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由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及南京出版社精心策划的丛书共有6本，分别为《战区大受降》《台湾光复》《国府还都》《日本战犯审判》《日俘日侨大遣返》以及《汉奸大审判》。丛书由一批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执笔编纂，每本书含5万文字、百幅左右照片，通过这6个抗战胜利前后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通俗易懂地向读者介绍了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是抗击世界法西斯侵略者最早、时间最长、遭受牺牲最为惨重、损失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同时，也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及太平洋战场，彻底打乱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的计划。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将日本法西斯近70％的军队牢牢地拴在了中国战场，使其无法增援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大大减轻了盟国军队的压力。中国战场成为东方战场的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见证1945》丛书，用翔实的史料，通俗的笔法，反映了抗战胜和早前后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从中可以领悟到，只有懂得胜利的来之不易，才能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完成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偷窥同治大婚、目击西太后葬礼、鲜为人知的晚清汽车拉力赛、神秘莫测的晚清礼仪、洋街坊的杭州日记、北京城墙的攻破、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等等，我们通过晚清来华的西方人，看到了用画笔、相机记录下来的这些难以看到的珍贵历史瞬间。西方人的视角、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背后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本书的独到之处。本书是作者关于老照片的第一本集子。沈弘教授现住在北京，他的家庭曾于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家庭读书藏书状元户”。本书前言写在前面的话沈弘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家、画家和探险家便逐渐开始渗入中国的内地。从那时起到至二十世纪初，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西方人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大量的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西方人还特别关注对中国地理、地质、动植物资源、建筑、考古等各方面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探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要刺探中国的机密，以及调查中国的市场和人文地理，也是为了试图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西方人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内容涉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许多这样的书至今仍被束之高阁，难得有人问津。尤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中含有无数张插图和老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直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那段历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中文近代史资料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缺。这些图片资料的数量极其庞大（数以千万计），它们向我们展现了清朝和民国初这几百年间颇为绮丽壮观的中国历史长幅画卷，全方位地反映了清朝和民国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旧中国的历史原貌。首先，这批图片资料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文地理的独特视角。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在华外交官、旅行家、建筑师、摄影师、探险家和传教士，有的甚至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成员。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记录下来的北京风貌，往往是同时代中国作者所看不到和无法记录的。例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其回忆录中就用近百幅照片记录了慈禧太后召见七国公使夫人进宫、清廷皇族公主们回访，到美国公使馆做客，以及她与北京各界妇女进行的交往和互访，对于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障碍有极其生动的描写。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也用图画和照片真实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早期京师大学堂的情景。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诸多西方记者更是以画笔和照相机为工具，用无数张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八国联军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的全过程，其中对于八国联军如何从北京城墙一个涵洞攻进京城，在城里展开的巷战，试图用野战炮和云梯敲开了紫禁城的一道道大门，以及在故宫里举行耀武扬威的阅兵式等画面和镜头，全都是极其难得的真实史料。由于申奥成功和举办人文奥运的宗旨，北京市目前十分重视恢复历史名城的原貌，计划要在2008年之前保护、修复或重建故宫、永定门、圆明园、恭王府、皇城四合院和胡同等一系列京味的古迹。但是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资料中的图像和文字信息比较匮乏，大量的相关信息，尤其是老照片和图片，往往都藏于西文资料之中。所以正在被修复的历史古迹，如北京的恭王府和圆明园等，是否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对西文相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在许多西文书中，作者们都自觉地用照片的形式介绍他们于清末民初在北京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北京城里和近郊的旅游景点、庙宇建筑，以及各个时期的北京城区、郊区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图。而这些往往是中文史料所欠缺的。