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百年中国大事要览》记录了在该世纪里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事件。本书为外交卷。

编辑推荐：在悠久的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各种秘密结社的存在并非奇闻，它们有的甚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本书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民革命、工农运动、南京政府以及抗日战争这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为背景，以红枪会、小刀会、大刀会、天门会为主角，试图具体地去揭示这些民间秘密结社在当时的历史大舞台上所展示的最后的活动。关于他们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如与国民党各派系、军阀各派系、共产党、日军等的关系，本书均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来寻求切合历史事实的答案，同进从时局变动的角度，着重分析这些关系演化的政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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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似一股清泉勃然涌起。《新青年》创刊后，高擎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积极宣传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制度：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孔孟之道：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它的影响下，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了。从此开始，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思想界广泛掀起，《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青年》杂志最初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每月一期。从1917年3月1日第3卷开始由上海转移到北京大学续办，原因是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在此期间，蔡元培又把大批才华出众的革新人才引进北大校园，如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被引进的人才，又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以后撰稿人又扩展到青年学生的范围，这样就突破了原有的圈子，声势更为壮阔，最后形成新文化运动向全国迅猛扩张的火热场面。《新青年》提出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向青年们提出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还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要使整个国民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觉醒，必须首先唤醒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注意到这点，他们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未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今》等文章，号召青年以天下为己任，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他呼吁青年“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新文化运动揭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把斗争锋芒直指孔孟之道。长期以来，儒家学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武器，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禁锢住中国人民的思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尊孔的旗号下复辟帝制。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向着当时的封建政治、封建文化发起进攻。李大钊指出，孔子是“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是“专制政治之灵魂”。吴虞激烈地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他指出，儒家学说用孝悌把封建专制主义与家长制联系起来，造成专制主义在中国长期存在的现象，”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儒术’之弊与专制之祸俱达顶点……二十四史，浓血充塞”。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以他的文学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他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中，批判了封建道德中的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7年《新青年》提出进行“文学革命”的号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文学革命包括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改革。文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是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在文学方面的反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还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文学形式方面的改革，也就是如何表达反封建文学的问题。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率先正式提倡白话文：“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应“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他提出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物字语；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种文学形式的改革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他对传播革命思想，发展文学创作，推行国民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从1918年起，《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以后，白话文又在全国得到了迅速普及，1920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出色地将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场搏斗。它向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发起了宣战，唤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悟，它不仅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出后，举国震惊。此时希望依靠美国和各帝国主义战胜国来解救民族危机和”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彻底破灭。