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元二年（前87）至黄龙元年（前49）的三十八年间，正是史家乐道的昭宣“中兴”时代。这一时代，既不似高祖时代那样波澜壮阔，亦不如武帝时代那样灿烂夺目。如果给昭宣时代以一个历史定位，似乎更类于“文景之治”。不同的是，“文景之治”迎来是是武帝英雄时代，而宣帝辞世之后，嗣君元帝“优洲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元成之世，虽是西汉走向衰落的分水岭，但却造就了一批文臣武将、能工巧匠一、美女英雄，留下了讲不完的传说故事。整理书目的刘向，一代明相瞿方进，治河能手王延世、贾让，威震异域的赵充国、陈汤，和亲匈奴的王昭君，舞蹈家赵飞燕……一个个名传千古的人物，均在此时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元成之世》是《汉文化丛书》系列之一的《元成之世》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七略》的影响、汉元帝生平大事、西汉由盛而衰的分水岭、汉元帝的皇后嫔妃、汉成帝生平大事、汉成帝时期的大臣、汉成帝的皇后嫔妃、汉成帝时期的大事等内容。

刘邦在“南宫论功”中所推崇的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拥有巨大的影响。他们不仅以汉家开国功臣而广为人知，而且还作为传统社会中官吏的楷模与神灵而受到崇拜。张良被推崇为神仙，名列“仙班”；萧何与韩信同样也在许多地方被立祠祭祀。三位均超越朝代更替而安享人间香火。在《清会典·工部》中就规定：各地的县衙中要建立“衙神庙”，以勉励县级官吏以前代典范为榜样，努力从政。在河南的内乡、新密古县城的“衙神庙”供奉的就是萧何、曹参二位。因此，“衙神庙”又称“萧曹庙”。游历过平遥古城的人们，应该对其中的“衙神庙”有深刻的印象。平遥“衙神庙”的称号是“酂侯庙”，祭祀的神主却是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对此，我感觉有点奇怪：萧何在秦朝曾经担任过县吏，进入“衙神庙”算得上是名正言顺；但是，韩信从来没有做过县吏，为何与萧何比肩而成为“衙神”？或许，只有一个理由：人们太喜爱韩信了！在萧何等接受后人香火祭祀之时，实在不愿意让韩信独受孤独。于是乎，不管韩信是否有县吏的仕宦经历，只顾将韩信拉来“入伙”就是！平遥古城“衙神庙”中的三杰塑像，可以说反映了一种“人心所向”。

《文景之治》主要内容“文景之治”的成就，体现了开明执政的理念，为后世行政提供了典范。以“资治”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政治史观，将“文景之治”看作典型的“盛世”。人们在文景时代发现政治榜样，汲取政治营养，寻求政治启示。“文景之治”已经成为一个代表政治成功的特殊的文化符号。

西夏学肇兴于黑水城历史文物的发现，历经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聂斯克等中外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她虽不能与“敦煌学”、“丝路学”等国际显学相媲美，但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众所周知，由于受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元朝修史者独摒西夏于“正史”之外的做法使得西夏建国近二百年，文献无征，西夏因此被蒙上了“丝绸路上的神秘王国”、“被遗忘的王朝”等称誉，故西夏学有“绝学”之称谓，足以看出文献缺略给西夏学研究带来的巨大困难。　西夏地理研究是西夏学中基础性的课题，地理不明，往往会给其他问题的探讨和解释带来诸多不便。以《西夏地理研究》作为研究课题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上，虽然从宋代到现在均有学者涉足于西夏地理的研究，但由于著作失传、资料匮乏等原因，西夏地理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将在学术史回顾中详细阐明。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公布的黑水城文献和考古资料为西夏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如本文利用出土文献对西夏自然地理的考述。因此，《西夏地理研究》是一个既“老”义“新”的题目。主观方面，笔者曾经学习过一点西夏文字的知识，对西夏故地的自然地理、文物遗存等状况比较熟悉，也有一些西夏学方面的基础，初步具备研究西夏地理的条件。

最经典的中国历史故事集，中国式权力游戏的教科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采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便有了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著作《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使每个故事完整呈现，情节波涛汹涌地向前推进，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做了《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巨著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译为白话，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在古地名之后夹住今地名，并亲手增绘大量地图；官名称谓也用今人熟悉的名称；证补史事缺漏。柏杨先生去粗取精、廓清迷雾、提纲挈领，富有才情的编撰，崭新的观点和视角，让沉闷凌乱的历史鲜活清爽起来。《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是最完整的《资治通鉴》历史故事集，在这里可以更加方便地了解古代中国一千多年的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是中国历史故事的精华本。此次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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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研究论文集》是中国宋史学会召集的“宋代社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外宋史研究界的最新学术成果。《宋史研究论文集》不仅限于对宋史百年学术研究面貌的勾勒和研究成果的综述，同时也力求结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从宋史学术思想的起伏演变探索20世纪宋史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失成败。

《靖康要录》十六卷（《四库全书》题作十二卷），不着撰人名氏，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目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现存述钦宗一朝史事之古籍，以此书为最详，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此次整理包括“笺定”、“笺补”、“ 校记”三部分。厘正错误，辩明异说，附录资料，使一朝史事清楚明晰。本书又名《孝慈渊圣皇帝要录》，是记载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一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关于本书的作者，自宋以来书目皆付阙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云： “不着撰人名氏，自钦庙潜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亦云：“不着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日《靖康要录》五卷，不知作者，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焉，其与金国和战诸事，编载尤详云云，是振孙之时，已莫知出谁手矣。”然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通过对《宋会要辑稿》等史籍所载有关史料的发掘及分析，认为此书为宋代汪藻任湖州知州时所撰，又名《靖康诏旨》：王德毅先生在此基础上，通过更精密的考证，认为此书实为《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的续编，成书于绍兴八年至一一十四年之间，初名为《孝慈渊圣皇帝要录》。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余先生的这一结论。我们认为，余、王两位前辈的考证虽然在成书年代的准确性等问题上尚须进一步论证。

《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讲述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命，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现实，便是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