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社会结构论稿》研究的课题是民国史，采用了民国社会史的历史体裁。主要资料来源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政府公报》和其他资料。《民国初年社会结构论稿》研究的历史时段是民国初年，具体划分是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大致与袁世凯统治民国北京政府的时期相始终。《民国初年社会结构论稿》研究民国史的方法采用了“社会结构”的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综合了历史学、社会学两门学科的概念和功能，并且规定了进入研究民国史的社会视角和叙事方式，而这种方法的规定性必然是社会史内容。这是对民国社会史研究从理论到方法、从方式到内容的新尝试。采用这种方法具有共时性、综合性、包容性的特点。这是一种跨学科、总体性的研究。《民国初年社会结构论稿》研究民国社会史的资料《政府公报》，并非仅有，多处可见，但进行系统的解析和研究不多。历史研究考证之法，源远流长，有互证、考证、他证、自证等方法，其中尤以自证为最具说服力。本文就是用《政府公报》的自身资料去解析民国社会，可以视作自证自解。历史研究历来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之说（王国维语），用民国《政府公报》的文辞、治法去解析民国社会，能够循此入乎其内，至于“出外”之处不敢多言。《民国初年社会结构论稿》研究民国社会史，是以一种世纪回眸的胸怀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激荡当作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民国初年这一时段仅是百年周期之一环。民国初年的社会结构的形态和世相不过是这一环节中的一个历史葛结。我们以今视昔，持有一种“后来者的优越性”，可以用特有的历史距离、平静的理 智、科学的认识去评价和多角度地反思前人得失，以取鉴于前史。《民国初年社会结构论稿》研究民国初年社会结构的目的是，揭示民初社会结构的历史背景和来源，展示社会结构中各种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价值、角色和社会功能，说明辛亥革命以后，近代以来民主和民族革命的矛盾在民初的纠缠交织、错综复杂的新变化。说明民初社会结构的利益互不惠顾性和不可整合性的矛盾，实际上宣告一切旧式“改良”和“借权、借军”革命方式的终结。从社会变迁和社会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揭示，这种社会结构对于近代两大主题实现的阻碍性，它本身既不可能产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物，也不可能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必须组织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体力量，这是一个需要思想、文化、经济等全面变革的伟大社会工程。它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提供了参照性的空间和时间。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套装上中下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的汇集。所收论文共80余篇，内容涉及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之关系等各个领域，内容丰富，探讨深入，既是对胜利60周年的纪念，也是近些年学术界有关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因而对于了解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情况，推动研究的深入，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口的租界：一项历史社会学的考察》不是一部关于汉口租界的历史著述，更非关于汉口租界的“小说家言”，作为一篇有关汉口租界的文化“游记”或“心得”，或许更为确切。书中具体包括了：华洋分界与华洋混融、汉口租界的收回与改制等内容。 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笔者试图对汉口租界作一番系统的探访，本着史家“实证”的原则，全面追溯汉口租界的原委始末与发展兴革的历史过程；尽力观察到一个真实的汉口租界。更多的时候，笔者可能是以一种文化观光者的眼光，将聚焦点更多地投向作为“特殊文化空间”的租界。通过对汉口租界的物质文化景观、社会生活、人口构成、社会行为、社会心态等方面的逐一探寻，力求展示租界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空间”的品行与特质，并将租界从“异质文化空间”到“边缘文化空间”的演变过程揭示出来。通过租界这个文化个案，向读者展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从对立、冲突到接纳、融合的互动过程。进而为今人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提供一个历史的范例——弱势文化怎样去面对一种强势的文化，怎样在一个强势文化面前保持自己的个性与尊严，同时又不故步自封，以开放的胸襟去进行文化创新，在学习、适应、创新的过程中完成文化强弱之间的地位转换。基于这样一种趣味，《汉口的租界：一项历史社会学的考察》描述的重点是“华”“洋”之问、中外之间复杂而多维的互动关系，以“华”“洋”关系这根主线串起汉口租界近百年的发展变迁轨迹。

《现代中国的兴起：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从狭义的角度讨论“现代中国的兴起”，力图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按照技术、经济、文化、观念、制度和政治六大板块，分别讨论现代中国兴起的具体成就和积极成果。《现代中国的兴起：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区分了历史时间概念和历史时代概念，运用和建构了宏观社会历史概念及其结构体系，用以概括现代中国的兴起在不同领域的各种具体表现。

本书从多个角度对五四以来的思潮与人物进行反思，试图澄清学界对五四的种种误读，对重建新的五四观进行初步探索：五四运动有哪些成绩和缺陷？五四是否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五四与“文革”具有内在联系吗？中共五四革命话语系统是如何建立的？毛泽东对五四总司令陈独秀的评价为何前后竟然如此迥异？保守主义者如何通过批判五四、反思现代性来彰显自己的独特身份？他们是如何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追求现代性？国民党为何要夸大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力？如何理解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钱穆、贺麟等对于五四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为什么说胡适是一位问题人物，也是研究五四绕不开的人物？保守的人说他太激进，激进的人又说他太保守；共产党批判他，国民党也不喜欢他；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是他的论敌，又是他的朋友。

