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史》共分8章，详细记述了从兴中会成立到武昌起义、临时政府北迁的历史，原系编者在复旦、大夏大学任教时的中国现代史料讲义。此外《辛亥革命史》每章之末举有参考书目数种，以期能供给读者研究参考之用。

这本《中日战争》由王钟麒著。本书参览著述十余种，以姚锡光先生《东方兵事纪略》为树干，对中日交涉，中日战争的起因、经过以及影响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叶绍钧先生赞誉本书“原始要终，殆无余蕴；洞穴贯穿，弥见精勤：是诚所谓探其致败之源以为镜鉴者也”。

本书是“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之一种。本书是他早年探讨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成果，他认为“研究历史当略古今”，“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因为近代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又是历史上的重要转变时期，这个转变“迄于今而犹未已”。

《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是《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的缩写，并融入近些年的新成果，供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使用。

本资料集是为纪念辛亥武昌起义爆发100周年而编译的。在此，有必要对与本资料集相关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近代日本为了对华扩张的需要，从19世纪60年代起，逐步加强了搜集中国社会多方面情报资料的力度，其来华人员（如外交使领、军事间谍、涉华团体、在华企业、新闻记者、文教机构师生、各类考察旅行团等）都不同程度地肩负着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并予以报告的任务，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压迫中国的列强成员之一，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及易于掌握中国文字、潜人中国社会内部的便利，在华搜集情报的地域范围大为扩展，其内容之细致、丰富也远非以往所能比拟。同时，从甲午战争之后到武昌起义爆发，长江流域是日本在华最重要的工业品市场和棉花原料及其他农产品、铁矿石等的重要来源，因此也就成了日本各方面对华瞩目的重点区域之一。1911年，四川掀起保路运动，继而爆发了武昌起义，长江流域乃至全国迅速涌起革命高潮，面对如此局面，一些在华的日本人为了维护其重大既得权益，密切关注事态的变化，搜集各种情报为其政府对华决策服务，而这些情报，至今还大量保存于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成为学界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所必须参考的重要资料。

天道昭昭，法网恢恢。一批日本侵华战犯在中国大地犯下了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最终受到应有的审判和严惩。全面记录了七个罪大恶极的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及其悲惨结局。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托洛茨基曾与当时的斯大林路线进行了殊死斗争。他指出，民族解放斗争实质上仍是阶级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批判斯大林的阶级调和论，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革命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托洛茨基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但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预见，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难能一见的教材。《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集结了托洛茨基文章中所有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选取于现存各国的各个语种的公开出版物，按写作的时间顺序爬梳整理，以精炼到位的翻译语言，再现了这位伟大先知的独特智慧和预见力。

《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中国近代史》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

《纸糊的民国》属于续写民国历史大家蔡东藩先生的《中华历代通俗演义》之《民国演义》的历史文学作品，紧密结合蔡东藩先生《民国演义》中的后续历史而写出了1915—1945年的30年民国历史。本书是中国南阳作家群中知名作家易存安先生历经27年思考、精心打磨的经典之作，全书以“文学笔法”书写了30年的民国历史风云，精彩地再现了民国时代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以鲜活的历史故事，为我们讲述着“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本色。以章回体的形式，为读者讲述了民国时代风云人物的荣辱浮沉、成败得失与备受蹂躏的民族命运。

中国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进入了其发展的繁荣期，这是中国自由主义从引入到发展的必然的历史逻辑；也是五四时期特殊的历史际遇的结果；杜威、罗素的来华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五四自由主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易卜生主义；为了终极的目的，中国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采取了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对以孔教为中心的封建伦理思想进行了否定；对中国封建宗法思想进行批判；对妇女解放给予关注。对束缚个人自由的一切枷锁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于实现自由主义的宪政，而实现的路径则祈求于渐进的、改良的、非革命的手段。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国五四自由主义走向了历史的歧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中国走向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本书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自由主义脱离了中国现实，不能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以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