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纪录”是结合编年史和新闻报道而成的一种新体例，循年、月顺序，对浩如烟海的名料，择要进行编年体式的载录，形成纵向编排，对每一入选的历史事件，则用新闻报道的表现方式进行处理，形成横向表现。二、本书正文载录历史事件上限为公元1949年10月1日，下限为公元1999年7月31日。三、本书对共和国历史不作任何阶段划分，只以年份为唯一划分基准，按照公历纪年顺序，分5卷依次编写内容。四、本书版面主要有“大事记”、“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专栏”5种形式。五、内文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然后再加单位，例如：300亿元；但专有名词则以汉字表示，例如：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六、时间一律用公元纪年。七、书名、报刊、诗画等专有名称一律以书名号例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八、本书人名一律直接称呼，不附带任休尊称，但为标明身份，少数人物之前可加职称，例如“外交部长钱其琛”。九、地方区域划分，如市民、县名等一律注明其地方等级，例如：南昌市、华西村。十、文中叙述事件力求尊重历史，客观详实。

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70年前，一批中华儿女，为着民族的希望，冒着枪林弹雨，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天险，爬雪山，过草地，用自己的生命在华夏土地上写下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一本读不完的书》以故事体的形式，汇集大量珍贵图书，向读者再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不仅将读者重新引入到那个血雨腥风却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英雄时代，而且还向读者展示了长征沿线丰富多彩的地理风貌与人文风情，更为当代人生动阐释了长征精神及其对个人、对民族的伟大意义。...

陈竺、陈赛娟两位院士是我国血液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类似的经历，共同的品质和性格，造就了这对医学界的伉俪。本书通过介绍陈竺、陈赛娟求学的曲折经历、创业的艰辛过程和为我国医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成绩等一个个生动的看似平凡实不平凡的事例，体现出新时期我国科学家朴实无华的人格魅力，强烈的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对科学不断追求、勇于探索的精神。他们独具新时期内涵的院士风采和绚丽人生，是年轻一代从成长走向成功的学习典范，将激励一大批莘莘学子成就事业。

在中国断代史的研究中，清史、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相应的专业教学与研究人员、机构与学术团体、刊物和各种出版品等，都被视作中国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史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对于清史、民国史研究有很大的投入，而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其处境要困难得多。如档案史料的开放与研究课题选择的限制，申请研究经费的困难，出版发表论著往往要通过特定的审查。甚至在史学界（包 括文史档案工作部门）还有不少人，实际上不承认对当代中国史进行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的必要性，看不到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已经具备学术和现实意义上的可行性。但是，当代中国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的重要性，又是不容置疑的。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当代中国的各主要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主要领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交往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迁，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与此相应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其自身的基本资料文献。各级档案部门已经整理和开放了1949年之后的大量藏档，已经有多种当代中国史的多卷本专题资料文献问世，如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各专门领域的档案文献选编。近二十年来，各地、各行业、各部门编撰的志书，其下限一般都延伸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各主要图书馆，1949年之后的各种报刊杂志保存完好，查阅方便。再从对外学术交流来看，整个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诸领域的重大问题，在国外都有人从事过专门研究。国外不少著名大学都设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专门研究机构，进行着不少的研究项目，出版了有分量的著作，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更是西方学者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研究基础，中国大陆学者在不少问题上很难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再从学理上看，当代中国史有很强的现实性、政治性、政策性，对不同学科专业方法的借鉴有更大的需要。这就更需要其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促成其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同仁，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更多地投入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应当看到，多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国内高校已经单独设有当代中国史学科点，培养博士生、硕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会编辑出版有专门的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大型丛书《当代中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当代中国编年》1949年卷已经问世;当代中国史研究年会每年举办，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隔年举办。复旦史学专刊之所以要收入这本专题论集《1950年代的中国》，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推动相应的学术交流。事实上，复旦大学历史系较早开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业课程，修课学生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理科与医科等专业。目前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经济、政治、法律、管理、社会等专业的相当部分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已经转向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不少学者都发表有关于当代中国史的论著，其中有的成果还获得省部级奖。如历史系每年都有数名硕士生、博士生选择当代中国史领域的学位论文题目，其中已有多篇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都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中国史专业期刊和藏书。上海市档案馆对于1949年以后的档案已有较大程度的开放。在历史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已经设立了基础课“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当代中国史史料学”、“当代中国史方法”;学位专业课则包括了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政治制度沿革、经济、金融、社会、科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区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的方志与地方文献、档案文献等。这些构成了新近复旦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单独设立“当代中国史”专业博士点的基础。另外，上海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呼唤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和上海的历史有独立全面的专业研究，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换言之，在教学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当代中国史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专业方向。但是，在深入推进当代中国史的个案研究方面，在努力推进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方面，我们感到有必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其中，就重点研究的时段而言，“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我们认为首先要从自1949年起的一些基本问题做起。因此，当200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商讨共同发起和举办关于当代中国史的学术会议的主题时，双方一致同意了“1950年代的中国”这个题目。这就是2004年8月14—15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主办主题为“1950年代的中国”的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缘由。这也是在国内首次召开的有关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专题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高校、研究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涉及外交、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社会以及人物研究等领域，可以说是对多年来研究成果的较为集中的展示，也对如何推进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作了探讨。而目前收入这本专题文集的16篇论文，均在那次会议上进行过宣读、评议、讨论，尔后各位作者又进行了补充润改。我们希望，这些文稿的结集出版，能够引起诸多学者同仁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关问题的关注和投入，能够促进当代中国史研究条件的进一步改善。