出于传教、经商和学术研究等不同的需要，上述西文书的作者们对于中国的民俗、礼节和尊孔、祭祖等礼仪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在宁波出生，并于1912—191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的英国人燕瑞博在《北京生活杂闻》一书中用一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小贩、胡同居民、当铺、餐馆、妓院、城墙，以及京剧、女子装束打扮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且对北京的土话和迷信做了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地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社会风俗，总部设在上海的在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于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均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十九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民俗风情，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其文化史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中文的资料。清末民初，许多在华外国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赫德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傅兰雅作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翻译，编译了大量的科学教科书。清廷在创建水师、训练新军，以及创办煤矿、铁路、电报、邮局和其他各种实业的过程中都雇佣了不少外国人。就连民国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和张作霖等军阀政府的首领也全都雇佣了外国顾问。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第一手的见闻，与清廷和民国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人士均有深入的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著述甚多，对于中国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的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都有深刻而直观的文字和图片记录。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它们大多是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2.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3.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史料。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为了要弄清中国水师的新式兵船，特意通过其商人在广州以中国人的名义秘密购买了一艘与满清水师中最大型兵船同一类型的大船“耆英号”，以打渔的名义驶到公海后即改变方向，经好望角开往伦敦，对其构造特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之后该船又从伦敦驶往纽约。作为从中国到达英国和美洲大陆的第一艘海船，无论从近代史的角度，还是造船史的角度，它的图片都可谓是极其珍贵的资料。4.西方人关于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往往也是同时期中文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这样的图片资料非常重视。在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图片资料图书馆；在很多大的图书馆中也有专门的图片资料收藏。然而在中国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机构。有关老照片的收集和研究尚处于一种“玩票”的业余水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尴尬的局面。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慰安妇和其他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士在日本打官司输多赢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像老照片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堂堂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圆明园学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拿不出多少跟各自研究领域相关和有分量的历史照片；甚至当文化部决定要拨出数亿元人民币来重修恭王府时，人们这才发现，急需用作修复建筑参考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的王府老照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而严格说来，西文资料中这类的图片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虽然现在如杭州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许多单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派人去国外找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但实际上，这些老照片在国内的图书馆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只是人们对于身边的这些珍贵资料尚未加以关注和重视而已。本书中所包含的老照片和其他图片资料只是笔者近几年来所收集到的中国老照片的一小部分。为了收集这些图片资料，作者曾经访问了国内外的许多大小图书馆，并且得到了那儿的工作人员、朋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最值得感谢的当然就是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本书的编辑张剑和美编邱衍庆，以及《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此书也是难以问世的。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今年，我校无党派人士、人文学院李永铭教授的新作《1938：武汉大会战》相继被《楚天都市报》和《长江日报》等多家报刊连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是我校学者用实际行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1938：武汉大会战》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4万余字，图文并茂，全面地展示了武汉大会战的历史全景、立体地凸现出武汉大会战的进程。读过该书后，不仅能知道国共两党双方的大人物为抗日精诚合作，更能感受到大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抗日热情。发生在67年前举世瞩目的武汉大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场极为重要的战役，历时4个半月，是中国抗战史上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此次会战，中国守军共歼日军10万余人，有力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美梦。