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第一经典，同时也是记录中国古代历史最重要的史料性文献。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将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占今本《尚书》总篇数五十八篇的近一半）“定案”为“伪书”。上个世纪前期的“疑古之风”更强化了人们这种认识。本书是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举证和论证的一次全面甄别，涉及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旨在为学术界“走出疑古”后的重建中国古代史提供更加科学的史料基础。

本书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的一种，包括两部元代笔记。《玉堂嘉话》八卷，王恽（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人。王氏是世代生活优裕的大户人家，祖父王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王天泽，金大正初年以律学中首选，仕至户部主事。王恽“幼有至性，勤学好问，若饥渴然。）撰，其内容一半为金末元初时期的历史，一半为关于前代的史事掌故考证等，内容丰富。《山居新语》四卷，杨瑀（公元一二八五年至一三六一年，字元诚，杭州人。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卒于惠宗至正二十一年，年七十七岁。天历间，（公元一三二九年左右）擢中瑞司典簿。文宗爱其廉慎，超授奏议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十五年，（公元一三五五年）江东、浙西盗贼群啸，乃改建德路总管。瑀莅郡视之如家，民亦视之如父母。行省最其功，进阶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二十年，（公元一三六o年）致仕。瑀著有山居新语四卷，《四库总目》皆记所见所闻之事，多参以神怪之谈。）撰，完成于元末，所记有关于元代制度掌故、社会民情、经济文化者甚多。这两部笔记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

柏杨封笔，为本书作序，只为苍生说人话。《资治通鉴》最精彩的故事、最精彩的人物和柏杨先生最精彩的解读与分析。本书为上中下三册。[大陆新版，原汁原味]比教科书呈现更多历史真相，比传奇小说蕴涵更多人文怀。《柏杨曰》是台湾柏杨先生在《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基础上，耗费五年时间编撰而成，可谓是《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精炼版。柏杨的历史著作向来被视作“中国历史的枕边书”，因其亲切、生动，同时又不乏真知灼见，本书是作者《中国人史纲》之外的又一部史学经典著作。柏杨论史，一向以人性为本，藐视权力，向往自由，激情与理性兼存，思想与文字并美。《柏杨曰》一书史料运用独到，一事一议，角度新颖，语言优美，引人入胜；比教科书呈现更多历史真相，比传奇小说蕴涵更多人文关怀，是一部“现代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启示录”。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盛衰易势，治乱更迭。大唐极盛向衰的转折，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之交。偶然与必然间，历史显示出其残酷和不可抗拒。风流盛世，演绎悲情。为君者，盛极而骄，德消政易，纵声色；为臣者，宠高则傲，包藏祸心，造乱世。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起来。权力与欲望，梦想与勇气，一个动荡与转折的大世界里，如火如荼。帝王、权臣、英雄、宦官、后宫……悉数登场。八年间，唐帝国胜极转衰。偶然与必然，造就着这段历史，却无不显示出历史的残酷和不可抗拒。本书以历史人物为核心，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人：一类是直接引导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比如唐玄宗、安禄山等；一类是人物的选择将能局部影响历史的人，比如张巡、哥舒翰等；另一类是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人，比如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通过这三类人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命运，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大动荡中的芸芸众生相。本书分为两编，选择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大背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唐朝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的演变。通过详略得当的记述，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力求将人物、事件和背景、社会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的根源。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鉴兴替。”《资治通鉴》可谓是一部中国人中古时代的编年史。它涵盖了中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至公元959年）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性格的缩影，是一部足以了解中国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精于治道的必读史书。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读《资治通鉴》有一定的难度，文言文并不是一般读者能理解透彻或解得其中神韵的。柏杨先生以一己之力，先将《通鉴》吃透，加入了自己对历史的见解再呈现给读者，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柏杨译解出的白话版《资治通鉴》，可以说推倒了近千年来堆积在原著和现代读者之间的重重障碍，读这部书的心情，丝毫不会受到诸如文言、官制、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的影响，比看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还要畅快：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中期的历史政治舞台上一幕幕活剧，没有哪一位高超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能够代替历史来策划演绎这一切。柏杨的历史观当然与司马光大不相同，他针对的读者不再是帝王宰相，而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他的译文的口气，与原文比起来似乎完全是两码事，但又完整地保留了原来死文字的原意，这可是白话翻译的最高境界，使得原本晦涩难解的文言文《资治通鉴》，从此有了平易可亲的一面。

达官贵人的玉食锦衣，市井小民的野趣俗情。本书辑录了记述有清一代史事的野史著述凡数十种，迥异于坊间清史著作自 上而下的宏大叙事，信笔直书，简洁无忌，或为坊间逸闻，或为宫闱秘录，或为外传琐事，或为闲散笔记，笔墨流荡处，把焦点集中在正史所不便或不敢载录的口耳相传的坊间逸闻上，讲述了建州女真繁衍兴盛以至问鼎中原的历史，载录了康雍乾时的文字狱、太平天国运动等众多历史事件，展现了上至努尔哈赤、多尔滚、康熙、雍正、乾隆、慈禧、光绪、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下至维新派、革命党、侠客隐士，贩夫走卒等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书中更有孟森、辜鸿铭、梁启超先生等名家的手笔点拨，使今日的读者得以揭开正史的面纱，看尽封建时代最后王朝的世态万象。

《古代文明（第5卷）》通过对古代文明的研究，展示了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受研古人员的喜爱。

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四十年内，统一女真各部，屡败明军，进驻辽东，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后金国，为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兴起，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什么清朝的兴起会如此迅速？清朝的奠基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哪些独到的策略？八旗制度到底是怎样的？明满关系及其力量对比如何演变？如何评价明满之间的几次大战？“太子”代善被废、四贝勒皇太极遭训斥等清初九大疑案的真相如何？权力斗争，惊心动魄；重重疑案，扑朔迷离。《清朝兴起史》作者都将为您一一解析，再现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剖析一代王朝崛起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