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并非全是冷冰冰的数字与乏味的人物。在《读史有故事》里。你可以触摸到中国历史的真实与鲜活，你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这是一套充满阅读快感的历史读物，完整地再现了中国历史的全貌，从先秦一直到满清王朝的结束，基本达到了完整、丰富、简单的编辑宗旨。让你轻松阅读中国历史，从中学会做人、做事的原则，增长知识和智慧，是中国人补上历史课的首选范本。本书的文字、体例和结构通俗易懂，每个主要朝代都“面面俱到”，每个重点事件、人物各有突出，每个朝代都标有年代的指南。虽然每个故事只有千字左右，但却包含了几个相互连接又相互独立的故事，让你爱不释手。所以，本套丛书是中国学生阅读中国历史的全貌的快速读本；也很适合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本书《明朝的故事》一个当过和尚、做过乞丐的放牛娃开创的朝代，既有慷慨的高歌，也有荒唐的怪事，有莫问出处的英雄，有遍布全国的特务，有权势熏天的宦官，有喜欢木匠活的皇帝……种种奇事，旷古未闻。

按传统学术观点，晚清商来立法之前中国没有商法。根据清代工商业碑刻资料的记载，清代商业社会各行各业都制定有一些规则和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内容非常相似。这些规则与制定法中有关商事方面的规范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商事法的体系。清朝中国传统商事法的产生有其历史基础和制定法背景，是中国商业发展对规范与秩序的需求。清朝商业社会的主要商事制度包括商号和商事登记、商业账簿等商事基本制度，商事组织及收徒制度，公所和会馆等公产的经营和管理制度，一般商事行为的规定及商事中间人：：牙行制度等。其制裁规则对清代商事习惯法的有效运行具有保障作用，并体现出对制定法的依赖；“神明崇拜”对控制商人以维护商业社会内部秩序有一定作用。清代中国商事习惯法具有一定的自治法属性及对制定法的依赖，以及多元化的法律渊源和多元化的审判机关等特点。安康地区河运习惯法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是中国习惯法之河运法的典型事例，更是清代中国商事习惯法产生和发展的缩影。

正史多妄，野史多诬，了解雍正其人其事，御批是最好、最真实的材料。通过御批，不仅可以欣赏他的绝妙书法，更可以洞见他的“心灵隐秘”，权诈机谋和人生真相。他时而高兴万分，时而低徊长叹，时而怒气填膺，时而哀痛欲绝，一个有血有肉的真雍正跃然纸上。所以有的学者说，《雍正御批》是“天下第一痛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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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乾隆及其时代，本书提供了一个窗口。这里展现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民生福祉为念的仁慈的皇帝；是一个笼络体恤臣下、谆谆教诲的皇帝；是一个大力惩贪、除恶务尽的皇帝；也是一个仇视人民反抗与不满、血雨腥风的皇帝；更是一个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皇帝。全书通过乾隆对臣下奏折的批示以展示其中的一个侧面。书中还特别选择了些乾隆做皇子以及当皇帝时所写的文章。希望通过此书，能使读者接触一下一个真切的乾隆，能引起读者对乾隆及其时代的兴趣。

《夏商周历史与考古》收录取了作者在过去十多年间的研究文章十五篇，按照课题而言包括了对于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夏代纪年、都邑与文化的探究：关于夏代纪年研究；关于早期夏文化问题；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二是对先商暨商代历史与文化的考察：关于契至汤八迁考；阏伯相土所居商丘考；商汤居毫考；释“三毫”；商周管邑地望考；关于漳河型文化；探索先商文化的途径与方法；关于先商文化；关于二里冈文化渊源；关于先商暨商代历史与文化。三是对周代历史与文化的探讨：北赵晋侯墓墓主考；关于鄂西地区西周春秋楚文化。对西周时期楚居所，作者的结论是：楚在西周之时为汉南之国，周平王之时楚人犹在彭水以地、江陵以北地区，南漳一带应为西周楚人始封地。

《客座赘语》为明代？起元（一五六五？？一六二八）于万历年间所撰。全书十卷，度计文四百六十七篇。本书内容皆记述南都金陵（今南京）地区的地理形势、水？交通、户籍赋役、街道坊厢、山川河流、名胜古迹、方言俗语、名物称谓、天文历法、科举制度、风土人情、习俗变化、僧尼寺？、历史掌故、名人傅略、名人轶事、文学美术、论著方志、书画金石历代碑刻、经？注疏、考？辨论、传说故事、酒茶果品、花鸟虫　鱼、衣冠服饰等，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有。作者在自序中说：“余生平好访求桑梓间故事，则争语往迹、近闻以相娱，间出一二区号奇？怪者以助欢笑。至可裨益地方舆夫考订载籍者，亦往往有之。”可见本书著述目的在于使有关金陵的上述诸方面内容有所记载，以？后人参考。虽然其所记少量内容系？怪之事以助欢笑，尚有部分内容采录史志，但绝大部分内容仍不失为珍贵史料，其中金陵方言俗谚、名物称谓、衣冠服饰等，皆历史在目。