从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一刻，注定将被承受巨大战争灾难而终获和平的民族及其后代，以及一切反对战争、珍惜和平之士，深深牢记。本书以八一五这一历史瞬间为聚焦点，选择了中国的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朝鲜半岛、日本、苏联、欧美等多个视角，对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的世界历史局势变化进行了全景而又细致的扫描。为了让读者更切近地感受到昨日的历史，除了文字叙述之外，我们着力肝撷了大量的历史图片、档案、文献资料，并根据内容进行了有机的组合和编排。为了让读者从多个层面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专门设计了“读史有感悟”、“焦点人物”等栏目，同时还为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知识的读者准备了深度阅读书目。我们期望能掸落60年时间的尘土，把昨日的历史重新呈现给广大读者。我们期望读者们能穿透时空重新体验决定历史的瞬间，并由此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晚清史研究新视野》是作者就晚清史上重大问题及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以新观点和新思想进行探索，在国内重要历史刊物发表论文的结集。其中《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观照》、《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太平天国宗教考伪》、《清末民初日本对华投资问题拾遗》等，在资料翔实的论证中，展现其进步的社会发展史观和古为今用思想。读之，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必读的感受，是一部政治性强、学术价值高的历史研究著作。杨宗亮：浙江科技学院社科部。出身于历史研究世家。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人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不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本书是作者10余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悉心收集研读档案史料撰写而成的，披露了民国时期上海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执政细节、“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夭折缘由，以及张伯驹绑架案、1948年上海滩禁舞风潮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虽然都是些历史的“边角料”，但这些档案资料都很意思，内容也很丰富，有骨骼，有血肉，可读性极强。按作者的说法，他选择的档案资料，“一般是要有点故事的，可让我很感性地进入，也可以让别人很感性地体悟。出来进去，大家都方便一点，不要戒备森严、磕磕绊绊，惟一讲究的，就是真实，包括具象的真实和逻辑的真实。”<

本书以百余幅照片客观地揭露了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的凶恶与残暴，真实地反映了黑龙江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戳穿了日本殖民主义者和右翼分子编造的伪满洲国是什么“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及其日本给中国东北带来“近代化”的谎言。

“文夕”大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而引起的，这场劫难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军事当局战略失误，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辱职殃民，这是这场劫难的直接原因。长沙人民为民族抗战作出了重大牺牲，必将永载史册。本书将向读者前面介绍这长大火发生始末以及原因及后果。

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争议的焦点壬要围绕着两个问题：（1）雍正究竟是不是阴谋即位；（2）对雍正的功过评价，关于第一个问题，雍正继位是否康熙意志，理应用符合康熙真实思想的原话及可靠史料，并以事实论证，然据我看来，目前所有可见关于雍正继位合法说的主要论点及所谓论据，基本上都是照搬雍正之《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是雍正钦定、为洗刷自己清白所作的一份自辩词。其中不乏可见雍正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实话，但其中的谎话、假话更是层出不穷。某些提出雍正继位合法说的学者，并未发掘出可信的史料，更缺少用康熙的原话，用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去论证，而是用全盘照搬雍正的原话或雍正搞的史料来为雍正继位合法性辩护，这就不可能与历史真相越来越近，而只会与历史真相越来越远了。例如，对康熙所说万年后要选一个“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有学者提出，“这个人正是雍正”，并以《雍正起居注》和昭裢《啸亭杂录》为据-但是，昭裢的观点，或《雍正起居注》中雍正的观点，并不等于就是康熙的本来观点。后人学者提出的个人观点，也并非就是史料，更绝非就是历史事实-与以上部分学者的说法相反——我在研究雍正中发现，康熙关于“坚固可托之人”的强烈愿望，只对皇十四子胤祯一人亲口说过、这是迄今为止康熙关于“坚固可托之人”最真实、最可靠 的原始史证：又例如，对于康熙要胤祯去南郊祭天，有人提出“这是康熙要抬高胤稹的社会地位”，是要其继位的一个暗示-但根据笔者研究康熙关于持斋祭天原话及康熙对皇子的多次圣训后却发现，这是康熙借故将胤稹从自己身边支开，令其一边敬天、一边反省，“戒除自己的非心妄念！”就在康熙命令胤祯去南郊祭天的前三天，康熙已预先布置吴尔占负责南郊祭天的警卫，实际上就是预先布置了对胤稹进行监视。胤稹在不得不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竞一日内三次派遣护卫进驻、控制畅春园，以后又每天不断派兵，直至康熙猝然去世。这些阴谋活动，没有隆科多的支持，胤稹是办不成功的-对这件事，《圣祖实录》中本来记为“恭候圣安”，弘历搞的《世宗实录》竟改为“恭请圣安”，虽一字之改，却已很能说明问题。若雍正即位光明正大，没有阴谋，何必在康熙猝然去世前几 日对每天不断派兵进驻畅春园一事的历史记载要篡改？雍正一上台，首先就将恭代南郊祭天的吴尔占父子革爵流放，这是雍正迫不及待对其打击报复的表现，也是雍正对先帝康熙派吴尔占对其进；行监视发泄仇恨的阴狠表现。康熙一死，隆科多不仅抢先口述死无对证的“康熙遗言”，秘不发丧，而且，所谓的“康熙遗诏”，就是在胤稹的命令下最先由隆科多起草“书撰”，然后再“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书撰”。这是胤稹、隆科多伪造“康熙遗沼”的最新的直接证据！综合各种史料后都能说明，康熙在五十六年（1717）《面谕》中所痛斥“希图仓促之际废立自专”的“小人”，不是别人，正是胤稹！其理由和证据是，不仅康熙五十五年（1716）已发生了戴铎请武夷山道士预卜胤稹是“万字命”的事件，更由于五十六年（1717）正月又发生了戴铎公然赤裸裸地要大学土李光地拥戴胤稹为太子，并许诺可保李光地“荣华富贵”。五十六年十一月的康熙《面渝》，尤其是康熙在《面谕》中痛斥“或有希图仓促之际废立可以自专”的“小人”，正是以上一连串严重事件发生并日趋严重后的结果。而五十六年（1717）夺储失利者又正是四阿哥胤慎！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正是在五十六年（1717）《面谕》后，不仅胤稹夺储失利（见戴铎奏折），而且每当重大时刻，康熙都要令胤稹离开京城，不要他留在自己身边，直至临终前几日，康熙对胤稹的限制、防范态度始终如此。以上，究竟是康熙的原话和可信史料、确凿事实为据作论证可靠可信，还是用照搬采信雍正的话为据可靠可信，相信读者后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