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是一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上古历史文化的学术文集，探访了文明与国家起源过程、东夷文化、良渚文明、图腾文化、商周都邑等一系列文化史问题。文集分为两编，上编“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可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即199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相互参阅。文集中的下编“族落文化与宗教崇拜”，汇集了十二篇有关族落文化与宗教崇拜方面的文章。鉴于文明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它既包含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也包含社会意义上的文明，因而将族落文化与宗教的内容放在本文集中，与文集的书名是相符的。总之，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既应作理论上的思考和创新，也应以相应的具体的研究为基础。在具体研究中对各地的地域文明和文明内涵的各个方面又应该有所兼顾。

在中国制度史上，唐代监察制度因其独特而成熟的法制理念与运作原理而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本书在对秦汉以来，御史台制度如何最终演变成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的历史过程进行必要的回顾前提下，通过对唐代弹劾程序的变化、武周时期左右肃政台的监察功能与特征、唐代地方监察体制与监察内容的演变、官僚体制与客观现实所反映的两种御史形象的政治原因、谏官制度在君主专制下的位置以及批判与限制、改造与削弱君主专制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等五个方面的动态考察，对唐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相关的政治背景做了一些较具体的探讨。同时作者也想借助这一课题，考察那些曾经任职于御史台与谏官两大机构的唐代士人所具有的人文特征。

本书收录1925年至1940年国外期刊上的西夏学论文，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本书所收的论文只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单纯就汉文史书描写历史事实的文章不予收录。惟伟烈的《华北居庸关古代佛教铭文考》一文，虽然没有谈及西夏，但却是后人论述欧洲西夏学史时要首先提到的，所以破例收入本书。 收录的每篇论文都译成了中文，题目、出处的原文及相关说明在译文标题注释中注出。 原文中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印刷错误在译文中径予改正，不再出校注说明。因当时科研水平所限而出现的知识性错误，已经有定论的用'译者注"注明，其他则原样保留，以待读者甄别、研究。

——本书收录1920年以前国外期刊上的西夏学论文，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1921年以后的论文将另行编集。——本书所收的论文只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单纯就汉文史书描写历史事实的文章不予收录。惟伟烈的《华北居庸关古代佛教铭文考》一文，虽然没有谈及西夏，但却是后人论述欧洲西夏学史时要首先提到的，所以破例收入本书。——收录的每篇论文都译成了中文，题目、出处的原文及相关说明在译文标题注释中注出。——原文中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印刷错误在译文中径予改正，不再出校注说明。因当时科研水平所限而出现的知识性错误，已经有定论的用＇译者注"注明，其他则原样保留，以待读者甄别、研究。

