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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闻老父编写了一本关于老北京方面的书(内容包括"老字号"、招幌、市井生活等三大部分)．不由得几分愉悦涌上心头。也想趁此机会，说一些自己的想法。年纪虽轻，经历也很平凡简单的我，却是爱听京戏、爱喝豆汁儿的地道的北京人。虽然现在生活在国外，京戏和豆汁儿是不可能听到、喝到的，可这一份浓浓的乡情依旧，伴着思绪中的钟鼓楼、银锭桥畔的垂杨柳，似又回到了从前。 我是个㈠怀旧"的人(虽然有人说"怀旧"是上了年纪的人的"专利")，特别是怀念那些儿时生活中的"美食"。以前，我家院子里有棵碗口粗的葫芦枣树，紫红颜色的树皮，光滑结实。一颗颗葫芦形的酸甜大枣压沉了枝桠。每每一到收获季节，我便有"特殊任务"：用上衣兜着给邻居街坊"送礼尝鲜"。而在半路上，最先尝鲜的当然还是我。现在这种枣树在北京恐怕已经没有了，当然那脆甜的大枣也就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冬季的某一天，和爷爷漫步在护国寺附近的花店中，满鼻满口的都是浓郁的花香。那时候北京的花店很少，一般人家也买不起这种奢侈品，所以只能去花店里观赏。爷爷最喜欢的当然是兰花，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去街边拐角处的小吃店。那里什么东西都好吃，热乎乎地喝碗面茶，又驱寒又解馋，温暖了整个身子。甚至一直暖到全身的骨头节里。再吃个"艾窝窝"、"驴打滚"……不把小肚子填饱，是绝对走不出店门的。以前的孩子们，对于灰喜鹊、绶带鸟，山楂果、石榴树……都很熟悉且淘乐于并不广阔的城市的"自然山水中"。至于上树偷苹果、掏鸟窝，下地戏蚂蚁、斗蟋蟀都是珍贵的美好记忆了。

《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在对西方失范理论进行系统疏理的基础上，予以新的诠释。将失范范畴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探讨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中失范的主要类型、特征、手段、策略及失范的机制。对社会转型前后两种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比较，通过对我国隐蔽性社会安排中有利于失范产生的条件的分析，阐述了失范机制产生的逻辑过程。指出失范矫治机制需要规范创新，建立失范矫治机制的前提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初步建构起失范范畴的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框架，为研究我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分析工具。

汉代的壁画是汉代美术创作活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的壁画以大型建筑物壁画和墓室壁画为主。随着木构建筑的毁坏，大型建筑物壁画早已荡然无存，但随着考古发掘日益发现众多的汉代壁画或画像石（砖）墓，为我们了解汉代壁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足以与文献印证而得出较为明晰的面貌。在汉代壁画墓与画像石墓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汉代统治阶级提倡孝道盛行厚葬，“事死如事生”，很多贵族豪强的坟墓都具有相当规模。特别在东汉时期实行“察举孝廉”的制度，它是地主阶级踏上宦途的必经之路，因此，所谓“崇饬丧祀以言孝，盛饷宾客以求名”的风气四处弥漫，厚葬的陋习愈演愈烈。很多人“竭家所有”为父母修建坟墓，在模拟生人居住的地下墓室中，除有大量贵重器物殉葬外，也流行于墓壁绘制壁画，图绘死者生前的权势财富及历史神异形象，以期捞得“孝子”的名声，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这是我们研究汉代壁画艺术发展时，必须引起注意的时代背景。汉代疆域广阔，汉墓发现于全国各地，但带有壁画或画像石的墓则集中发现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军事要塞或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地区，墓主人大多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有着特殊地位。迄今汉壁画墓发现的地区属西汉时期的有河南洛阳，大多是属东汉时期，如山西平陆、山东梁山、河北望都、河北安平、河南密县、辽宁辽阳和金县、甘肃酒泉、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与和林格尔等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较完整的汉代早期壁画，是河南洛阳烧沟西汉墓壁画，大约为公元前487年的作品。梯形横幅，上边长140厘米，底边长193厘米，高23厘米。画面绘八人分三组。右起二人在烤肉供应餐事，背后悬挂牛头肉类。中间三人，二人席地而坐，一持角形杯祝酒，一持弓形物，一人拱手而立。旁边有一怪兽，状似猫而大于人。左边三人，年轻者戴冠佩剑，温静貌似女子。年老者手持长戟面向中间一组怒目而视。最左边一人面目狰狞，两腿叉开，手中持剑，跃跃欲动。看样子是项羽军中设宴请刘邦欲加以谋害的“鸿门宴”故事。这幅画用粗犷的墨线勾勒人物，用紫、红、赭、绿、蓝几种颜色加以涂染。画法朴拙但颇能传神。在《鸿门宴图》的对面是《二桃杀三士》，从艺术表现上看，这是更为成熟的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绪刻画上都极为生动。墓中还有日月星象图，也是现存壁画中最早的有关资料。为了反映死者的理想，升仙是汉代墓室壁画中常见题材。1976年洛阳市新发掘了西汉中期的卜千秋墓。墓中壁画是事前在地面上把特制空心砖编号、排列、粉刷、绘制以后再拼装到墓室顶部的。画幅整体成横列类似“非衣”式。画面上女墓主乘三头凤鸟，捧三足金乌。男墓主乘腾蛇持弓。在仙女仙翁导引和各种神异动物护卫之下，浩浩荡荡驭彩云前往“仙山琼阁”。壁画中的奇异形象和奇幻环境显示了画工艺术上夸张和概括的能力。车马出行在汉代壁画和画像砖中均极普遍，常置于墓室主要部位。车马是古代交通、战争、狩猎、出游的重要工具，在官僚墓室中常画声势浩大的车马行列，表现高贵地位和显赫威风。例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约公元145年—220年间的东汉墓壁画是这一题材的代表作。画面用庞大成组的车马行列，炫耀死者一生的升迁经历。不像一般画像石或墓室壁画那样作平列的装饰性构图，也不是图解似的简明标出死者的官职，而是精致地刻画了现实的出行活动．那画面上的车骑，则更有草原骏马健劲的特点，它使你想到漠北牧区骠悍的马群，使你想到那些善于驯养的骑士。特别是在表现具有地区特点的西河长史与护乌桓校尉的出行时，画家注意刻画了漠北地区黄羊野牲惊慌奔窜、骑士弋猎追逐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边区将吏出行的社会景象。而在这种描绘里，也多少流露了画家对于一个殉职的边塞将吏的感情。

