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研究清代新疆治理与开发的书，内容包括“清朝统一新疆斗争中的维吾尔族功臣史迹考”、“近代新疆禁鸦片述论”、“新疆的骆驼养殖与驼运史管窥”“左宗棠新疆开发思想初探”等。

本书汇集了102个日本老兵的证言。文中记述了这些日本兵当年在南京中华门、太平门、中山门、武定门、挹江门、光华门、和平门等地，对中国被俘官兵、妇孺、平民残酷施暴、奸杀、掠夺的罪行，再次证实了南京大屠杀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她表示，“铭心会”等日本友好团体，还要将寻访南京大屠杀加害者证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称赞松冈环等日本友人抢救调查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证言，为维护历史真实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说，当年亲历侵华战争的日本兵如今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的口述实证，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围绕近代巾国与世界的互动与比较这个主题，把28篇论文分成以下4编。第一编是关于近代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一个不认识世界的国家是无法真正走向世界和实现现代化的。在当代巾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更有必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第一篇论文通过魏源、郭嵩焘到康有为等典型人物，论述近代巾国的先驱者们认识世界和推动中国近代化艰辛的历史轨迹。第二篇论述近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历史变迁过程及各阶段的特点。第三篇《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是对过去鲜为人知的1887年清政府派遣12位海外游历使出访欧亚、南北关20多围之事进行原创性的实证研究。第四篇则是通过剖析近代一批中国人的日本游记，从中寻找近代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热心向日本和西方学习的历史痕迹。后三篇论文分别是对康有为的仿洋改制、傅云龙的海外游历和吴汝纶的考察日本教育所作的典型事例的具体研究。第二编是关于近代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进行中外比较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和历史规律的探索。前两篇论文分别对19世纪东亚中、日、朝二三国的对外意识和中、日、泰三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运用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前者分析了对外意识变化对各国对外政策与发展道路的影响；后者论述了改革的契机、深度、领导、阻力与各国现代化的启动、进展、成效、延误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许会给今人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其次是关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比较，这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论文通过蒲安臣使团与日本岩仓使节团、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辩论等几个典型事例，进行生动深刻的比较研究。后两篇是关于中韩和中日两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如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韩国的东学农民革命是近代尔亚两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但似乎前人尚未作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而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原因则被称为“历史之谜”，受到史学界关注，《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通过层层剥笋式剖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一篇是对相隔半个世纪的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进行纵向比较。从两次中日战争的性质、方式、于段及胜败因素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历史启示。第三编是关于近代中国改革、革命、战争与世界的互动和影响。即用世界眼光去考察探讨中国近代历史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第一篇论文系统阐述了我以世界眼光对晚清改革史研究的意义、方法、角度的一些新观点和建议。第二篇则具体论述了近代中国革命与日本民间舆论的双向互动关系，这里既有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又有日本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反应。中外原始资料的发掘利用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三篇论文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部日记稿本，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的史实。《甲午战争百年祭》一文是在1995年甲午战争百周年时，用世界的眼光和历史辩证观点为《光明日报》写的一篇论文。而《世界各国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正义呼声》则是2000年义和团运动百周年时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论文，用历史事实驳斥帝国主义者对义和团的种种污蔑攻击。最后两篇论文是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篇论述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着重分析他们如何从爱国走向革命。另一篇则深入阐述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具体体现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第四编是关于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应该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前两篇论文足较宏观的论述。前者试图运用文化学原理，从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角度，探索五四时期巾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规律；后者则是较全面地论述近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和特点。第三、四篇论文是具体细致的微观论述。前者是作者在日本各地寻找、查阅了《海国图志》的20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分析了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后者生动地介绍了鲜为人知的近代第一个赴日的中国文人罗森及其所，与的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为此作者曾亲自到罗森去过的日本北海道函馆市进行调查研究。第五篇则评述了对近代中外义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黄遵宪的研究，尤其是黄遵究对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种种贡献。第六篇是199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百周年而写的《京帅大学堂与日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日之间的义化教育交流。第七篇是以李大钊与吉野作造、北京大学师生与东京大学师生的交流为中心，论述了五四时期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牛之间的思想与人员交流。最后一篇《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澳门》是1999年为纪念澳门回归祖国而写，其中概述了澳门住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该书汇集了作者5篇论文，14篇短文与札记，1篇论著评议，通过对抗战时期日本军队组织和个人等大量公私原始资料的查考，逐一细致地批判、纠正了日本虚构派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种种胡搅蛮缠，肃清理路，以正视听。该书附录有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书目，相关大事记，进攻南京日军编表，日本虚构派、中间派、大屠杀派三派问卷调查等。该书大量运用“原汁原味”的日本相关史料，对日本右翼势力和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调，作了釜底抽薪的批判和揭露。《东史郎谢罪》则是国内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绘图本。《远东国际大审判》记录了由11国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严正审判的详细经过。