2003年10月23日至今，我因为无意中阅读一本三星堆的书籍而起考察文明源之心已经过去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写了三本书，在第二年的开头我写下了这第四本书，并且我认为这本书是我这个仓促体系的一个结尾。至此，宏观框架上已无显著的补充，一切都放在世人的眼前：（大致的）人种、语言、道路、宗教，都已“栏杆拍遍”。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也有小的挫折与波澜，但整体而言还是很顺利的，甚至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这同时也得到了包括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并且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和我联系大陆之外的出版事宜。这时候也引起我的反思：我的工作我自己怎么给它定性？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它属于什么学科？我对于我的工作很满意，当然漏洞谬误也不少。我甚至不愿意在其他地区再版时出版我的第一本书了，我已经觉得谈到这第一本书由于幼稚而使我脸上无光。不过，那是我的第一步，尽管歪歪扭扭却反映了我最初的思路。假如为了展示我的思考全过程，我还是愿意拿出勇气把第一本的谬误也展示给大家的，这本身就是一份不错的“原始手稿”。让我自己稍微捞回点面子的是，第一本书说明了我最初的宏观把握就是正确的：把“西来说”的源头直接引向中东的南方，坚定地指向埃及文明，并且直接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第一本书不成熟，但却奠定了正确的大方向。埃及文明与犹太文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了我的整个研究。以往的“西来说”多偏离了这条主线，多止于两河流域，所以才导致了西来说的“灭顶之灾”，以至全军覆没。第一本书由于根本没有参考旧的体系反而奇迹般地避开了这个误区。我打算再版时保留全部的原文，谬误处写出解说即可，这样可以完全看出我的整个思路发展，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谬误就目前来看并未伤及框架的缘故。第一本书中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提出了，每个大的文明板块每千年为一期的次第向外传播的规律，这表现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最后的“文明列表”中。这本书中另外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假设是，人类文明在大约2500年前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分水岭：之前是人类自由迁徙的原始浪漫时期，人类文明在远古得到过广泛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之后的国家与民族发展导致封闭格局，反迁徙因素的出现导致战争与文明交流的相对停滞。没有这个分段将无法把握人类文明总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将不能窥见人类早期的文明传播秘密，许多历史迷团将无法解开，“西来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第二本书《向东向东，再向东》也更象是一个偶然。由于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我需要太多的《圣经》资料作为补充，越来越多的信息向我涌来，最后我说：得，我放弃这个“补充”工作，干脆另外起一本书，整体以《圣经》为蓝本解读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假如说它震惊了世人的话首先它震惊了我自己，许多的发现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有人说这本书奠定了我名垂青史的地位，这个评价不一定准确，但却最能说明它对于这个体系的意义重大。它比第一本书更加“规范”地提出了我的体系框架：中国夏商周文明起源来自中东。由于考虑到中国人并不熟悉《圣经》，为大陆读者的方便我引用了大量《圣经》，并且为了让一般人感知犹太人的具体历史与一般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圣经》在《向东》中的相对连续性，某些部分我没有多少解说也压缩精选了部分《圣经》作为过度。这样的做法不被一些读者理解，对之大加批评，名之为抄袭巧要钱。其实对于这些《圣经》片段的引用和压缩我曾经花费许多精力，根本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直接抄袭”，除非这些人手中没有《圣经》才会做这样的评论。其实，一本书厚到那样的程度对于市场是很不利的，而不是更能“赚钱”。在出版前我忍痛割爱删掉了30多页已经压缩好的《圣经》资料。对于这个反映，尤其考虑到香港读者大都手边会有《圣经》参考，我对香港的出版人说是不是考虑删削一些书中的《圣经》引文，但是他们一口回绝了，所以看来我还要继续承担“抄袭”以及“巧要钱”的美名。第二本书就目前看也不是很成熟，主要的问题在于僵化。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犹太人身上，尽管埃及文明的继续研究也帮了些忙，但假如我继续坚持下去，将再次陷于僵局，无法把“西来说”进行到底。这个僵化的主要倾向是把人种与文化过分统一，实际上人种与文化有可能是分开传播的，不可拘泥。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不是一个框架性的文本，是我的读书随笔与旅游散记，但这本书却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因为生活里的一个偶然事件与西北这条中国的丝绸之路有了特殊的联系。对于西北地区历时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坚定了我的信念，开阔了我的眼界。同时，对于夏文化以及半坡文化的语言为早期腓尼基文字的肯定，是这本书以及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在这本书里，我开始关注到中国本土之内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有明显的“东方”与“西方”概念，他们又可以表述为“北方”（西方）与“南方”（东方），它揭示了“西来说”在中国的两大主线，这个具体化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第三本书开始，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从夏甲这里开始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的“西来说”开始精确调校方向，从一般性的中东开始向具体的国家地区瞄准。语言的关注是十分偶然的，但却是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同时我开始注意到文化与人种的剥离，文字语言与人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得以考虑。在第三本书的最后，古典南部阿拉伯文字与甲骨文的比较是我最为兴奋的一个发现。这为第四本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锁定红海》依然是非常仓促的。这本来是一份长长的读书笔记，非常杂乱，好在目标很集中，就是红海。现在我还没有整理他们，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来整理他们才好。但是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我甚至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因为许多长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在这本书中被我潦草地揭开谜底，我在动笔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收获的。在我最繁忙的一段时间，我身体也不太好，甚至遗憾地想万一我突然去世，这些工作是很难让别人继续的。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尽管体系紊乱文字潦草，但整个体系需要触及的主线都已经点到，粗略看来已成体系，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的思路的来路去脉。至此我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中国主要的宗教体系、语言、人种、神话、文学等很具体地与“西方”获得了对应联系。这本书可能部分脱离了以往的焦点——地中海东岸，但是都是在以往的路线下才能获得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缘故，对于以往的三本书中的些微差异我不准备在再版中修改，只愿意加以说明。整个四本书展示的是真正探索的发展足迹，而不是一个正确真理的宣告。我觉得这样处理很好，不过我也需要提醒大家，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前后万一有矛盾以后一本书为准。第四本书将“西来说”的触角锁定在红海南端的“萨巴王国”，但地中海东北角的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对于中国西北的影响通过宗教与神话的探索也越来越显著起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两个不同的古代文明地区通过海路与陆路同时进发中国东部与西部，也就是南部与北部，最后在中原地区融合构成了中国的文明底色。心平气和地说，我的工作是一份为一个巨无霸工程初步收集资料的工作。这个定位最准确。正是认识到这个定位，我准备对第四本书不做过多修饰，以最“毛糙”的形态出版，因为这会最大程度地保留“资料”。许多信息假如按照规范的学术体例我是必须拿掉的，但是考虑到收集资料的不易与重要，我愿意放弃“学术”考虑，最大程度保存原始资料的充分，不过可以考虑在排版时做一些特别处理，以使阅读方便而可以让人接受。糊里糊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我这些字大抵属于哪个学科，或者说与哪个学科最接近？我似乎曾经问过自己。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许多人可能认为属于历史学，有的说属于考古学，还有的说与中文系有关，仔细考察了一下我的工作实际上应该属于“文化人类学”这一中国人并不十分熟悉的学科，它的别称还应该有“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不过对于这些学科的名称不同国家地区有非常不同的理解，甚至理解上大相径庭，所以最保险的方法是认定“文化人类学”就可以了。假如还想再保险一些，直接称呼为“人类学”就更可以了。“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如社会结构、语言、宗教和科学技术的科学；而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的，包括族源研究与人类体质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流动等，所以不难看出正是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我做的不系统不专业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甚至汉语言学都不能囊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只能拿他们当作“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工具。不过很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人类学”肯定不够发达，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不够的问题所在，这也就是中国文明源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清理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门外汉突然闯进来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领域基本上没人，或者有人但是他们忙着做别的了，专门精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文化人类学一直缺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放在这里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我收集的资料很粗糙，依然希望向整个社会抛砖引玉。

