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校勘之学起原很早，而发达很迟，《吕氏春秋》所记“三豕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能用政府所藏各种本互勘，就开校雠学的风气。汉儒训注古书，往往注明异读，是一大进步。《经典释文》广收异本，遍举各家异读，可算是集古校勘学之大成。晚唐以后，刻印的书多了，古书有了定本，一般读书人往往过信刻板书，校勘之学几乎完全消灭了。十二世纪晚期，朱子斤斤争论《程氏遗书》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纪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在《自序》中痛论“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之失，又略论他校书的方法；彭叔夏作《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详举他们校雠的方法；清代校勘学者顾广圻称为“校雠之楷模”。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话：校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阙疑。他自己也说：叔夏年十二三时，手钞《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之源”，阙一定，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法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十二三世纪之间是校勘学的复兴时代。但后世校书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样一个退休宰相的势力来“遍求别本”，也没有他那种“实事是正，多闻阙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纪以后，校勘学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纪方以智、顾炎武诸人起来，方才有考订古书的新风气，三百年中，校勘之学成为考证学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学者虽多，其中真能有自觉的方法，把这门学问建筑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的，也不过寥寥几个人而已。纵观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说过，都因为刻书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又因为藏书不公开，又多经劫火，连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学的校勘学自不易发达。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被版本的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我们试看日本佛教徒所印的弘教书院的《大藏经》及近年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校勘工作，就可以明白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本书作者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大量清宫档案、采访当地知情人，多次进入地宫进行实地考证，对香妃像、香妃的身世、葬地做了更深入的论述，进一步廊清笼罩在香妃身上的迷雾，还香妃真实面目于世人面前。

一部趣味盎然的中华五千年皇朝探秘档案：或是血腹，或是污秽，或是辉煌，或是令人发指。本书以确凿的证据和人性化的写作方式还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扑朔迷离的背后往往是令人震憾的真相。正如著名学者胡适光生所言：“弄清皇宫里所发生的事件，大抵也就洞悉了中国历史。”古人早巳反复告诫：“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们惟有了解历史，才能知道今天，我们都会有宽广的胸怀和非凡的气魄，去抉择自己的信念。去完成我们自己的事业。帝王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欲，与常人本来无异。我们也有同样的灵魂和血肉之躯，如此一般无二已矣。不要说我没有机会，没有前途，上帝赋予每个人都是均衡的。而是你怎样对待了“事在必得”或“事在不得”；这是天道呢，还是人道呢？反正我不说你也知道。老子有言：天道损而有余，补而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就是机会、机遇，看我们能不能把握住。人道，就是该做的要做，不该做的不做，当然最后的结果会大不一样。就此打住！细细品味一下：本书的悬案、迷踪、趣闻、轶事中，都不外乎天道、人道。只是让你知道，悟透玄机，因人而异，去行你自己的天道、人道罢了。本书力求有别于其它同类版本，努力做到史学性、通俗性、趣味性有机的结合。使小学生都能看得懂，能当作故事书来读。

本书依照原书分为《隐公》、《庄公》、《闵公》、《文公》、《襄公》、《昭公》等篇，包括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四个部分。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主要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近两百年的历史。纪、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司马彪。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曾在宋武帝的儿子彭城王刘义康那里做官，参议军事。后来得罪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发奋编写《后汉书》。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范晔作《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许多记述东汉历史的史书，东汉刘珍、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袁宏等都先后缀集成篇。范晔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写成了《后汉书》。由于他死的过早，“志”的部分没有来得及完成。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的《后汉书》简明而又周详，记载有重点而又不遗漏，后来居上，所以淘汰了其他各种后汉书。《汉书》是一个皇帝一篇本纪。东汉一代，殇、冲、质三帝在位时间短促，事迹不多，《后汉书》从实际出发，把他们附在其他帝纪后面。本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的《外戚传》。汉高祖死后，吕后曾专权多年，所以司马迁和班固把吕后列入本纪，范晔则不加区别地把皇后全部写进本纪，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君权的尊崇。《后汉书》记人叙事喜欢以类相从，不论年代的先后。《论衡》的作者王充是东汉初期人，《潜夫论》的作者王符和《昌言》的作者仲长统是东汉末年人，因为他们都擅长著述，淡于功名利禄，所以三人同传。张纯和郑康成也不同时，因为都以经学见长，所以合为一传。在《史记》、《汉书》已有的类传之外，《后汉书》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把同类的人物纳入一编。东汉时，宦官和外戚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它们更迭执政，鱼肉人民。特别是桓帝（147—167年在位）、灵帝（168—189年在位）两朝，宦官把持朝政，劳动人民的灾难日益深重。当时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对宦官势力，崇尚名节，互相标榜，结党诽议朝政，遭到宦官的迫害和禁锢。这场斗争，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党锢传》、《宦者传》反映了这一社会内容。《文苑传》与《儒林传》不同，前者重在词章，后者以经学儒术为主。《独行传》是那些所谓“特立卓行”获得声誉的人物的专传。《方术传》主要记载阴阳占卜的人物，名医郭玉、华佗也见于这篇传。《逸民传》主要记述地主阶级中那些自命清高，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后汉书》的《列女传》特别值得注意。范晔认为史书不为妇女立传是不对的，他选择“才行”优秀的各种类型妇女写了传记，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创了为妇女立专传的先例。为人们熟知的蔡文姬就收在《列女传》。后来的封建史学家认为蔡文姬曾经改嫁，违背了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不应收入。由此可以看出，范晔是有独到之见的。晚出的各史把“列女”改为“烈女”，变成了严守三纲五常的贞妇烈女的碑文，史学上的见识远不如《后汉书》了。《后汉书》的《舆服志》、《百官志》是前史所没有的。《舆服志》记载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式样，《百官志》记述东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志中不立《食货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显然是一大缺点。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才弥补了这一不足。志的作者司马彪著有《续汉书》八十三卷，梁刘昭给《后汉书》作注，把《续汉书》的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但在宋代以前，两书仍各自单行。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孙奭把两书合并刻印，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后汉书》。唐高宗的儿子李贤等人的《后汉书》注出现后，刘昭注不再被人们看重。今本《后汉书》，纪、传是李贤注，志是刘昭注。