凡国家大事，无不牵动民生民意；凡百姓生活，无不关系国情国运。《中国事典》以百姓的眼光观察天下大事，以国事的承重关注百姓生活。《中国事典》 A篇的主题是“国家大事与百姓息息相关”；B篇的主题则是“百姓生活也都是国家大事”。本书没有秘闻，没有奇谈，也不做“××大事件”之类的排行。一切平铺直叙，真真切切，让读者在热闹的喧嚣过后享受回味和思考的快感。一年之中，究竟有多少国家大事牵动百姓生活？又有多少百姓生活关系国情国运？本书以百姓眼光观察国家大事；以国事承重关注百姓生活。A篇主题：国家大事与百姓息息相关。从科学发展观到节约型社会，从先进性教育到取消农业税，从审计风暴到神六升空，从房地产涨价到松花江污染……无不需要百姓关注。B篇主题：百姓生活也都是国家大事。从火车票打折到规范物业收费，从油价上涨到油荒，从巴金辞世到年轻人过劳死，从高清电视之争到上调个税起征点，从教育乱收费到“高考移民”现象……动辄牵动总理情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着之可追。”《中国事典（2006）》把一年来的纷扰梳理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对经历者是珍藏册，对后来者是教科书，对研究者是文献库，对年轻人是知识源，对老年人是回忆录。其他都可忘却！唯此值得典藏！

