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室气数录：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算命》从风水命理的角度讲述清代历史，从每一位皇帝的星盘入手，运用紫微斗数的专业理论，为各个皇帝算命，历数每个皇帝的成败兴衰，用正史与野史共同佐证，读来妙趣横生，并且图文并茂，引人入胜。紫微斗数名列中国五大神数之首，是一门综合了统计学、数学、心理学、地理学及逻辑学理论的学问，预测准确性极高。其推算方法是以人的农历生年、月、日、时为基本，依固定公式排列命盘，分列十二宫位：命宫、兄弟、夫妻、子女、财帛、疾厄、迁移、交友、事业、田宅、福德、父母等，再由此命盘中的星曜推演出吉凶祸福及流年运势等。掌握了紫微斗数的基本义理，以之预测，鲜有不中者，故号称“天下第一神数”。

《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认识论》把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元知识作为知识资源认识的主要理论和思维工具，分别探讨了知识的定义、来源、本质、表现方式、载体形态和认识范围等关于知识自身的基本问题；揭示了知识分类的原因、原理、意义和认识知识资源的意义；考察了知识资源形成的历史及其结构变化；梳理了知识分类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主要的矛盾关系；指出了文献学、目录学、图书馆学、信息管理技术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技术方法和主要工具在知识资源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借助这些讨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我们需要的知识、知识是怎样得来的、知识有什么样的外在形态、知识都存放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能够方便又快捷地找到某种具体知识。总之，通过对知识分类和知识资源认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顺利地实现理想的求知目标。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西行取经的拓荒者，是早于玄奘两百余年的东晋高僧法显。梁启超谓：“我国人至印度者，此为第一。”公元399年，年过花甲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由陆路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几年后，搭乘帆船经由水路返国，于公元5世纪初，抵达牢山（今山东崂山）南岸。回国后，法显在其著名的《佛国记》中记述了这一段充满惊险的海上旅程。正是这段扑朔迷离的海上丝路之旅为历史提供了一桩历史迷案：有人说，法显到过美洲，这是真的吗？《海上丝绸之路历险记》作者以航海专家的身份，透过历史迷雾，为我们揭开那次年代久远而又充满艰险的海上之旅的神秘面纱。

概览性的史学著作，作者以史学的分析论说为主要著述方法，同时吸纳了社会学重视结构变化和人类学关注文明片段的研究手段，使得《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读来既有得知历史事实的畅然，又有洞悉深层奥秘的明快。《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又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接受了年鉴派学者“长时段”的概念，故而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扩展到1680-1820年间，向前追溯至清朝的建立，往后延伸到18世纪对后一世纪的影响，以此见出历史发展的渐进延续。中国近300年的历史，18世纪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变革和20世纪的革命。另外学者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的时期。而这本由两位美国女学者撰写的著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核心观点强调，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远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来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

1774年秋，山东西南地区数千名男女跟着一个名叫王伦的宗教首领，发动了一场起义。依仗着可以护身、躲避枪炮的咒语，这些白莲教叛乱者杀了三个县的地方官员，并占领了大运河畔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临清，最后，起义者被清政府彻底镇压。作者运用了目击者的叙述、叛乱者的口供及官方奏报来探究王伦组织的背景和叛乱的过程。她分析了白莲教在清代社会中的作用，并说明了其分支教派清水教是如何为住在各处的信徒提供成就感和群体感的。在研究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之后，作者提出，起义的原因更多地是源自教派组织和千禧年信仰的动力，而不是社会本身的危机。这部引人注目的、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领域作了新的阐释：白莲教信仰、组织和活动的特性，清代与精英阶层相对的民众社会史以及宗教运动与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那个复杂的社会和时代的理解。

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产生基本流水线化，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远不如汉。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知识分子作为权力上的弱势群体、道德上的强势样本，面对“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悻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的国家政治败坏，不甘随波逐流，奋起抗争，以捍卫皇权即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宦官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作者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节历史故事，以洗练的文笔娓娓道来，使得本书既有宽阔的历史背景，又有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

《中国史讲座》系列的共九个分册，按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晚清九个历史时段划分，以清眉目；然而对于每一时段的描述，却突破了帝王史、政治史的框架，在讲座体的基础上吸取了最新的史学理论的精神，以专题讲座为纬，以时间线索为经，由多元的现代性的视域，择取纠结有诸多矛盾因素的历史片断，通过生动可感的描述与犀利有别裁的透析，在梳理纠结点之前因后果的同时，前后串联，带出整段历史的演进轨迹。如果说坚实的史料学基础、严谨的科学精神、可读的历史描述是丛书各分册的共性，那么，彰显学术个性，同时随史赋采，各极其趣，则使各分册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相信读者会随着作者们娓娓动听的史事讲述、深入浅出的个性思辨，在感受阅读愉悦、思想开展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了解中国历史的知识统系与精神要髓。本书为该系列之《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供广大读者朋友们阅读。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是由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四个非汉民族分别建立的或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政权，由于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传统的汉族历史学家往往对它们不大重视，尤其是对与宋朝同时的北方政权更是抱有偏见，于是王朝的顺序人们习惯于说“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这四个王朝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其实这些政权和汉族政权一样，对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一定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东南亚考察论郑和》着重通过在东南亚的考察论述郑和下西洋，把实地考察与研究海内外文献结合起来，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揭示郑和下西洋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影响的特点、历史轨迹和意义。在国内外首次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海外17个郑和寺庙，对海外有关郑和的传说、机构、论著和纪念活动等，也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论郑和”既扎实，又富有新意。《东南亚考察论郑和》把实地考察与研究海内外文献结合起来，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揭示郑和下西洋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影响的特点、历史轨迹和意义。在国内外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东南亚17个郑和寺庙，对海外有关郑和的传说、机构、论著和纪念活动等，也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论郑和”既扎实，又富有新意。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译为白话，同时大为改进，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证补史事缺漏。《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