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何有的大国崛起了，有的国家却陷入迷失？为什么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不能完成从帝制向民主政制的转变？为什么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可以孕育出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人物，而我们却冒出个袁世凯，以及大大小小的一堆军阀？为什么我们一次次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莫非这片土地真的与别不同？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两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专制的道统依然坚固，“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继续传承；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明治维新后能够迅速崛起，而中国一个泱泱大国，在辛亥革命后却陷入了漫长的战乱？我们究竟迷失在哪里？为什么当历史一再出现可供选择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却一再错失良机？作者试图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与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虑。本书第一次用地缘文化、区域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近百年的中国革命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本书着力于国民党和中共对日、伪关系的制约，提出国、共、日、伪四方的复杂互动，使抗战时期华东地区的政治态势呈现出非线形的格局，深化了伪政权史的研究，在海内外史学界是新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这本专著资料丰富，结构完整，叙事生动，解剖较深，相信他们的成果，对推动国史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涉及的核心课题之一，是构建符合现代社会理念并能体现科技进步水平的教学知识体系。理想的大学教学知识体系应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学术性和适切性，并且具体体现在能够展现上述先进理念与特征的教材体系与课程内容之中。综观当今世界，高校本科教育越来越重视受教育者的身心素质的培养和基础知识技能的掌握，这已成为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通识教育由于重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重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重视知识的交叉、广博与综合，因而越来越受到高等院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重视。

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两个大王朝。明与清一直有许多内容吸引着现代人的兴趣，明王朝的灭亡与清王朝的崛兴就是如此。明亡清兴，自然少不了人的因素，其中有帝王、有重臣在起作用，也有些说起来并不要紧的人物如太监、妃子甚至奶妈子等也举足轻重。通过这些人物的种种言行，其实就可以明了一个王朝为什么会灭亡、一个王朝为什么会崛兴。而这些，并不止是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在：怎样做自己，怎样交朋友，怎样识人、用人。《明亡清兴六十人（套装上下册）》所述的六十人，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就体现出无穷哲理。

长征，其行程之长、路途之险、困难之巨，古今中外，闻所未闻。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像火炬一样，照耀着红军将士，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历尽千山万水，冲破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围追堵截和缺衣少粮的绝境中义无反顾、前仆后继？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感触颇多。没有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没有延安宝塔的万丈光芒，就没有天安门上空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和富强。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既照亮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也照亮我们的理想和前程。长征塑造的是英雄之魂、民族之魂。精神上重走长征路的实质不是在于形式上的简单纪念，而是让我们的民族完成一种伟大的精神图腾。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长征。我们现在做到了，也正在做着这样的努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念。精神上的重走长征路，是用思想走，更重要的是用“ 心”去走，用“心”去掂量这部史诗在今天的价值，用“心”去领悟坚定的信仰对一个当代共产党员的重要性，用“心”去承担一个当代军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用“心”去悟一个当代年轻人应当树立的坚定理想与信念以及如何磨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这是精神上重走红军长征路的真正意义和内涵。长征精神是激励我们永远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应该以红军将士为榜样，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在新长征中创造新的奇迹，书写新的史诗。这是我们创作的初衷和精神动力。《铁流二万五——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一书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再现了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场景。内容选材严谨，史料翔实，写作风格既规范又灵活多样，具有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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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入侵的庚子事變後，清王朝跨入了20世紀。新世紀的到來，並沒有給這個舊王朝帶來新氣象，險惡的國內外政治形勢，使清政府面臨著生死存亡並難以收拾的局面。如何救亡圖存？這個問題又一次嚴峻地擺到國人的面前。在剛受重創的維新黨人與正在成長的革命派人士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時候，清朝統治階級內部的有識之士也在疾呼：“欲救中國殘局，惟有變西法一策”。慈禧太后在無奈之中動了改弦更張的念頭。“清末新政”便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臺了。“清末新政”是指20世紀初年清政府在其統治的最後十年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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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共和时代。民国初年，西方民主思潮与实践一时间颇为盛行；然而通过军事实力和政治要谋而成为北京政府大总统的袁世凯，一心谋求个人专制统治，与寄望于民主政治的革命派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结果导致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但因准备不周、实力不济而失败。此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独掌北京政府，逐步废话弃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属项民主政制，使民国初年的西式民主实验成为昙花一现。与此同时，民国成立后的中国对外关系，仍因列强之强势压迫而面临着种种困难，在谋求“承认”、对外借款、边疆安全等方面，仍在丧失国家主权和权益，并因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而形成中国外交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