这《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是应用世族不客社会史学的方法写成的，重在通过基诺族长房这一主线来发展示基诺族文化在20世纪40、5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时期的变迁。《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是关注了这个大的背景下基诺族父系大家庭特殊的居住形式——长房最后的分化过程。这《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从资料收庥到今天成书，历经二十余年，是我本人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所写过的几《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中耗费精力最大、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书本。《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中所呈现给读者的每一条资料、每一点实在的信息，都是通过在基诺山与当地的老百姓共同努力所记录下来的，都凝聚着我本人以及基诺族当地协助过我工作的干部群众的共同心血，尤其令作者感交集的是80年代协助过我的田野工作的很多当地老人都已过世，随着文化的变迁很多文化现象今天已经很难再现。由于书中的每一条材料都是来源于田野，也使得《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具有宝贵的田野资料价值。

公元1654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巳时，康熙出生在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姓爱新觉罗，名玄烨，为顺治皇帝第三子。在六十一年的皇帝生涯中，他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安定边境；他治理江河、兴办文教、重视科学、提倡农耕。正是由于他恪敬职守，不懈努力，维护了中国疆域的大一统，使是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最后一具辉煌时期——“康乾盛世”，他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本书就以康熙时候的一些事例为体材并加以描述而成的。 除鳌拜，削三藩，平台湾，康熙皇帝的每次出手，都是惊天的大手笔。八岁即位的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堪称建功最多的人主。他的宽宏大度，远见卓识，雄才大略，通过这部御批，全都展现了出来，实不愧为“千古一帝”。

2004年10月，中国钱币学会货币史委员会和安徽省钱币学会在东至县所隶之池州市共同组织了一场两宋纸币的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荟萃一堂，以研究东至关子钞版为切入口，深入广泛地开展交流和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于推动安徽乃至全国的有关专题研究工作，发扬光大源远流长的中华钱币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为了不辜负国家和兄弟省市钱币学会领导，长期从事钱币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专业和非专业研究人员的殷切期待，在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的关心支持和省文博部门的共同配合下，我们将池州研讨会上的23篇交流论文以及钞版发现以来二十多年中在《安徽金融研究·增刊》和《安徽钱币》上刊载过的部分论文，辑录、编纂成本书，作为对二十多年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小结。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其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吴城文化是江西省境内的一种商代文化。它以樟树吴城遗址为代表，并涉及同类考古遗址二百多处。本书作者对吴城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撰写了这本反映20世纪吴城文化研究概况的专著。全书约15万字，配有彩图8幅及插图50幅。此书图文并茂，资料翔实，是这一学术领域内较为权威的著作。

本书所载各文，皆因研究明人著作之编纂情状、刊行原委、文字异同，并其作者之生平志业等事而为者。所及著作，实以文集居多，即数篇考究史著及丛书者，初亦莫不因探论其作者或编纂者之文集而起。余之能对明人集部稍有知识，实荷先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牟复礼先生之赐。余在普大研究院攻读明史及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既获学位，蒙先生错爱，为设法得以留校工作，继续阅读校中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之明人文集，而各为之撰写提要，盖以余之学力浅薄，仍需沉潜积厚，而馆藏明人文集之用处亦宜广为人知之故也。本书作者朱鸿林教授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期间，遍读校内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珍藏之日本内阁文库本明人文集，考订其编纂情状、刊行原委、文字异同，作者生平志业等事，实沉潜积厚、探幽掘微之作。此书于研究明代社会及文化情状，当有大助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