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还有考证兼抒情的散文。其次，是文体的杂，既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如此，虽有趋附潮流的嫌疑，但是每幅彩图，都细心写了说明，释文以外，或对书画内容作一些解说，或对书画作者的故事做一点考证，或离开内容发几句感慨，总希望能在“看图说话”一类书中稍稍显得别致一点，庶几不致太招人厌。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的“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残局天下两个词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煮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但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更加离不开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也更加离不开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中外历史学家的此次交流势必会对中外关系的健康积极发展有所裨益。本书是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的研究成果，共收入与会论文49篇，虽然由于学者身处不同环境，掌握的材料不同，观察的角度也不同，因而对同一历史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所不同，但也正是这样，碰撞出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更有助于读者全方位地深入了解某个历史事件。马克思说过，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不同民族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它的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中外历史学家们有责任加强相互交流，让中国更充分地了解当代世界的历史，也让世界更充分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这种交流有助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前进。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和其祖籍地即与侨乡的关系。华侨华人与侨乡互动关系的活跃以及它的功能发挥主要体现在侨乡社会转型期。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性的经济、文化模式的演进过程和结构设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的视角，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借鉴和吸收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运用丰富的档案、方志、族谱、文献、报刊和珍贵的田野调查资料，以个案泉州侨乡为例，具体考察和研究泉州籍华侨华人与泉州侨乡社会的互动关系，着重探讨和分析了华侨华人在侨乡社会转型期的功能和作用。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找到和揭示侨乡社会乃至中国社会变迁、走向现代化的另一重要变量和动力。全文除结语外，正文分七章，共计2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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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城》是作者亲临云南、广西、江西、上海、江苏、湖南、海南、福建甚至境外进行学术考察时沿途所撰写的大文化散文。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舶来文化三者之间的融合和冲突入手，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前景进行了颇具价值的展望和反思。

《大家的声音2005深圳读书论坛演讲录》讲述了：对读书和读书人的尊重早已是中国社会的习俗。这种习俗形成了中国历史中种种看似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文化面相。就个人而言中国历史上能识字读书的人总是被高看一眼，因为在人们看来，“知书达理”构成了读书人的本质特征。西汉时期的匡衡“凿壁偷光”与借书苦读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千真’是因为它正是中国人爱读书的一种表征；“孟母三迁”的故事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正是中国社会看重知识、尊重读书人的一个缩影。