地处江南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1956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将江南史研究列为重点，组织过对江南文化、江南士绅、松江府等一系列课题的研究，其中对上海史着力尤多。古代上海是江南的上海，近代江南是上海的腹地。近代以前人们形容上海繁荣便称之为“小苏州”，近代以后人们形容苏州繁荣则称之为“小上海”。近代上海号称五方杂处，人口八成来自外地，但细算一下，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江南。所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要研究上海都必须研究江南。没有江南，哪来上海，不知江南，焉知上海？ 这本书是“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合集，共收集论文23篇，涉及经济变迁、区域互动、商业网络、绅商阶层、文化生产、情欲与性别、消费与文化等方面。论文提供者多为多年来从事江南史研究的学者。

本书以明代宫庭为主题，紧紧抓住三条线索：一是皇位争夺，二是阁臣内讧，三是阉臣擅权。三者紧紧缠绕在一起，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本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分析客观、堪称信史；文笔优美、从容展述、娓娓动听。本书以灵活流畅的文笔，扼要介绍了中国宦宫（太监）的由来及其在历代的发展、变化和影响；综述了明代宦官的概况；接着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将明代两百多年间的著名宦官（如郑和、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和宫廷内部的重大事件（如“土木之变”、“夺门”事变，帝位之争、厂卫之争等），作了生动的叙写。书中广泛反映了明代的朝野斗争与社会生活，形象展现了明代政治制度和特务组织（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发展演变情况，深刻揭示了明王朝存在的各种矛盾弊端及其由盛而衰的原因。著者在系统、全面介绍各朝宦官的奇闻异事及其对宫廷政治的重大影响时，还将朱元璋建国到崇祯帝覆亡的全过程，也生动、概略地勾画出来。读者从中会大开眼界，深感这是一部栩栩如生的封建宫廷斗争史和高度浓缩的中国太监演变史。

编辑推荐：西域文明探秘。大家熟知的“丝绸之路”一词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他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定在公元前114年就是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开端。作为外交使者，张骞的两次中亚之行都未达到出使目的，但作为地理探险家，张骞的中亚之行具有划时代意义。正由于张骞的中亚探险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使中国文明和地中海在中亚直接相遇。随后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迅速向西传播，直达罗马帝国。那些具有千年文明史的西域古国和宗教圣地，或在海拔6000米的帕米尔高山之上，或陆沉于塔克拉玛干万顷黄沙之下。我们的丝绸之路考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尽管有时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充满无穷的诱惑。

本书主要认识对象之一，是“部落阶段”的社会形态以及文化和制度。笔者在《山海经和古代社会》的结语部分提到，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需要一个更加坚实的“部落学”基础，本书第一编的认识主题是“部落学”，是对部落社会阶段来龙去脉进行深入研究的尝试。 本书第二编是这项研究的初步展开，也是对考察礼乐文化和制度的内容和功能判断合理性的初步证实。例如，本书较多引证了《周礼》内容，其中包含许多与同期文献相呼应的礼制。在时过境迁之后，搞清这些观念和礼制的具体情况已十分困难。 本书可以说是《山》一书的“续篇”，《山》中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在本书中有所深化，本书初稿完成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体分析”，二是对礼乐文化和制度的研究。“文体分析”是对《山海经》文本分析方法的进一步使用。

宣和五年，余既卜别馆于卞山之石林谷，稍霃城市，不复更交世事，故人亲戚时时相过周旋。嵁严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舊闻，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滑稽谐謔之辞，时以抵掌一笑。穷谷无事，偶遇笔札，隨輙书之。建炎二年，避乳缙云而归。兵火荡析之余，井吕湮废，前日之客死亡转从略相半，而余亦老矣。洊罹变故，志意销隋，平日所见闻，日以废忘，因令栋裒集为十卷，以石林燕语名之。其言先后本无伦次，不复更整齐。孔子论虞仲、夷逸日：“隠居放言”；而公明卖论公叔文子日：“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厭其言。”子日：“其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议？抑谓初无意于言而言，则虽未免有言，以余为未嘗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