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作家杨力教授，经过数十年呕心沥血，在科技书的撰写取得了辉煌成就之后，又在文化、科学、文学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杨力教授独立完成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丛书》是我国首部论著体形式，首部集文化、科学、文学为一体，首部囊括文、史、哲、医、自然科学成一套的大型综合文化巨著。全书把中国五千年以来灿烂的传统文化作了纵深的阐述，展示了中华民族瑰丽的文明智慧和辉煌的文化历程。全套丛书共分三部：《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中华五千年科学经典》、《中华五千年文学经典》。共550万字。三部书皆内容博大、论述精深，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是一部难得的传世之作。全书文笔优美，引人入胜，有较强的可读性。尤其观点新颖，创见性强，对各阶层读者都极有启示。因此，这套书既是一部极有珍藏价值的学术精品，又是一部雅俗共赏、读者面极广的大众书籍。该书的出版，必将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是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共250万字，分上、下两册。全书对中国炎黄文化作了精湛的阐述，展示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瑰丽的历史画卷。该书以系统论述和专题探讨的形式，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人物、哲学、思想、宗教、艺术、文字……皆作了纵深的阐述，该书包括11卷，22篇，136章。《中华五千年科学经典》是这套丛书的第二部，共170万字，分上、下册。全书对中国华夏科学作了深刻的阐述，展示了中国五千年传统科学不朽的魅力和独特的探索规律。全书内容丰硕、论述独特，遍涉谋略、思维、智慧、辨术、军事、名著、经济、建筑、方法导论、多种自然科学、医学、生命科学……各章阐发皆很有启迪性，是一部论述以东方特色探索自然规律的集大成著。全书有15卷，30篇，171章。《中华五千年文学经典》是这套丛书的第三部，共132万字，分上、下册。全书对中国古典文学作了精辟的阐述。展示了中国五千年古典文学瑰玉的艺术风采。全书内容丰富，论述精采。中国古典诗、词、赋、散文，凡经典之处无不列入赏析，撷选入内。全书文笔优美，写作新颖，历代名家的艺术特色都作了精湛的评析，全书共11卷，86章。全书写作新颖、风格独特，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学素质将有深远的意义。以上三部巨著，洋洋550多万字，文图并茂（共500幅图）内容博大，气势恢宏，集中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特色，堪谓东方文化的集大成著。尤其全书文化、科学、文学皆出自一个作者之笔，充分展示了融汇贯通、纵横千里的优势，更有观止之叹。<

中国的多妻制家庭形态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上下数千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从家庭和社会形态，又深入到观念和意识深处，在久远的历史中，成为社会进步的顽固阻力。20世纪初，随着最后一个专制世袭王朝的垮台，多妻制度终于宣告废除，但是余绪不绝，又以种种新的形式借尸还魂，如婚外形态的群妾行为，以繁衍和生育为目标的“人口至上”论等等，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环境、公民素质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由于一夫多妻制度这一课题本身的特殊性，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层次较高的严肃学术著作并不多见。内蒙古大学的张廓先生对上述问题研究有年，在本书中他对我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探本寻源、考察沿革、推论举例等方面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值得一读。

本集收集的是一九七九年六月到十二月间的专栏。所谓“湖滨”者，高雄大贝湖之滨也。其实我距大贝湖滨有四百公里之遥，有点名不副实，不过天下名不符实的东西多啦，再多一件也没啥。强词夺里地说如果不在大贝湖滨，难道我在大贝湖底乎？“读史札记”倒是货真价实，札起来有板有眼，猛一瞧，学问似乎真大。盖我老人家一九六零年半段及一九七零年前半段座牢期间，收集了四部巨著的材料，曰：“皇帝之死”、“帝王之死”、“中国历代冤狱”和“中国英雄群”。如果可能，就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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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记录了我自1989年以来正式开始学术研究之余，所进行的一些“业余性”的探讨的庞杂的足迹，其范畴包括：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研究、宋元明清饮食史、北方民族文化专题、中国科学技术考证、宋代城市生活、伎艺研究。因涉及较宽，类似中型的学术文章的汇集，故将此书定名为《古代中国札记》。书中文字，大多数发表于中央级报纸杂志，或海外报刊和国际会议上，如《中国科技史料》、《光明日报》、《中国文化研究》、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论丛》、世界第五届跨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等等。还有的曾作为向外国学生讲授的中国文化教材。为了使这些专业性的学术研究通俗化，我对这些文字作了删削集中，修改润色，特别是某些专业性较强的文章，如《最早的暖水瓶》，尽可能使非专业人士也能读懂。有的问题因条件所限，权作抛砖引玉，如书中所提及的今日风行的高尔夫球，源头即元代“捶丸”等，未知如此合乎读者口味否？我的本业是专治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也许我所涉及的这些领域，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务正业”。但我不后悔，我所作的这些跨学科的粗浅探讨，正是为了适应各种专业互相渗透，日益纷繁的时代大势。而且，这些研究使我坚认：过往的历史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需经互相证明，才能清晰起来。书中所显示的学术范畴，正是笔者这一主张的实践，也是以此当成自己已迈上了调整专业结构内涵的途径。当然，由于是札记，难免遗漏和不足，我在此伫立侧耳，希望听到来自读者的议论声，以便今后拾遗补阙，将这个题目作得更好……

本书对东京梦华录、南村辍耕录、万历野获编、七介入类稿、涌幢小品作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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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是按照一定的门类，专门记载一代文物典章的史书，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但是两晋的会要却未见刊行，此次影印出版的汪氏《晋会要》，是一部首尾完备、鲜为人知的稿本，而诸家书目圴未著录。