汉代的壁画是汉代美术创作活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的壁画以大型建筑物壁画和墓室壁画为主。随着木构建筑的毁坏，大型建筑物壁画早已荡然无存，但随着考古发掘日益发现众多的汉代壁画或画像石（砖）墓，为我们了解汉代壁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足以与文献印证而得出较为明晰的面貌。在汉代壁画墓与画像石墓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汉代统治阶级提倡孝道盛行厚葬，“事死如事生”，很多贵族豪强的坟墓都具有相当规模。特别在东汉时期实行“察举孝廉”的制度，它是地主阶级踏上宦途的必经之路，因此，所谓“崇饬丧祀以言孝，盛饷宾客以求名”的风气四处弥漫，厚葬的陋习愈演愈烈。很多人“竭家所有”为父母修建坟墓，在模拟生人居住的地下墓室中，除有大量贵重器物殉葬外，也流行于墓壁绘制壁画，图绘死者生前的权势财富及历史神异形象，以期捞得“孝子”的名声，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这是我们研究汉代壁画艺术发展时，必须引起注意的时代背景。汉代疆域广阔，汉墓发现于全国各地，但带有壁画或画像石的墓则集中发现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军事要塞或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地区，墓主人大多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有着特殊地位。迄今汉壁画墓发现的地区属西汉时期的有河南洛阳，大多是属东汉时期，如山西平陆、山东梁山、河北望都、河北安平、河南密县、辽宁辽阳和金县、甘肃酒泉、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与和林格尔等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较完整的汉代早期壁画，是河南洛阳烧沟西汉墓壁画，大约为公元前487年的作品。梯形横幅，上边长140厘米，底边长193厘米，高23厘米。画面绘八人分三组。右起二人在烤肉供应餐事，背后悬挂牛头肉类。中间三人，二人席地而坐，一持角形杯祝酒，一持弓形物，一人拱手而立。旁边有一怪兽，状似猫而大于人。左边三人，年轻者戴冠佩剑，温静貌似女子。年老者手持长戟面向中间一组怒目而视。最左边一人面目狰狞，两腿叉开，手中持剑，跃跃欲动。看样子是项羽军中设宴请刘邦欲加以谋害的“鸿门宴”故事。这幅画用粗犷的墨线勾勒人物，用紫、红、赭、绿、蓝几种颜色加以涂染。画法朴拙但颇能传神。在《鸿门宴图》的对面是《二桃杀三士》，从艺术表现上看，这是更为成熟的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绪刻画上都极为生动。墓中还有日月星象图，也是现存壁画中最早的有关资料。为了反映死者的理想，升仙是汉代墓室壁画中常见题材。1976年洛阳市新发掘了西汉中期的卜千秋墓。墓中壁画是事前在地面上把特制空心砖编号、排列、粉刷、绘制以后再拼装到墓室顶部的。画幅整体成横列类似“非衣”式。画面上女墓主乘三头凤鸟，捧三足金乌。男墓主乘腾蛇持弓。在仙女仙翁导引和各种神异动物护卫之下，浩浩荡荡驭彩云前往“仙山琼阁”。壁画中的奇异形象和奇幻环境显示了画工艺术上夸张和概括的能力。车马出行在汉代壁画和画像砖中均极普遍，常置于墓室主要部位。车马是古代交通、战争、狩猎、出游的重要工具，在官僚墓室中常画声势浩大的车马行列，表现高贵地位和显赫威风。例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约公元145年—220年间的东汉墓壁画是这一题材的代表作。画面用庞大成组的车马行列，炫耀死者一生的升迁经历。不像一般画像石或墓室壁画那样作平列的装饰性构图，也不是图解似的简明标出死者的官职，而是精致地刻画了现实的出行活动．那画面上的车骑，则更有草原骏马健劲的特点，它使你想到漠北牧区骠悍的马群，使你想到那些善于驯养的骑士。特别是在表现具有地区特点的西河长史与护乌桓校尉的出行时，画家注意刻画了漠北地区黄羊野牲惊慌奔窜、骑士弋猎追逐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边区将吏出行的社会景象。而在这种描绘里，也多少流露了画家对于一个殉职的边塞将吏的感情。

对江湖 庙堂与民命的历史考察，透析隐性社会的生存状态，破解皇权制度下的博弈格局！说皇帝：一个不灭的幽灵在游荡；说士节：人之尊严的受难史；说游侠：江湖子弟岁月老，新贵少年游侠忙；说招安：又一种搏命游戏；说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除了没做成皇帝外，韦小宝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七个如花似玉且死心塌地的老婆；只有皇上才可比拟的物质享受；朝廷上爵封一等鹿鼎公，江湖上是天地会的总舵主；同时还是少林寺的长老，神龙教的白龙使，韦小宝活出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说韦小宝从理论上说，还是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限制皇帝的。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监督，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嘛，当然要受到父亲的监督。然而“天何言哉”，天只能以出现灾害的方式示警，这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被弄成一个系统，也就是“天遣说”。另外还要受到“道统”的监督，汉代有些憨直的儒生以荷担道统自命，指斥皇帝，甚至认为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命，劝他下台，但最后皇帝没下台，儒生自己先没了脑袋。　——说皇帝·左手管住右手清代是士节的全面低落时期。君臣之间的隔阂外又增加了满汉之间的隔膜，所以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那些高官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自己是局外人，皇帝不是自己的亲娘老子；倒是一些没有功名、没有受过什么皇恩雨露的普通读书人，不知山高水深，把皇帝看成亲爹娘上书撒娇，反被杀头发配，鲁迅称之为“隔膜”。　——就士节·从张扬到堕落“顺民”、“暴民”都是不合格的公民，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专制制度、依附制度和暴力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设想，某一天真正实现了“法治”以后再来学做公民；当然也不是说，大家都成了拿到合格“毕业证书”的公民以后我们再来搞“法治”（有些官员就有这样想法：待老百姓都成为合格的公民以后，再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排好队来领取公民权利）。实现法治社会是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在这个渐进过程中从“臣民”转换成为公民。　——说暴民·暴君乃暴民之师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界经历了现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强烈冲击。面对着当前的文艺形势，人们不由得重新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对历史进行反思，去寻找那被淡忘已久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魅力，思考着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 闭关自守、拒绝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是愚蠢的，那只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缓慢地爬行，甚至倒退。但是，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展现过灿烂文化的民族来说，如果忘却历史、淡漠传统，则决不会在新世纪的文化发展中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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