本书为《河北通史》隋唐五代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隋唐五代时期河北地方的历史。隋唐五代时期（581-959年），从隋王杨坚废北周静帝，夺取皇位，建立隋朝，直至后周显德六年，周世宗病逝，共计378年。隋朝短暂，二世而亡。但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中国，功不可没。在隋文帝开皇、仁寿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国力强盛。隋炀帝时，朝政腐败，劳役繁重，又三次出兵高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河北地区在隋文帝时，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生产发展。开皇中期，赵州著名工匠李春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闻名于世的安济桥（即赵州大石桥），成为世界桥梁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也综合地反映了河北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发展水平。大业四年（608年）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为隋朝大运河的北段，全长1000余公里。惰炀帝开凿大运河，其主观上虽然是为了对高丽用兵和游乐，但在客观上却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永济渠的开通促进了河北地区同河南、淮南和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书为《河北通史》明朝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明代北直隶即今河北地方的历史。明朝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朝代，它起自洪武元年（1368年），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有276年的统治历史。在这270余年间，我们又可依其盛衰变化的情况，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明前期，自洪武元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是明朝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明中期，自正统元年（1436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是明朝由盛转衰即由上升转而走向下坡的时期；明后期，自万历十年至崇祯十七年，是明朝由衰败最后走向灭亡的时期。

本书为《河北通史》宋辽金元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辽、宋、金、元时期河北地方的历史。宋辽金元四朝在河北的统治延续四百年有余，从960年北宋建国起，到1368年元朝灭亡止。这一时期的河北史处于全国由分裂又一次实现统一的历史阶段中，时代的特征和地方特色都十分鲜明。

本书为《河北通史》魏晋北朝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方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自东汉献帝禅魏至隋代周，前后共历时360多年。期间，三国鼎峙，晋分西东，五胡中原逐鹿，继之南北朝立，无魏末，北方又各呈东西，至北周灭北齐，杨坚以隋代周，混一六合。这种南北东西，离乱分合的历史在河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又烙下深深的印痕。河北区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起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本书为《河北通史》清朝上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清前期河北地方的历史。　这一时期，起自顺治元年（1644年），迄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共l96年。按其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为顺治至康熙初期、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乾隆末期至道光中期三个阶段。　顺治至康熙初期，是满洲贵族向江南及西北汉人统治区的胜利大进军时期，直隶成为后方基地，直隶人民饱受满族统治者的残酷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　清朝定都北京前后，故明官吏纷纷降清，不少地方发生了由前明官吏、豪绅、儒生等策动的推翻大顺地方政权的变乱。明朝残余势力群起效尤，同满洲贵族相勾结，形成了极端仇视大顺政权的反革命联盟，反动气焰极其嚣张。大顺文武官员不是被捕放逐，就是惨遭杀害。与故明地方、豪绅反攻倒算、投降清朝相反，直隶人民不甘心满洲贵族的统治，以各种形式进行顽强抵抗，构成了对清朝的严重威胁，是为直隶人民抗清斗争的先声。此后，抗清斗争义旗高举，烽火不断。由于这些义军都是直隶本乡本土的农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虽清军四出清剿，仍剿之不尽，杀之不绝，直至康熙中期仍有起义发生。这些斗争尽管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强有力的组织，被血腥镇压，但也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

本书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河北地方历史，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一个有机过程来研究，围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河北地区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复杂斗争，着重分析国共两党所执行的政策措施，总结历史经验，力求通过对河北地方历史的剖析，揭示和反映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规律，使人们得到历史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