《举步维艰：皖江城市近代化研究》将就芜湖展开全面的考察，对安庆则偏重于它的主要职能即政治、文化方面。对芜湖和安庆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因素论述的轻重简繁，则按两城发展的具体隋况以及前人研究状况进行安排。如“新政”对芜湖和安庆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学术界对“新政”的整体研究又极其薄弱，所以将其作为专章叙述。此外，本书探讨的城市近代化主要为城市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两方面，但因为有关城市自然结构的记载在历史上向为人忽视，我们就只能从零星记载中大致勾画包括市政建设在内的城市自然结构轮廓，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超越地理意义的城市社会体系的丰富内容上。

本书汇集了102个日本老兵的证言。文中记述了这些日本兵当年在南京中华门、太平门、中山门、武定门、挹江门、光华门、和平门等地，对中国被俘官兵、妇孺、平民残酷施暴、奸杀、掠夺的罪行，再次证实了南京大屠杀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她表示，“铭心会”等日本友好团体，还要将寻访南京大屠杀加害者证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称赞松冈环等日本友人抢救调查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证言，为维护历史真实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说，当年亲历侵华战争的日本兵如今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的口述实证，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共分3章，分别从世博会的百年历程、中国与世博会的关系以及相关原始史料的辑录3个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反映了早期中国参展世博会的进程。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人创建的贛东北革命发展而来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较早又比较巩固的一块革命，属当时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本书通过专题研究的方式，论述“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方志敏的思想和实践，认真总结了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成就和基本经验，从而论证了这块革命根据地在中华苏维埃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方志敏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民族英雄。方志敏与他的亲密战友邵式平、黄道领导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发展成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六大苏区之一”被毛涌起东誉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坚强的苏维埃阵地”、“苏维埃模范省”。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所辑录的《陈光甫日记》，对了解陈光甫个人及他所经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其他企业，甚至他所处的时代环境，都有帮助。银行家由于本身职业的需要，对于经济事物诸如市场变动、时局转变、人事更替，都有比其他人较敏锐的触觉，本书《陈光甫日记》毫不例外，在在反映了陈光甫的日常生活、政治立场、社会关系、个人对时事的批评等等。本书收录的《陈光甫日记》是根据：一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保存的陈光甫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的最重要资料。据编者所知，有撰写日记习惯的中国银行家并不多，大概仅有张嚞璈、陈光甫、周作民和贝祖诒数位，而流传的银行家日记则更少，《陈光甫日记》可以说是继《张公权日记》之后的另一发现。陈光甫被称为“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又是所谓“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之一。因其深深地卷入旧中国政治漩涡的缘故，在他历时20余年的私人日记中，蕴藏有丰富的涉及中国近代史各个领域的第一手资料，不少记载与传统的表述或公开的文献相抵牾，带有强烈的暴光意味。此外，作者个人在日记中写下的对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等相关人物的内心观感，也为研究者多角度多侧面地审视和评估历史人物提供了借鉴。日记整理者除对相关的名词、事件、人物做有注释外，还插配了许多取自陈光甫私人档案的图片，尤足珍贵。

编撰《罗荣桓年谱》的前期工作是与撰写《罗荣桓传》同步进行的，从1980年即已开始．当时，由李志经同志编写了五万字的＂大事记＂．在《罗荣桓传》出版后，又由王洪同志在＂大事记＂的基础上，将《罗荣桓传》所有资料全部吸收进去，扩充为近十万字的＂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