本书是对明代南直隶地区的地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著述以历史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导，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的兴盛原因、发展特点、组织机构、志书内容、结构体例、史料价值、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内容丰富，创见迭出，颇具新意。全书逻辑清晰，资料宏富，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恰当运用，对南直隶方志编修数量的缜密考订，新制作的两幅总表——南直隶府州县志、各专业志、山水志以及乡镇志等等情况，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本书前言中国地方志总称方志，是记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社会以及某一领域诸方面状况的文献典籍，内容极为丰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赞之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书”。方志源远流长，以其体例独特，信息容量大，并具有经世致用和存史等重要功能，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和倡修，构成中华文明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源宝库之一。地方志究竟源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导源于《周官》，据《周礼·春官·外史》云“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有的主张起源于《尚书·禹贡》，认为《禹贡》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地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有的认为渊源于《山海经》，其所载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有的主张渊源于古代诸侯国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有的主张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认为这些文献多载当地掌故，是邦国史志之一种；有的则提出方志多源论，如《周官》之外还提到了《九丘》。《九丘》早佚，惟《尚书·序》中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因后世方志的发展与舆图也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故有人主张方志起源于图经、风物志、风土记等。上述方志起源的多源论，反映出方志事业的传承延续，多方面汲取营养，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的历程，同时也说明方志纂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到宋元时期，方志纂修趋于定型和稳定，体例格式渐臻完备。随着内容的不断充实丰富，有了“旧志”与“新志”的区别，出现了“新修”、“续修”、“重修”、“增修”等名目。明代继承宋元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明代方志无论从内容到体例，还是从编纂原则到修志理论的形成，都超越了宋元时代。在继承与创新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存的明代方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方面研究领域的拓展，区域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利用方志进行研究，是近年海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视角，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葛剑雄主编、曹树基撰《中国人口史（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就利用了数百种的方志资料进行人口研究；日本的谷口规矩雄撰写《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五十四，日本东京同朋舍，1998年2月出版发行），也注意对明代方志的利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一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利用明代方志资料，对明代祠庙祭祖礼俗、徽州宗祠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常建华《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一文（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20辑，2002年版），通过明代方志的记述，透视女性的活动。王薇《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利用方志资料，分析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发展、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作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代北方地区教育发展状况。南炳文《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从方志记载明人崔恭的资料为例，分析了方志对研究人物的价值。范立舟《明弘治〈衢州府志〉所彰显的程朱理学思想》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3期），分析了（弘治）《衢州府志》的《风俗》、《学校》、《书院》、《诗文》等内容，探讨了程朱理学对后世史学、方志编纂的影响。目前，利用方志进行明史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时尚，而且日渐拓展和深入，但对明代方志文献本身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成果寥寥，对于方志编修最多的南直隶区域的方志研究更是鲜有涉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国范围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为培养修志人才，一些学者著述撰文，介绍中国方志的渊源、体例、体裁、流派、性质、内容以及方志的理论和价值功用等，出版了一些方志研究的教材和著述，如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邸富生《中国方志学史》（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11月第1版）及其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张革非（主编）《中国方志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吕志毅《方志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等。这些著述的有关章节均涉及明代方志的发展与演变，对明代方志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对其研究有所推进。然而这些著述对明代方志知识的普及与介绍着墨较多，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尚有待展开，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更显得不足。综观明代方志研究的基本情况，由于明代方志散佚严重，故对明代方志目录的整理，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出版的有关著述有林平、张纪亮的《明代方志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这是第一部系统收录明代地方志书目的著述，但因缺乏精准的考证和系统研究，舛误不少。如第182页《颍州府志》二条，著录二志修于明正德六年（1511）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然明代颍州称州，隶南直隶，至清代始称府。因此称府志二修于明代，显然与史实不符；对明代志书的存佚情况，该书也未能做到清晰明了，有的张冠李戴，有的可能仍存世的志书却成为“佚”志，甚至连《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记载的也未能全面反映，这必然给利用者带来一定的麻烦。……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中，西北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推动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必须加强区域史的研究；而要提高区域史研究的水平，也必须充分吸纳通史研究的成果。只有如此，方能丰富中国史研究的内容，推动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周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发起来的礼仪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格局。而这个朝代的兴起却经历了数代周氏先祖的努力，有周族奠基人物弃、名显北豳的圣人鞠陶、周道之兴的奠定者公刘等，他们发展了先周及周王朝的文化。本书以田野调查的手段，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将文献资料、历史文物与民俗文化相结合，从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三个方面，对周族在庆阳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的活动，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全书共分十二章，一至八章是对先周历史的阐释；九至十章是对陇东民俗中豳文化的研究；第十一章是对先周语言的考察。在全书论述过程中，作者还着眼于实际调查研究，不拘泥于历史陈说，对先周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新的诠释，并对先周历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思路。