此书编辑、付梓、出版之时，我们伟大祖国正经历盛世送别奥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筹办世博会召开。这些举世瞩目的事件都将被一一记录在册，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成为人类攀登文明高峰的标高。作为肩负着保存历史记忆、传承文化重任的档案工作者，在欣逢盛世、共襄盛举的同时，谨以此书的出版作为献给伟大祖国的礼物，祝愿她更加繁荣昌盛。本套丛书汇编了由上海市档案局主管、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档案春秋》杂志三年来的精品文章，它们勾勒出一段段“不平，凡人的平凡事，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还原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那些老档案，第一手的资料，从中挖掘出人生百态、世纪风流，供大众品读；记录片式的人物和事件回放，旧闻轶事，自是纳尽悲欢离合、坎坷曲折；从“旧闻”中寻找“新闻”，展现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仔细品读这些文章，档案文化的意义跃然纸上——真实、内幕、可读是它主要的美学特征；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重要依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充分展示档案与社会、历史、人生的密切联系，是它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直击历史瞬间，注重亲历、亲见、亲闻，兼具轻松阅读和史料收藏双重价值，是它所要实现的社会历史需要记忆，文化需要传播，文明需要传承。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档案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为社会所认同。众所周知，档案所负载的信息资源是全社会最可宝贵的历史记忆，对于维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真实面貌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档案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好。在这方面，《档案春秋》本着“依托档案资源、构建档案文化、展现历史原貌”的宗旨，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展示了档案文化的软实力，真正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满足了国内外广大读者对档案信息的文化需求。

此书编辑、付梓、出版之时，我们伟大祖国正经历盛世送别奥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筹办世博会召开。这些举世瞩目的事件都将被一一记录在册，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成为人类攀登文明高峰的标高。作为肩负着保存历史记忆、传承文化重任的档案工作者，在欣逢盛世、共襄盛举的同时，谨以此书的出版作为献给伟大祖国的礼物，祝愿她更加繁荣昌盛。本套丛书汇编了由上海市档案局主管、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档案春秋》杂志三年来的精品文章，它们勾勒出一段段“不平，凡人的平凡事，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还原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那些老档案，第一手的资料，从中挖掘出人生百态、世纪风流，供大众品读；记录片式的人物和事件回放，旧闻轶事，自是纳尽悲欢离合、坎坷曲折；从“旧闻”中寻找“新闻”，展现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仔细品读这些文章，档案文化的意义跃然纸上——真实、内幕、可读是它主要的美学特征；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重要依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充分展示档案与社会、历史、人生的密切联系，是它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直击历史瞬间，注重亲历、亲见、亲闻，兼具轻松阅读和史料收藏双重价值，是它所要实现的社会历史需要记忆，文化需要传播，文明需要传承。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档案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为社会所认同。众所周知，档案所负载的信息资源是全社会最可宝贵的历史记忆，对于维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真实面貌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档案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好。在这方面，《档案春秋》本着“依托档案资源、构建档案文化、展现历史原貌”的宗旨，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展示了档案文化的软实力，真正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满足了国内外广大读者对档案信息的文化需求。

天地会即洪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间秘密结社，在清代和民国年间，均起过重要作用。然而，有关天地会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曾先生利用自己熟悉漳州方言和风俗等优势，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和实地考察，从语言、物产、民俗、地名、文物等多重角度，对天地会会簿和清廷有关档案提供的历史信息作了周密考证和破译，在学术争鸣中自立一家之说。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l9世纪60年代以后，“北洋”更具有特殊的含义了。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外国侵略者曾连续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以求建立他们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有所不同，英、法、美各国都改变其方针，想借兵力给清政府，以助其平定国内的“叛乱”；清政府也向外国侵略者表示了进一步依附的意向，不仅拱手让与各项权利，而且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中央设立了专为与外国侵略者交往和服务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目的是为了适应半殖民地化形势发展的要求，任务是办理殖民外交，同时管理通商、海防、军务、关税、铁路、开矿、制造军火等事务，实际上总揽了整个“洋务”事宜。

《中国密码：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是西方近年来论述中国问题的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自2005年出版后，居德国经济类畅销书榜首达半年之久，此后多次再版，至今仍畅销不衰。在书中，作者弗郎克·泽林（Frank sieren）以中国近代史为主线，详细解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体系，从而探寻中国崛起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密码：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内涵丰富、条理清晰、视野宏大、剖析深刻，是以西方人的视角解读中国的一部难得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