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0期《随感录》中愤怒指出：“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号召民众抛弃幻想，只有靠自己”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1919年5月2日，正当举国震怒的时刻，北京政府国务院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绝望和震惊，他不得不将挽救国家命运的一丝希望寄托在爱国青年学生身上。据当事人何思源回忆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令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话，心情非常激动。”许德珩也回想当年情景说：“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获悉此消息后群情激奋，校园内一片沸腾。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共商行动方案。大会一致决定：由各校代表回校通知，于明日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5月4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掀起。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学生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集会时间不长，由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和罗家伦轮流宣读事先拟就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号召“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然后，学生们冲破军警阻拦直奔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在使馆区又一次遭到大批军警阻拦后，学生队伍又改道浩浩荡荡地游行至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赵家楼内曹宅起火后约半小时，大批军警赶到，尚未撤离赵家楼的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被捕的学生有20名，军阀政府恶狠狠地扬言要将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立即实行了总罢课，并成立学生联合会。学生们走上街头，四处讲演，积极声援被捕学生，号召各界人民与学生一致奋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巴黎和会召开，破除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大人民群众进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工人阶级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对反动政府的威慑作用，更使他看到新兴劳动阶级的巨大力量。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下半年起，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章，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极其伟大意义，“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还号召中国人民应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创建一个“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新世界。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带动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先后走上共产主义道路，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陈潭秋、恽代英、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邓中夏、周恩来、何孟雄、瞿秋白、张太雷、张闻天、俞秀松、杨匏安等。青年学生毛泽东和周恩来，是这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在五四时期，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被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湘江评论》第2、第3、第4期发表的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宣传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思想，表达了充分信任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战略思想。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以后，为了创建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是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首先开展的重要革命活动。上海党的发起组从1920年9月起将《新青年》改为小组的机关刊物。改版后的《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加深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一步了解，《新青年》从8卷1号起还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主要是译载当时搜集的英、美、日、法、俄等国报刊书籍上有关俄国革命的理论，以及俄国革命的历史、苏俄劳农政府的现状、俄国革命领袖人物的介绍等。从8卷1号到6号的半年中，译载的文章有30余篇。《俄罗斯研究》专栏的开辟，使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视野大为开阔。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把《新青年》作为公开的机关刊物的同时，为了更直接、更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推动共产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在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纪念日——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共产党》月刊大量介绍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建党经验。此外，还在“世界消息”专栏内，报导了各国共产党建立的消息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共产党》月刊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材料之一，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共产主义者，也都热忱地阅读它。当时，毛泽东在通信中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共产党》月刊的创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提高了共产主义者和先进青年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海党的早期组织除公开或半公开出版理论刊物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作为单行本发行的。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