6．一代才女：蔡文姬 蔡琰，字文姬，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据推算，她出生于178 年，卒年不详。 蔡文姬是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从小受到文学熏陶，博学而有才辩，尤其精通音律。据刘昭的《幼童传》记载：文姬幼年时候，有一天夜里，她父亲正在弹琴，琴弦忽然断了一根。文姬在一旁听见了，凭着声音，立即判断说：“断了第二根弦。”蔡邕以为她不过是偶然说对了，便故意弄断另一根琴弦，再来考问她。文姬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第四根弦。”果然说得一点不错。父亲这才相信她是真的能辨琴音。文姬的音乐素养和艺术天赋，于此可见一斑。 蔡文姬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幼年时随父亲亡命在外；16岁时，嫁给河东人卫仲道，没有生儿育女，丈夫便早死了，于是，只得重返母家寡居。那时，父亲已被王允杀害。兴平（194～195年）中，董卓擅权，天下大乱。文姬被乱军劫掠，辗转流落到南匈奴（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与左贤王成亲，生了两个儿子。在那里，她一直生活了12个春秋，饱尝风霜之苦。 曹操统一北方后，于建安十二年（207年）特意派遣使者，带了金璧到南匈奴，把蔡文姬赎了回来。后来有《题文姬归汉图》诗云：“绝世王嫱悲久去，千秋蔡女竞归来。空怜幼子留沙漠，末忍亲书堕劫灰。”为什么曹操对一个流落异族的女子竞如此重视呢？一个原因，固然是曹操跟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素来友善，他念及蔡邕无后，因而把蔡文姬的事情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是，因为蔡文姬是一个博学多才、能传父业的女性，曹操思贤若渴，爱才如命，所以才不惜以重金赎归。 《后汉书》卷84《列女传》记载，蔡文姬归汉后，改嫁给同郡人董祀。董祀为屯田都尉，有一次犯法当死。文姬不愿丈夫死去，就到曹操门下请求曹操开恩。当时曹操正和公卿名士及远方的使驿聚会，听说文姬到来，曹操非常兴奋，对客人们说：“蔡伯喈（蔡邕的字）的女儿就在门外，我今天请你们瞻仰一下她的风采。”客人们都翘首以望，然而，当见到文姬时，大家都愣住了，只见她蓬头垢面，满面愁容，跪下来就向曹操叩头请罪。她的诉说，言辞清辩，饱含酸哀，闻者无不感动。曹操说：“你的辛酸处境实在值得同情，可是文状已经发出，怎么办呢？”文姬回答说：“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难道还舍不得疾足一骑，而不去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么！”曹操终于被感动了，他派快马追回了文状，赦免了董祀的罪。当时天气很寒冷，曹操就把头巾、鞋袜之类恩赐给文姬御寒；同时又问她：“听说你父亲生前藏书很多，著述宏富，你能回忆起来吗？”文姬回答说：“亡父遗著先前有四千余卷，经过颠沛流离，都已散失。现在我所能回忆、背诵得出来的，只有 400多篇。”曹操听了，立即表示，将委派10名官员给她当助手，请她把能够回忆的篇章全部缮写出来。蔡文姬因为受到“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谢绝了曹操给她配备助手的好意，而由自己动手，凭着她惊人的记忆力，蔡邕的部分遗著就这样通过文姬之手被抢救了出来。蔡文姬是建安时期杰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据《隋书》卷35《经籍志》著录有一卷，载人《后汉书》本传的有《悲愤诗》两篇，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 这两篇作品是蔡琰“感伤离乱，追怀悲愤”的产物。其中五言体《悲愤诗》历来就有真伪之争，比如，苏轼和阎若璩等都曾对此产生怀疑。但一般认为，这两首《悲愤诗》大致可以确定是蔡琰的作品。 另有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载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同样是叙蔡琰自身的经历，相传也是她的作品。但由于不见于《后汉书》本传，而且体裁和一般汉、魏作品不同，一般都疑为后人伪托或改作。P16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