本书以客观、翔实的史料记录了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期间，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开拓进取，为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反映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展示了江泽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智慧与风范。 序言 李肇星我第一次见到江主席，是在1989年的秋天。他在中南海会见外宾后，我作为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拿着写好的新闻吹风稿请他审批。他说：“你定吧，我不看了。”我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我第一次为小平同志会见外宾写吹风稿向他汇报时，他说：“这是你的事！我不管了。再见吧，不拉手了……”两位老领导，一样宽厚。只不过一位是四川口音，一位是江苏口音；一位告别时点点头，一位告别时握握手。真想不到历史在一些细节上也会有这样生动的相似之处。自那以后，如果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打比方，我作为下级，陪同江主席走的路何止万里，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学到的更不是通常读书所能得到的。打开这本书，我的思绪就像出闸的波涛，对人生的感悟也得到一次洗礼。祖国永恒人民至上出访途中，江主席不管是和往访国领导人正式会谈，还是与普通百姓交流，都会流露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乌克兰参观作家契诃夫故居时，他激动地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什么！”他多次引用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扬州梅花岭史可法衣冠冢前的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数年后，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讲，引用了美国一位志士感人至深的话：“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我在现场暗暗感叹：我们先后两位最高领导在感情深处是如此息息相通啊！爱国是很具体的，体现在热爱人民上。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3名中国记者牺牲。我作为当时的驻美大使多次向美方转达的江主席的一句话是，中国虽然有12亿人，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美国人为之动容。一位病重的冰岛小姑娘的家人曾通过外交渠道请江主席找中国医生治病，江主席立即指示全力帮助。7年后，江主席对冰岛进行国事访问时会见了这位已经康复的姑娘。记者纷纷报道：中国元首温暖了冰岛。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全人类的进步相辅相成。江主席的辛劳和智慧，是为了中国更美好，为了世界更美好。登高望远卓然大度外交无小事，但外交有重点。历史地看，“弱国无外交”，但越是国家面临大的挑战，就越需要也越可能产生外交上的大手笔。江主席初到中央工作时，一些西方国家正对我国进行所谓“制裁”，我国对外工作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江主席从战略高度出发，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结交了许多朋友，逐步开创了外交新局面，为国家的稳定、繁荣和统一大业营造了越来越好的外部环境。从1989年到2002年，江主席出访了70多个国家，行程约60万公里，在空中和外国土地上的时间总共364天。在江主席领导下，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到祖国怀抱，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成功，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重要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诞生；我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走向稳定，与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日趋成熟；同我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超过160个，我国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世界在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指挥若定身体力行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领导人既是最高指挥员，又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一位工厂厂长或农场场长，不一定非要去开车床或插秧苗不可，但一位决定战略、策略的国家元首，却不能不亲自谈判、答记者问、接外国同事的电话……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江主席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也是最辛勤的实践者。在我心目中：决策时，他举重若轻；实践时，他举轻若重。江主席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提倡“和为贵”、“和而不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充实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了独特贡献。在一线工作中，他是那么投入、那么费心，既有青春的热情和潇洒，又有长者的冷静和严谨。江主席重义重情，访问苏联时邀请各界友好人士在使馆聚会，到曾经实习过的工厂看望老朋友、老工友；访美时专程看望大学时代的老师顾毓琇；访问罗马尼亚时日程很紧，还是专门找到当年在罗工作时的同事拉家常。江主席同外国朋友谈话总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才华横溢虚怀若谷才华和知识是财富，是促进和平、发展、合作事业的力量。渊博的学识使江主席的出访活动精彩纷呈。在法国，他与法国领导人纵论小仲马名著和中国隋唐史；在非洲，他赞美黑色的美丽，并高歌爱国名曲《黄水谣》；在日本和古巴，他挥毫题诗；在美国、俄罗斯、德国和智利，他曾分别用英语、俄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发表演讲。才华和知识主要来自虚心好学。每到一个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江主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当地群众和我使领馆人员仔细询问往访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甚至在电梯里还请教如何用当地话问好和道谢等。这种对别国的尊重和亲民风范会立即拉近一个大国领导人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西方记者喜欢把这叫做个人魅力。我体会，这其实也是我们党的先进性在外交上的一种细微体现。更令人难忘的是，为了在智利用他过去未学过的西班牙语演讲，他不顾工作忙、天气热、年纪大，连续用七八个周末向外交部一位年轻译员学西班牙语。据那位后来成为大使的翻译同志讲，江主席学得特别认真，有时为了一个词的发音会练上十来遍。有一次，我们为江主席准备的参阅材料中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当天深夜，他打电话问我，这句诗出自莎翁十四行诗的第几首。我学过莎翁的十四行诗，却早忘了这一句的出处。当即向同事和老师求教，才知道是第一〇七首。惭愧之余，我告诫自己和同事，要像江主席那样学而不倦，再也不要报送自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材料。与民同心与时俱进江主席的外交生涯是与民同心、与时俱进的。江主席的出访，是一本说不尽的书。其中有传统民族文化的精髓、现代文化的最新成果和人类文明的积淀；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宣示；有中国人民与全人类的心灵交流；有中国对世界未来十年、百年、千年的更多期盼……我亲历过书中写到的不少事情，这是我的幸运。但我自知不具备为书写序的思想高度。敢于动笔，也可能因为那天恰好是国际儿童节，而我一直认为，在祖国面前，在知识的海洋岸边，每个人都是孩子，是学生。我愿意把这本书当作自己人生中一本新的教科书，并热诚地向中外友人推荐。读者肯定能从中获得为美好未来继续奋进的启迪和激励……　2006年6月1日至7日　于南京、北京

《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力图全面、客观地记述了当年各国政府、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人华侨对上海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两次抗战的支持和援助。

本辑所刊的《一组关于周作人的照片》，从当时的日文报刊入手，披露了许多周作人成为汉奸期间的言行。这些图片资料对研究周作人的生平以及他的思想的演变是很有价值的。　王元化先生曾建议，应加强鱼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本辑所开辟的“鲁迅感言献整理”栏目就是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尝试。其中张岚的文章重新梳理了鲁迅在碑帖方面所作的工作，而张杰的文章虽名为杂考，但可见作者对这方面的长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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