序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秦以前的古史资料，早已随着时代之悠迈而消逝。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献之不足征。西汉初，司马迁著《史记》，亦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所以司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农以前”，皆曰“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记云”。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中国的辨伪之学，自汉唐以来，即已肇始其端绪，迄于两宋而流风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则此种学问，大为昌明。其间学者辈出，如汉之郑玄、何休，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欧阳修、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顾亭林、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同、崔述以至康有为等，他们都感到“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于是不仅对于百家不雅驯之言，加以批判；即对于圣经贤传，亦予以辨证。窍其幽隐，发其讹误，分其瑕瑜，定其真伪。“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又去其八九”。（张之洞《輶轩语》）自此以后，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中国的金石之学，几乎与辨伪之学是平行的发展。自汉唐以来，中国古代器物，即间有发现。《说文》序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过在当时因罕见古物，偶有所得，辄引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惊为奇。古代的器物之开始当作学问而研究，始于北宋。当时，高原古冡，颇有发现，古代器物，出土渐多，始不以古器为神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在当时虽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但据《籀史》所载，宋代著录金文之书，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诸家之书，尚不在内。是知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亦可谓盛极一时。当时学者如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逌、王俅、薛尚功、张纶、李诚之辈，或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写形制，考订名物；或训释铭文，辨证经史，其用力甚大，创获亦多。至于文字训释方面，虽亦有穿凿纰缪可讥之处，但宋人对于金石学，实有凿空之功。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者如王昶、钱大听、毕沅、翁方纲、陆心源、孙星衍、阮元、李宗瀚、瞿中溶、吴荣光、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等接踵辈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种之多。于是金石学遂蔚为大观。降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阴之甲骨，齐燕之陶器，敦煌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发现于近数十年间，于是金石学的范围，遂日益扩大。晚近王国维对于金石学则已开始科学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神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向之不为人所注意的铭文，遂一变而为古史之珍贵的资料。自金石学发展以后，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由于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于是埋藏于地下的远古遗物到处出土。此种远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国古史研究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资料。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伪，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首先是殷墟的发现，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考甲骨文片之出现，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而且学者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氏，并已开始搜集、拓印、考释的工作。惟甲骨文字之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则是在殷墟发掘以后。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而愈益有所发明。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铜器之研究风靡一时。或分析殷墟地层，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释殷商制度，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其次是甘肃、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发现，大批彩陶及磨制石器，相继出土。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最后，则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之发现，许多原始的燧石器、骨角器物及其同时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断出土。同时并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人类化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自此种旧石器文化出土以后，在中国蒙昧时代之历史的黑暗面给与了一线的光明，因而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传说中之“伏牺氏”、“燧人氏”、“有巢氏”时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我们生于今日，得观古人未见之古史资料，孔子所不能征之夏礼与殷礼，吾人已能征之；司马迁“靡得而记”之太古时代，吾人已能记之。然而直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的历史家，对于近千年来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对于科学的发现，亦视若无睹，而仍然昏迷于神话与传说之中；以至近来许多历史的巨著，不是把史前的社会避而不论，便仍然以神话的汇编当作真实的古史。我并不是否定神话与传说；反之，我以为神话与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换言之，它们都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记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言语异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诚如韩非子所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又如司马迁所云：“崆峒、涿鹿、淮海一带之长老皆道黄帝、尧、舜，而风教固殊。”总而言之，神话传说，流传愈久，则其所内含之历史的原素，亦即渐被歪曲，被夸大而趋于稀薄模糊了。所以以信而好古之孔子，而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孟子亦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知中国的古圣先贤，对于神话与传说亦在将信将疑之间也。但是即使如此，神话仍能保留一部分原始的内容。所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定历史时代的特征看，则仍不失为古史的资料之一。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个古帝先王看，则无异是白昼见鬼。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于殷周之世。以后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又对殷周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不管郭、吕两氏的见解如何，要之，他们都有其自己的创见，各成一家之言。至于根据考古学的资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则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实为首创之作。此书虽论而不详，但要言不繁，条理分明，已能指出中国史前社会之大概的轮廓。最近吴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对于中国史前的历史亦能有所发挥。惟吕、吴二氏之书，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史前文物的发现皆未提及，实为缺陷。此外，邓初民于其所著《中国社会史教程》之首章，亦曾根据出土实物，论述殷以前的古史；惟多着重于人类进化史上之一般方面的叙述。以是之故，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我以为殷以前的古史，虽属于极遥远之太古时代；但是总是中国史上的一个历史时代，而且这一时代的历史，还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之最原始的基础。因此，我在这本书上，大胆地把中国历史推到它的出发点。为了给读者以具体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古器物，均附有图片。为了给读者以空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活动范围，都附有地图。为了给读者以时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都附有大事年表。而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①。因此，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元为人的历史。翦伯赞·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县歇马场。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史学研究有很大发展，史书编纂事业也日见繁荣。十多年来，除各种史学专著外，高等院校的历史教材也大量涌现。当前的情况是，随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教材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断出现，教材编纂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编纂一套适应高校教学的历史教材，既体现正确的指导思想，又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既有符合教学原则的编纂方法，又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做到科学性和实用性结合、稳定性和适应性结合，这是一个重要课题。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尽管元朝建国号“大元”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今北京），总共只有97年历史，但元朝史与大蒙古国史是不可分割的。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大蒙古国于漠北，经太宗窝阔史、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史称“前四汗”，历时54年，加上元世祖忽必烈1260-1271年11年历史，总共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