1844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炮声初息，惊魂甫定的清王朝正在为”万年和约”而换来的边陲义安倍感庆幸，12年后到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显得那么突如其来。祸根是清政府协同侵略者一起埋下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其中1844年，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清廷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条约中有这么一条：“至各口岸，隋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黄埔条约》中也有类似款项。谁也没有想到，12年后，西方列强真的来要求”修约”了，更让清政府始科不及的是：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尤其是英国，是列强中”修约”的热心者，但中英之间的3个条约中没有12年后修约的内容，所以它挖空心思，终于在《虎门条约》里找到这样一句：“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国人一体均沾。”这就成了不成依据的依据。于是英国与法国、美国联手，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要求。掌管中国主权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有着传统的抵拒西人的思想，他在上谕中布置对策：据理开导，以“绝其觊觎之心”，“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并且规定只准常驻广州酌钦差大臣一人办理夷务，这种手段叫“羁縻”。英、法、美三国的无理要求事实上已被清政府所拒绝，文的不行来武的。1856年2月，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战争的借口，用大炮轰击广州，终因兵力不足撤出广州。第二年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与法国政府共同行动。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在珠江集结，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参与了合谋侵华的卑劣行动。叶名琛是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对外事务的两广总督，面对联军的入侵，”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奉行”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政策，不能不说这种政策是空前绝后的，在19世纪的中国，这确实有其深刻的历史韵味。他的”雪大耻、尊国体”之心与林则徐相近，但其”手一卷书危坐，笑而遣之”的心境背后，却是中国与西方之间惊人的历史差距。次年春，英法联军北上攻陷了大沽，兵临天津。惊慌失措的咸丰帝屈服于武力，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有：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南京等11个城市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对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万两等。《天津条约》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众多的条款中尤其令咸丰帝不满的是外国公使驻京一条，因为他最舍不得丢弃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国土，而是中国帝王在洋人面前的固有颜面。于是他派桂良去进行交涉，宁愿以免除关税来撤换公使驻京等条款，西方列强不仅不同意，并且还坚持要在北京换约。1859年，战事因换约再起。第二年，联军侵入北京，6月22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及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留下其弟弟恭亲王奕沂负责议和。在更为苛刻的条件下，中国同英、法、俄三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还增加了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华工出国等条款，向英、法赔款银亦各增至800万两。与此同时，俄国则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吞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场空前的浩劫，时人称之为”庚申之变”，比起20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即将结束。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这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自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再不发愤图强，“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与此同时，处在太平天国起义风暴震撼和西方列强侵夺讹诈双重挤压之间的清朝统治者，更有朝不虑夕、岌岌可危的切肤痛感，也在作调整策略的思考，以求从根本上应付这个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摆脱内外交困、江河日下的统治危机，在这场变局中，居于中央统治阶层的奕沂、文祥、桂良因谈判而同侵略者频繁交往，地方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西方人也有广泛接触．在这种交往与接触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大体相似的一种主张，即只有通过引进效法西方的船炮技术和一些先进的工艺以增强军事与经济实力，才能有效地掌握平内乱御外侮的主动权，从而达到确保清朝统治的目的。这样一批思想相近的人们，时人称之为洋务派；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所倡导的一系列学习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创办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军事、民用工业的洋务事业，称之为洋务运动。可以看出，洋务派的产生是炮口下两次震撼的产物，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触及中国遥远的边陲，而且它实实在在地把恐惧与灾难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使夷夏之防完全崩溃了。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为夷夏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所以该称谓逐渐内化为一种文化不平等的鸿沟。明清之际，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夷”的范围扩展了，这些氨基那人也被称为夷，如“红毛夷”、“白夷”等，他们所带来的东西往往在前面加上一个“洋”字，如“洋元”、“洋药”等等。这些称谓背后则反映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天朝大国的传统观念。西方人早已察觉到“火”背后的深刻内涵，提出”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结果是《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条约、照会中没有再出现”夷”字。但在清朝内部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中，”夷务”等字样比比皆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才正式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题书“夷”字。这种从夷到洋使用上的转变，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观念上的重大变化。……

