思绪就像出闸的波涛，对人生的感悟也得到一次洗礼。祖国永恒人民至上出访途中，江主席不管是和往访国领导人正式会谈，还是与普通百姓交流，都会流露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乌克兰参观作家契诃夫故居时，他激动地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什么！”他多次引用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扬州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冢前的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数年后，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讲，引用了美国一位志士感人至深的话：“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我在现场暗暗感叹：我们先后两位最高领导在感情深处是如此息息相通啊！爱国是很具体的，体现在热爱人民上。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3名中国记者牺牲。我作为当时的驻美大使多次向美方转达的江主席的一句话是，中国虽然有12亿人，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美国人为之动容。一位病重的冰岛小姑娘的家人曾通过外交渠道请江主席找中国医生治病，江主席立即指示全力帮助。7年后，江主席对冰岛进行国事访问时会见了这位已经康复的姑娘。记者纷纷报道：中国元首温暖了冰岛。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全人类的进步相辅相成。江主席的辛劳和智慧，是为了中国更美好，为了世界更美好。登高望远卓然大度外交无小事，但外交有重点。历史地看，“弱国无外交”，但越是国家面临大的挑战，就越需要也越可能产生外交上的大手笔。江主席初到中央工作时，一些西方国家正对我国进行所谓“制裁”，我国对外工作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江主席从战略高度出发，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结交了许多朋友，逐步开创了外交新局面，为国家的稳定、繁荣和统一大业营造了越来越好的外部环境。从1989年到2002年，江主席出访了70多个国家，行程约60万公里，在空中和外国土地上的时间总共364天。在江主席领导下，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到祖国怀抱，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成功，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重要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诞生；我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走向稳定，与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日趋成熟；同我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超过160个，我国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世界在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指挥若定身体力行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领导人既是最高指挥员，又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位工厂厂长或农场场长，不一定非要去开车床或插秧苗不可，但一位决定战略、策略的国家元首，却不能不亲自谈判、答记者问、接外国同事的电话……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江主席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也是最辛勤的实践者。在我心目中：决策时，他举重若轻；实践时，他举轻若重。江主席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提倡“和为贵”、“和而不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充实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了独特贡献。在一线工作中，他是那么投入、那么费心，既有青春的热情和潇洒，又有长者的冷静和严谨。江主席重义重情，访问苏联时邀请各界友好人士在使馆聚会，到曾经实习过的工厂看望老朋友、老工友；访美时专程看望大学时代的老师顾毓琇；访问罗马尼亚时日程很紧，还是专门找到当年在罗工作时的同事拉家常。江主席同外国朋友谈话总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才华横溢虚怀若谷才华和知识是财富，是促进和平、发展、合作事业的力量。渊博的学识使江主席的出访活动精彩纷呈。在法国，他与法国领导人纵论小仲马名著和中国隋唐史；在非洲，他赞美黑色的美丽，并高歌爱国名曲《黄水谣》；在日本和古巴，他挥毫题诗；在美国、俄罗斯、德国和智利，他曾分别用英语、俄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发表演讲。才华和知识主要来自虚心好学。每到一个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江主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当地群众和我使领馆人员仔细询问往访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甚至在电梯里还请教如何用当地话问好和道谢等。这种对别国的尊重和亲民风范会立即拉近一个大国领导人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西方记者喜欢把这叫做个人魅力。我体会，这其实也是我们党的先进性在外交上的一种细微体现。更令人难忘的是，为了在智利用他过去未学过的西班牙语演讲，他不顾工作忙、天气热、年纪大，连续用七八个周末向外交部一位年轻译员学西班牙语。据那位后来成为大使的翻译同志讲，江主席学得特别认真，有时为了一个词的发音会练上十来遍。有一次，我们为江主席准备的参阅材料中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当天深夜，他打电话问我，这句诗出自莎翁十四行诗的第几首。我学过莎翁的十四行诗，却早忘了这一句的出处。当即向同事和老师求教，才知道是第一〇七首。惭愧之余，我告诫自己和同事，要像江主席那样学而不倦，再也不要报送自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材料。与民同心与时俱进江主席的外交生涯是与民同心、与时俱进的。江主席的出访，是一本说不尽的书。其中有传统民族文化的精髓、现代文化的最新成果和人类文明的积淀；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宣示；有中国人民与全人类的心灵交流；有中国对世界未来十年、百年、千年的更多期盼……我亲历过书中写到的不少事情，这是我的幸运。但我自知不具备为书写序的思想高度。敢于动笔，也可能因为那天恰好是国际儿童节，而我一直认为，在祖国面前，在知识的海洋岸边，每个人都是孩子，是学生。我愿意把这本书当作自己人生中一本新的教科书，并热诚地向中外友人推荐。读者肯定能从中获得为美好未来继续奋进的启迪和激励……　2006年6月1日至7日　于南京、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