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元朝的统治虽然只有一百余年，但是在空前的“大一统”局面下，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为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本书共分为16章，前3章介绍元代社会的基本情况，包括地政区划、生态环境、人口和民族分布等方面的内容，并重点说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相互交融给元代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第4章专门介绍元代婚姻家庭状况和婚礼习俗。第5章至第11章记述衣、食、住、行方面的内容，并根据元代的特点，特别用3章分别介绍皇室住房、城市住房和乡村专述元代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丧葬习俗。最后的3章，则分别介绍伦理道德、社会禁约、礼节、岁时风俗和娱乐等方面的内容。书后附参考图片60幅，主要选自《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中国内蒙古—北方骑马民族文物展》等图集。

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出版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

《战国文学史》一书，涉及面广阔，论述细致，概括而言，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就选题而官，作者把战国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研究，高屋建瓴，提出一个框架，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战国时代的文学。这是战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先秦文学研究的新发展。；而该书，也是研究战国时代断代文学史的第一本专门著作。第二，就研究态度而官，作者具有科学而实事求是的品格。作者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概念，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规范文学，确定战国文学的研究范围。同时，又熟谙六经、诸子、史传、辞赋，熟悉战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审慎检讨，细致梳理，折衷辨析。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阐述与考证辩驳结合，使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这种研究方法是应该提倡的。第三，就内容而言，作者对战国时代社会思潮、作家作品的存佚情况、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作；了详细、具体而不乏深度的论述，如书中论述了战国时代新气象，把道家区分为黄老道家与杨朱、庄子道家，提出了《黄帝四经》文学思想的研究，关于战国文学与孔子及六经的关系，对屈原悲剧性的认识，以及总结战国文学的主流与战国文学的特征等，论述既持之有故，言之亦自然成理，均可供研究者参考。

研究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是本书着重注意的地方。专家们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本书试图从正面进行阐述，提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以论证夏商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

《唐两京城坊考》详记唐长安和洛阳的街市坊里、宫殿官署、苑囿水道、寺庙塔院、名人宅第等，是研究两京历史地理的基本资料。书成至今近200年来，随着考古学的进步，许多新资料相继面世。李健超教授潜心搜采这些新发现，对徐松原著进行充实订正新增10余万字，为了解和研究唐长安和洛阳的社会、历史、自然和人文情况提供了一部珍贵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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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呻吟语译注》是对宇宙、人性、命运、时事、治道、物理、人情的观察与思考，充满了哲理性，闪烁着智慧之光。它不仅能使人看到明代政治、学术风貌，还可以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经验。

董作宾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其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殷墟甲骨文断代学说.本卷收入其代表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证了断代学说。这一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价值，把甲骨文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所著单篇论文数量颇多，内容广泛，本卷选入十八篇，内容涉及甲骨学、古文字学、殷商文化与历史、古史年历与历法、民俗与歌谣、古代艺术及语言等多方面。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号平庐，字彦堂，又作雁堂，河南南阳人。1917年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甲骨文。1922年，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暇时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1923年，进入国学系，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并担任《民国周刊》编辑。1924年冬，参加故宫收藏珍品的分类编目工作。1925年后，先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南阳中学。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董作宾被聘为通讯员，受命到安阳进行殷墟调查。回到北京，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立即得到蔡元培院长的重视。几天后，董作宾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从1928年至1937年科学发掘15次，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董作宾重视对甲骨的描摹，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1947年出国，任芝加哥大学客籍教授，并在耶鲁大学讲学。民国37年（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回国，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撤往台湾，在台北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1950年，他和友人一起创办《大陆杂志》。12月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5年8月，他应香港大学之请，赴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1956年，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和崇智学院历史教授。此间，他完成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年历总谱》。1957年冬，在曼谷第九届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了《中国上古史年代》。1958年秋，回台湾大学任职。1960年8月，任台湾大学教授，1963年去世。其主要著作有：《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编》（1937）、《殷历谱》（1943年）、《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1951）、《中国年历总谱》（1956，中英文对照）、《中国上古史年代》（1957）。

近年来，辽金史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可喜的长足进展，在许多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李桂芝同学在长期教学之余，在北方民族的社会组织方面刻苦钻研，亦颇有创获。她在契丹与女真的部落组织、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姓氏名号等方面，均进行了较细致和深入的考察，特别就契丹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的部落联盟，先后发表了《关于契丹古八部之我见》和《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辽史·营卫志〉考辨》两篇有分量的文章。虽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终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李桂芝同学能在平日讲授辽金史一课的有利条件下，进而参考利用大量辽金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学成果和实地考查资料，同时还尽可能地充分涉猎、借鉴、吸收目前国内外有关辽金史研究的成果，精心地撰写出《辽金简史》这本简明扼要而又概括性较强的断代史体裁的专著，并力求使之做到既全面又具体地反映当前辽金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水平。这本《简史》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习俗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辽金两个王朝的总体情况，特别突出地介绍了契丹、女真这两个北方民族所建立的辽金两个王朝在政治统治方式上的一些独具的特点及其在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所做出的各自独有的辉煌成就。举例而言，如辽朝的捺钵、五京与斡鲁朵，部落、州县之制；又如金朝的勃极烈制、猛安谋克制及其向封建制中央集权转化的历史过程，再进而从辽金两个王朝的土地占有、经营方式、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发展变化，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两个王朝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和独有特点，对祖国北疆的开发和拓展，以及北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政治联系，特别是辽金两个王朝与中原两宋的遣使交聘和政治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双方日益接近日趋融合等等，从而说明了辽金两个王朝对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巩固和加强，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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