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笔记。"梁溪"为无锡别名。十卷。内容记述了宋代政事典章，考证史传，评论诗文，间及传闻琐事。第四卷则全记苏轼事。衮于《宋史》无传，生平详情，难于细述，仅知其字补之，无锡人，国子监免解进士。本书之书名，与作者居处地名有关。梁谿在无锡县城西南，由东汉梁鸿曾寓居而得名。漫志者，正如作者自序所言：暇日时以所欲言者，记之于纸，岁月寝久，积而成编，因目以《漫志》。本书的主要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概括得简明而具体：卷一卷二及卷三首条言朝廷典故，卷三除首尾两条外，多说元祐党人等杂事，卷三末条及卷四全述苏轼事，卷五至卷九多考证史传，品定诗人，卷十颇涉神怪，盖杂家之言，不尽为史事作。

本教材的撰述宗旨，是系统反映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为此，我们必须对史学思想史的基本内涵、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的发展阶段以及史学思想史学科建立与研究现状等诸多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下对这些问题作一具体说明。

本书是研究清代历史的一部专著。本书就康熙朝的政治制度、收复台湾和台湾问题进行了论述；对清代人物、家族姓氏、戏剧和信仰崇拜等进行了探讨研究。

该书分为“人人心中有一个陶渊明”、“荆棘丛中绽出的花朵”以及“陶渊明的魅力”三大部分内容。书中探讨了陶渊明作为一个庐山脚下默默无闻的躬耕者，为什么会受到千古文人的推崇等问题。

这本集子收录了十一篇读书报告。其中六篇曾以《习赋椎论记》为名，于1999年3月在臺北、由臺湾学生书局出版。其中除了及其相关问题>于此次出版时增补幾个字词疏释、稍事修订第六节，除者幾乎率仍舊贯，仅改正某此明顯疏误，儘量将洲解格式画一。承璇琮先生惠薦，得在大陆面世，非常感激。因为这本集子所及作品的时代限制，雖上涉先秦，下迨晉、宋，但碻以汉赋为研讨焦点，名從實定，因此谨遵前辈学人的意见，以汉赋署题。需要解释的乃为什么叫史略。纂辑講求的是網殆盡，很多常谙曾面的材料也不得不涉及，但章学诚曾说过：真正的著述不是纂辑，要有别谙心裁，至少在取材上要畸轻畸重，详人所略，略人所详。<

本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了具体的研究，论题广泛，探讨细致入微，是作者几十年来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结晶。作者勾勒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几个特征：天人合一，以文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作者在纷繁的材料中仔细辩析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以小见大，发幽阐微，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一般读者亦有教益。目录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特征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诗经·小雅》与《周易》卦爻辞之比较“薇”与《诗经》中的采薇诗昆仓文化与楚辞赋体源流概说谈谈汉大赋的壮大之美“于叙事中寓论断”——读〈史记·李将军列传〉论琅邪地区的学术氛围与诸葛亮思想的形成诸葛氏之祖籍在诸县“间何阔，逢诸葛”——诸葛丰生平事迹考诸葛氏家族的文化传统说“梁父吟”与“武乡候”诸葛亮与〈周易〉诸葛亮为何不纳魏延之计诸葛亮的《又诫子书》是写给谁的诸葛亮的成才之路诸葛亮在甘肃的足迹“后来治蜀要深思”——成都武候祠一副对联的解读刘备“周旋陈元、郑康成间”事考密州的文化氛围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从密州到徐州——谈谈苏轼徐州时期的思想与创作杞菊·巢菜·草蒲——谈谈苏轼的“寓意于物”豪放中见含蓄达观处露幽怨——重读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丁耀亢佚诗《问天亭放言》考论“随时莫忘汉衣冠”——《观瀑图》考王渔洋与诸城人士交往考略“岸堂”发微——兼谈孔尚任的“罢官”“千年人说诸冯村”——寻访虞舜生地……

历代帝后陵寝研究书系。作者尽可能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并到内蒙古、宁夏、黑龙江等地进行了详尽的实地探察，基本上为我们理清了辽、夏、金、元帝王陵的历史与现状。在资料与实物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对少数民族帝王陵进行如此全面、综合、系统的论述实属不易。它对我们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帝王陵的葬制、葬俗及其整个时代的文化面貌大有裨益。目录第一章辽第一节契丹与辽朝第二节辽代陵寝制度第三节辽帝王后及其陵墓第四节辽代重要的遗址和名塔第五节陵寝和墓葬所反映出的辽代文化艺术成就第六节辽陵的破坏与保护第七节辽陵相关景点与旅游开发第二章西夏……第三章金……第四章蒙元……附录一附录二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本书在系统地阐述晚清湖南地方130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重大事件，考察其社会变迁与学术的发展。

本书是研究汉至两晋六百多年（公元前２０６－公元４２０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史学等的重要参考文献，更是研究此２３位名人的重要资料。书中共收入汉代至两晋时期司马迁、贾谊、董仲舒、刘向、许慎、关羽、刘备、诸葛亮、曹植、陆机、王羲之、陶潜等２３位名人的４４种年谱。

自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盆地的城址、石窟寺院、古墓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献和考古文物材料。于是，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敦煌学一道，成为20世纪的显学。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刻本资料，语言种类更加复杂，年代跨度也更长，其中尤以宗教文献具多，特别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东西方学者各逞其能，通过对大量宗教文献资料的解读和研究，为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描绘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相对而言，我们过去对于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的历史背景却不甚了然，因为反映世俗社会政治事件、日常生活、经济状况的文书材料不多。直到80年代中叶以后，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编纂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公布了大量的属于高昌郡、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历史文书，才大大推动了吐鲁番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进步。在这一大批首次系统公布的文书资料中，有关麴氏高昌国史的文书材料数量相当可观，远非德国、日本、英国所藏吐鲁番文书所可比。同时，新材料也带来新问题，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文字、制度、习俗、观念都需要解释，由此引起学术界一个研究高昌国史的小高潮。孟君宪实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当他开始研究吐鲁番文书时，即把敏锐的目光，集中在高昌国史的资料上。孟君毕业于南开大学，后在新疆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以后又到北京大学深造，受过系统科班的历史学训练。这样的学术经历，对于吐鲁番历史的研究是不无帮助的。作者既体察边疆地区之民情，抱有同情之了解，又摆脱地方主义之情绪，秉持学术之正路，我们阅读这本专著，不难看出其书是在了解中原相关制度、文化的前提下，以高昌为立足点，来研究高昌的历史，因此对于高昌国制度、文化特性的把握，就比较中肯，并不因为新材料而张大其词。孟君此书，是在多年来陆续发表的论文基础上重编而成，章章节节，对高昌国史多有贡献。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一样，大多数都是零碎的历史片段记载，孟君治学，并不为残篇断简所累，能够从小处着手，而揭示高昌历史上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