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胡国枢研究员的最新力作，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光复会的学术专著。它揭橥了历史的客观进程，那就是封建制度的消亡与民主共和的新生。它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还光复会以公正。因缘际会，风云变幻，光复会已成历史陈迹。但是，光复会志士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仍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它的历史悲剧更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对河北省境内古中山国文物的研究，揭示古中山国的文化。中山国文物的发现曾轰动了考古界和艺术界。编著者力求以大量珍贵文物和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以比较与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中山国的由来与发展、时代与文化及其文明之遗踪，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与剖析，同时介绍了大量文物知识，诸如铜器、玉器、陶器以及金、银器的发生、发展和文化特色等。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中山国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白狄族建立的诸侯小国的由来与发展，以及它所蕴藏的文化艺术等。<

这部专题论文集是作者20多年来研究党史、国史的成果。全书收文20篇，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要求，以翔实的史料、客观的分析，夹叙夹议，比较全面地评述了遵义会议前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现两次伟大转折的历史过程，并较为系统地概括了两次历史转折的宝贵经验。 作者就两次转折的历史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与完成，这个会议实现了“博洛交替”，变换了中央最高领导，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领导中央红军和各苏区实现了战略转变；《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毛洛合作”奠定了遵义会议胜利的基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的胜利中产生而在扎西会议变换领导后形成，其领导核心的最初格局是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实际的军事统帅毛泽东的配合合作，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又如，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第二次历史转折的前奏，它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实验，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它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不仅为“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准备。再如，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历史转折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完成第二次伟大转折任务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开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作者认为，两次历史转折的成功经验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启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形形色色的“左”的教条主义，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妥善解决党内矛盾，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正确途径。两次历史转折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完全能够自觉地把握重大历史关头，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从困境和逆境中奋起，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开创新局面，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去赢得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两次历史转折的经验告诉我们：领导历史转折胜利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永远是指引中国人民开拓前进的旗帜；联系两次历史转折的经验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

此书是把义和团运动还原到事实基础上来的标志性成果，作者对义和团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言之凿凿，证据充分，颠覆了已往的某些结论，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义和团史专家佐藤公彦称此书中一些分析“极为富有魅力”。

看到《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这个书名，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拿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来说，几乎每年都有重大事情发生，例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略决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都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为什么偏偏要挑出1947年这一年来写呢？当然，前面说到的那此年，都可以而且值得写一本研究专著；而1947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有它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本书书名中所用“转折年代”，正是在这意义上说的。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将1947年史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进行对照，可以感受到这种转折造成的强烈反差。这里，我想先把国共双方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年前后的言论及其反映出来的各自心态比较一下，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许比列举种种具体事实更容易说明问题。蒋介石在这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刚刚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在这年2月所做的《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上，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这反映出他们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但到这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再看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1946年11月21日，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部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部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毛泽东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贴切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了。毛泽东在十九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毛泽东原来预计的更早。到这年年底，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已经在望。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无论两者中哪一个方面，走过的都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这本书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待于读者的批评。

作者叶昌炽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该日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展示了叶氏一生治学经验及有关金石、书画、文物和珍本古籍的收藏、考证、鉴定以及半个世纪的朝野珍闻、艺坛遗事等。民国年间王季烈所辑《缘督庐日记钞》仅得原稿十分之四，且流传不广。我社于92年印行线装本《缘督庐日记》，底本采用苏州图书馆独家收藏之足本，很快销售一空，现特重印，以满足学术界需要。

王镜轮，1962年生于北京，祖籍陕西省扶风县。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至1987年在本校攻读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3年在北京某高校任教，后辞职写作。多年潜心于对中国古代内章制度的研究。在大陆、港台出版过一些著述，主要有《中国帝王宫廷生活》，《珍图本帝王宫廷生活》，《故宫宝卷》、主编《中国文化杂说·皇宫卷》。

1937年7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威尔斯冲破重重阻碍，从北平到西安，再辗转到达延安，历时四五个月，写在这部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的纪实性作品。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期间，这位以独特身份走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女记者，以同样温馨的手与蔡畅、刘群先、康克清以及丁玲等杰出女性紧紧相握，并以较大篇幅介绍了中国妇女与革命。这个译本的很多篇章是首次公开出版，故事真实生动，人物情感细腻，自然坦荡，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报告文学价值。此书中文名原译《红色中国内幕》，在《西行漫记》之后出版，考虑到抗日统一大业，改译为《续西行漫记》。独家授权的中文版权威全译本，配有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 河南大学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基金资助。本书作者注重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纵横比较，从早期的社会形态问题、国家结构的基本概念，以及从国家结构角度对先秦国家阶段的划分三个角度对中国早期国家结构进行了研究。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作者李剑农，又名剑龙，号德生，1880年6月10日生于湖南邵阳苏塘乡（今属隆回县），少时就学于家乡私塾，稍长到邵阳县设书院就学。1904年考入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学习，专攻历史。1906年由同学曾广瑊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暗中向同学传播革命思想，鼓吹革命。1910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次年，国内爆发辛亥革命，李氏停学返国，参加革命活动。于武昌首义后40天，撰成《武汉革命始末记》，在上海《民国报》第一号发表（此文解放后入选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后由张秉文介绍，在汉口《民国日报》担任新闻编辑。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该报被黎元洪下令查封，编辑曾毅、周览等4人当场被捕。李剑农也受通缉，由于国内无法立足，乃于1913年7月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1916年夏，袁世凯帝制灭亡。李剑农由英国返国，担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专写政论。不久，又和周鲠生、杨端六、王世杰等联合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积极宣传联省自治，促进民国统一。1919年8月至1922年，李剑农受聘为汉口明德大学教授。1920年前后，联省自治的声浪遍及全国，湖南尤其积极。1921年3月，湖南省省长兼总司令赵恒惕聘王正廷、李剑农等13名学者专家组成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李剑农担任主任委员，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1922年1月，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同年12月，依据省宪成立省政府，赵恒惕请李剑农出任省务院院长兼教育司长，李剑农怕人说他“坐言不能起行”，勉强就职。在军阀统治与纷争的形势下，通过联省自治实现民国统一的主张根本无法实现，李剑农心灰意冷，于1924年辞去省务院院长兼教育司长职务。1925年与友人彭一湖在长沙创办晨光学校，以不介入政争相标榜。1927年夏初，他离开湖南，再赴上海，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部主任。在这期间，除从事书刊编辑外，专心致志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1928年3月，他以半粟笔名，出版了《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1866－1928）。1930年，写成《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898—1928）一书，由太平洋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