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红军长征的回忆录、自传和口述历史等各类文章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了几篇，真实、系统、全面地记叙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塑造了众多红军领导的英雄形象，生动展现了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赣南地区位于江西省南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根据地，全红县达13个，即瑞金、兴国、宁都、于都、赣县、会昌、石城、安远、寻乌、上犹、信丰、崇义和南康。作为我国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摇篮，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首都所在地，锻炼和培养共和国治国安邦栋梁之材的重要基地和课堂，培育苏区光荣革命传统的沃土，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和南方红军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新四军的红色源头之一，赣南地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年，为扩大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影响，发动苏区广大民众对革命的支持和回击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苏维埃政府、地方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团体，在赣南苏区各地墙壁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绘制了许多漫画。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内容的标语和漫画，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保留下来的红色印迹，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属珍贵的革命文物。

2006年的序曲刚刚揭开，一位热爱和平，热爱生命的人便离开了我们。东史郎——这位二战时的老兵，十几年来一直执著地为他的民族和国家所犯的错误默默的做着个人的忏悔。虽然这种声音在一些杂音面前略显微弱，可人们仍能感到这微弱力量的伟大和温暖。因为，他用良心和勇气面对历史和错误，去改过，忏悔，升华。这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东史郎日记》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

红军长征到底走了多少路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底行程多少？1936年斯诺根据访问调查和看了《二万五千里》（即《长征记》）一书，其中红一军团计程总计为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他认为加上全部的迂回曲折，辗转进退，红军自己通称它为二万五千里长征，无疑是走了这么长或更长的路程。由于台湾有人著书对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是斯诺的新闻宣传，实际上没这么多，他还举例说《长征记》中红军自己也不认为有这么多里程。所以，我们还是引一下斯诺当时写的报道，这是很有必要的。斯诺在“大迁徙”一章中这样写道：“红军自己通称它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加上全部的迂回曲折，辗转进退，从福建的最远点到陕西道路的西北终端，某些部分的行军者无疑走了这么长或更长的路程。红一军团所编的一段一段的精确行程表显示，它长征的路线总长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六千英里——约两倍于横贯美洲大陆的距离——这一数字大概是这支主力部队的平均行军里程。在征途中，他们穿越了一些世界上最难走的车辆无法通行的路径，跨过了亚洲高峻的雪山和宽大的河流。”斯诺的上述报道，说明是红军自称的二万五千里，不是他臆想的。红军长征里程的计算，是有科学根据的。红一军团走的里程，当时是由一段一段的精确行程表显示的；加上全部的迂回曲折，辗转进退，从福建的最远点到陕西的西北终端；某些部队的行军里程。三者一加，斯诺认为“无疑走了这么长或更长的路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不是任何人臆想的，确有根据的。过去人们常讲的“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的这句话，仍是人们对红军长征精神的肯定，也是对自己的鞭策。我们花了那么多笔墨，去引述斯诺当年的报道，就是为了我们未经过长征的人，看看红军长征在外国人眼中，特别是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是如何评说的，这是很有意义的。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最重要的社团致意。在当时出现的诸多青年社团中，它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长、影响最大，聚集了青年学子和其他社团中的许多精英分子。《少年中国学会研究》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对少年中国学会作一个分析和阐述。包括“少中”从筹备到成立的历程及其多方面的活动，“少中”会员们的理想追求和他们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种种思考，以及这种思考和探索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最尖锐的问题：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来改造中国——“主义”之争就是由此而引发的。可以说，《少年中国学会研究》是迄今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著作之一，值得相关的研究者参考、借鉴。

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我们学习和发扬当年苏中七战七捷的革命气慨和创造精神，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的新情况，新经验，从而把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苏中七战七捷》一书的出版，是为了发扬苏中战役的重要经验，缅怀当年英勇战斗的广大指战员和战役的直接指挥者粟裕、谭震林同志。本书包括苏中战役综述、历史文献和当时苏中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回忆文章，从各个侧面向读者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总结了宝贵的经验，是广大军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学习革命传统的生动教材，也是史学工作、党史教学和军事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值得认真一读。

明清易代是一个绵亘数十年的历史过程，诸多社会矛盾和政治力量的交织角逐，造就了天翻地覆的大动荡时代，每每引发后人探究的兴味而又索解为难。陈生玺教授数十年潜心研究此期历史，创获独多，于1991年即有《明清易代史独见》一书出版，共收文11篇，颇受学界推重。现陈先生又增入十几年来精心结撰的5篇论文，并对原书所收各篇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从而成为面貌一新的增订本。全书涉及明清争战和议、清兵入关、剃发令等重大课题以及陈圆圆、李岩、毛文龙等重要人物的史料发覆，将微观的缜密考证和宏观的全局把握相结合，立体地再现了气象万千、跌宕起伏的明清更迭图景，足资相关的研究者、爱好者参考。

本教程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撰。重点撰述如下历史过程：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和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叙述逻辑贯通全书，系统地表达了对中国历史进程问题的创新性思考。本教程在各有关问题上力求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基本完整地把握了传世的与出土的历史资料及其基础研究背景，大量吸收或讨论了相关领域前沿研究的积极成果。在此前提下，各卷作者以其长期研究积累，分别阐述了立论明确、论证规范的独到见解。 第三卷《元明清时期》撰述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期，中华各民族、中华大一统国家、中华古代文明的普遍发展和传统经济的局部变化，以及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反抗外部侵略势力并开始尝试向近代化转变的历史演进过程。本卷设立了元时期、明至清道光时期和晚清时期的概述部分，进而对各时期典章制度、社会经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等展开了较为系统又有新意的阐述，力图体现通史与专门史的基本统一。

1949年参加工作之后，大学梦一上在脑海萦绕。“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终使自己梦想成真。1956年，作为调干生，作者考取了著名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民主与近代中国》这本自选集，是以近代中国以民主与现代化的追求为主线，从作者近200篇论文和文章中挑出来的。除个别错漏字外，一仍其旧，以存其真。从中，既能少察历史车轮曲折前时的轨迹，也能映现自己坎坷前行的步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比之于人哺养之恩、教师培育之恩，作者的回报也许微不足道，但奉献的毕竟是作者的一片赤城和心血结晶。诚恳地企盼读者不吝赐教，俾能再有寸进。

《铁蹄下的南京：日本侵华的佐证民族屈辱的记忆》辑录的两百余幅历史图片，多从日本军方刊布的画册中辑选而来。尽管这些图片原始的目的是宣传与美化日军的侵略，但仍于不经意间披露了其侵略罪行，记录了无数普通民众在南京沦陷时期的生存与苦难，沉沦与挣扎，屈辱与抗争，同时也留下了大量日伪活动的翔实记录以及市井生活的细节。其中不少历史图片，是读者前所未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