“塞防”与”海防”之争同治十三年（1874）夏，直隶总督李鸿章以”海疆备虚”的理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移”西饷作海防之饷“。李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官吏的支持，一时间暂罢西征之声响动朝野。主张暂罢西征，加固海防的根据有5条：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2、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脊，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他日的权宜之计。左宗棠力排众议，反对以牺牲“塞防”来保全”海防”，他认为”塞防”与”海防”是相关的两个侧面。“塞防”不整，或弃而不守，俄国人就会得寸进尺，反过来又激励西方列强对海防的骚扰。另外，沙俄与西方列强比较，对中国的威胁更大。因为俄中有共同的边界，西北一旦丢失，日后非但收复困难，而且还会殃及蒙古，等到那时，京师便有卧榻之忧。接着，他又从3个方面分析了实施西征战略的可能性。首先从国际形势看，西方列强暂时不会在我国沿海挑起战衅，相反倒是”关外贼氛极炽”，着眼于防务大计，”收复新疆有燃眉之急”。其次，从战略利益看，收复乌鲁木齐、阿克苏刻不容缓，尤其是乌鲁木齐不在手中，新疆就无总要可扼。天山南北两路，向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南自阿克苏迤西，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富八城尽在此一线。如果取用那里的财物，足可供养在新疆”分屯列戌之兵”，退则自保无虞，进则收复全疆。如果中辍此役，等于把新疆拱手让于外人。再次，从敌我力量参详，新疆敌氛虽炽，但盘踞在乌鲁木齐一带的敌人，能战人数，至多不过数千。剿而灭之，当不在话下。倘若一味姑息，再加上英、俄、土耳其的国际背景，久置不问，必成大患。李鸿章与左宗棠都是位显权重的封疆大吏，两人在”塞、海”之防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一个强调”海防”重于“塞防”，一个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弄得光绪皇帝疑虑重重，举棋不定，要军机处慎重讨论。节骨眼上，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支持用兵新疆，一下子扭转了形势。就这样，一场历时数月的”塞防”、”海防”之争，终以左宗棠等人的胜利而告结束，用兵新疆已成定局！西线鏖战正紧，东线清军利用空隙进行了调整补充。1885·年1月，法国政府增派援兵8000余人抵达越南；1月底法军集结完毕；2月3日，法军以陆军准将尼格里率领第二旅为第一梯队，陆军上校约翰巴索利率领第一旅为第二梯队，恶狠狠地向东线清军扑来，一路长驱，连克谅山数地，前哨直抵镇南关隘，探骑入内10余华里，只是担心战线拉长，首尾难顾，才止住了脚程。2月25日，法军炸毁镇南关的城墙以及附近的工事，退守文渊、谅山一线。撤退时，尼格里在镇南关的废墟上，竖一木牌，上面写道：”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气焰嚣张之极。国门洞开，边陲吃紧，散兵、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境人心惶惶。就在这危急时刻，老骥伏枥的冯子材率部向镇南关挺进。一路上，他收容溃军，编组营伍，团结各部，严明军纪，被众兵勇公推为前线指挥，举凡湘、淮、桂、粤各营，都受其节制。于是，镇南关前线又恢复了统一调度，各部重振旗鼓，士气高涨，当地军民在法军竖立的木牌旁也竖了一牌，上面写道：“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冯子材年前被朝廷重新启用，任命为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总办。1884年9月2日，他上书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动请缨，要求率部从广东进入越南，开辟新的战场，以配合滇、桂各军作战。12月3日，冯子材在钦州加紧备战并建立萃军18营，12月17日誓师出发，开赴广西前线。1885年1月20日，萃军抵达龙州。2月25日，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军务，获得了指挥东线各军的实权。冯子材深感任重，亲率萃军9营驰赴前线，踏勘镇南关地形，决定将部队安扎在距城10里的关前隘，利用这里的险峻，坚守阵地，伺机反攻。3月上旬，清军集中了90余营近4万人的兵力，沿镇南关至龙州一线布防，以阻止法军突进。关前隘是前沿的主阵地，冯子材把萃军的10营精锐布置在长墙、东岭，另派总兵王孝琪守西岭。同时，冯还在兵力配备上组建了第二梯队和总预备队，形成多梯阶的纵深防御体系。23日，法军整队来到关隘阵地，双方展开激战，”枪弹积地盈寸，彼此死伤相当”，至夜仍在对峙。24日清晨，大雾弥漫，人影绰约，法军利用装备上的优势，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进逼长墙，清军阵地出现了缺口。冯子材见状，不顾生死安危，带着两个儿子冯相华、冯相荣扑向法寇。全军官兵为之一振，人人争先，奋勇杀敌。据史料所载：当时”贱炮声震天，山谷皆鸣。贼竟薄长墙，或已越墙而入。冯与苏（指苏元春）誓死决战，告于诸统领日：“凡败逃者，不论何军皆诛之。于各隘设卡。冯年已七十余，以帕裹首，赤足草鞍，持子大呼跃出。诸军将领见冯如此，俱感奋力战”（汪康年：《克服谅山大略》）。经过激烈的肉搏，冯子材夺回了关前隘的全部阵地。期间，当地的越南民众给予了密切的配合，他们一面通风报信，一面不断地骚扰和偷袭闯关法军，使侵略者惶惶如丧家之犬。谅山敌首尼格里闻讯调兵增援，途中被冯子材埋伏的王德榜军截杀，败得落花流水。这样一来，孤军深入的闯关法寇就成了瓮中鳖、网中鱼，进不得，退不成，结果1000多士兵，几十名军官，尽数被歼。26日，冯子材率军进入文渊。28日，挥师进攻谅山，重创法寇，尼格里负伤逃逸，镇南关战役全线告捷。与此同时，黑旗军在临洮也大败法军，接连收复了广威府、黄冈屯、鹤江与老社等地。3月29日，冯子材乘胜追击，31日收复谷松、屯梅：郎甲、船头、北宁指日可得。因为兵败如崩的法寇，此时丧尽勇气，已到了闻风（冯）而溃的地步。麦克纳尔在《现代中国历史选读》一书中说：”东京战争的最后一战是法国军队的失败，紧跟着就是一阵显然是由于尼格里将军的受伤而引起的惊惶失措。当时，法国军队在草木皆兵的情况下，造成了一个秩序紊乱的溃退。”……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九八”）规划重点课题。本书分三部分，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史学考证，史学、医学、法医学、考古学专家对该遗址的原始地貌、掩埋范围、遗骨情况及其性质、年代等情况进行的多学科科学考证、鉴定和保护等内容。

爆发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反侵略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义和团运动直接抗击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蓄谋已久并已开始实施的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树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庚子国变》从史实出发，对这场历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全过程的描述，线条分明，图文并茂，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的教材。

编辑推荐：社会史丛书。 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主要标志是什么？是民众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的近代化。上海是晚清中国第一通商大埠，伴随着它的城市化、商业化的进程，社会风尚发生了颠覆性的演变：洋货流行、贵贱颠倒、崇奢享乐、妇女走出家门娱乐就业、台基姘居、男女自由交往等等，由此萌生了发展工商、社会平等、消闲消费合理、男女平等、自主择偶的近代伦理新观念。这些观念对于此后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始终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本书汇编了晚清外交与列强在华租界、袁世凯与洪宪帝制、护国战争、北洋政局与经济、直皖战争、奉系军阀、直系军阀、皖系军阀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