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我国著名古史专家、年届九旬的王玉哲教授毕生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序幕：中国猿人开篇，一直写到西周末，详尽论述了中国远古历史从史前文明经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演变、发展的过程，尤其对夏、商、周三代的族源、地望、世系、宗法制度、继承制度、政权形式、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述见解独到。 殷商史：史学界第一部独立、完整、系统的殷商史专著。充分体现了著名甲骨学、古文字学专家胡厚宣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处于中国历史远古时期的殷商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系统、详细、深入的考释与阐述。1995年，胡先生不幸辞世，其子胡振宇先生乃继承父业，历经数载踵事增华，终于完成了胡先生这部未竟之作。 西周史：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半个世纪研究、历时近二十载完成的一部西周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系统论述了自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叶周武王克商、创建周朝，迄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洛邑西周时代约280年历史，对西周的井田制度、社会结构、军事制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作了细密的考证和深刻的论述，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了中国奴隶社会在西周时代从发展到衰亡的过程。春秋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春秋史专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春秋时期凡317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礼俗、社会阶层等状况及其发展变化，深刻地阐述了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轨迹，以及春秋时代对二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战国史：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剧烈变革、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

本书选收作者从1979年以来发表的先秦史研究论文中的37篇，有长篇也有短论，更多的是一些读书札记。编为四部分：夏商史探研、西周史探研、春秋战国史探研、上古史理论问题探研。

本书对周、秦、汉制的演变，两汉之际建制的考证，皇权与官僚制的关系，官僚类型的演变，官僚制度运作的基本形式等等，都作了认真的探讨，在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如论述周制对秦汉制度的影响，汉承秦制是先承楚制而后承秦制，三公制产生的原因，文吏与儒生的融合与对立，社会势力的官僚化，官爵关系的演变，吏的问题及划分标准等。充分利用了有关典籍，而且也采用了金石、简牍和汉碑等资料。角度新颖，视野开阔，是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总结，对推动秦汉史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适宜阅读人群历史、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感兴趣的读者。

豪族社会的存在秦汉时期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时代新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理清这一问题，就无法真正解释四百余年秦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所处之重要地位。《秦汉豪族社会研究》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史学专著。通过对秦汉豪族社会在社会的空间结构，时代沿革以及精神风貌变迁等3个方面的理解，深刻阐述了秦汉社会结构中豪族社会的基本内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以“时空”、“精神”为三个立足点，从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秦汉豪族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秦汉社会的地域性与精神特征等不同角度，以全新的思辨方法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学术见解。

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在六千年以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印度和巴比伦的文明史也有四千余年。中国的文明史仅只五千年吗？本书运用天文历法、历史典籍和出土文物等三个方面的材料，从人类的发祥地、人类文明的摇篮、炎黄、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的生活年代以及火的发明与使用、陶器制作、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字、城池与房屋建筑、传统医药学和天文历术等若干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有的则借助于天文历术的推算，对古代典籍和纪历铭器上的若干天象记载（如炎黄五帝的生活年代和夏商周断代问题，等等），进行了科学的推算，并结合出土文物（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天文图像和墓主身份）的考证，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了中华文明史至少为七千年或七千年以上的结论。这一结论正陆续得到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实。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着；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着；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於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着，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本书阐述中国历代治边机构的设置、治革、功能作用等，反映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思路、策略和措施.<

《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唐贾公彦疏云：“古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是古之遗法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云：“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八云：“古作书以削刻简札，故谓之书刀。”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云：“大抵秦汉公牍文多是刀刻”；又云：“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辞源》刀部“刀笔”条云：“古简牍用竹木，以刀代笔，故日刀笔。”以上所引各家之说，乃系对于古代简牍制度的未加深究。不仅以为削即书刀或刀笔，更以为书刀或刀削乃为刊刻文字于简册之用者。古代确曾用刀刻字于甲骨金石，但非以刀代笔。至于简牍，皆以笔墨书写，并无以削刻字于简牍的证据。至于汉代虽用纸笔仍有书刀，盖竹木为书写材料，在纸发明以后三百年间，仍普遍应用。所以纸笔与书刀的同时存在，时间上并无冲突。其实自东汉以来，书刀的功用，早就很清楚的说明是在删削简册。郑玄虽仅说削“今之书刀”，而未道及它的功用，但刘熙的《释名》里已很清楚的下过定义。《释兵》云：“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说文》谓“刊，剥也”，和删字的意义相同，并未说是刻字，直到唐贾公彦才误解为“以削刻字”。虽然其后少数学者误从其说，可是和贾差不多同时的颜师古就已经说过：“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8〕可知以刀刻字之说，在唐时也并不存在。至于今人论书刀者，〔9〕均已考定刀笔为两物，刀用以削，笔用以书；且刀笔非用以刻字，此说已成定论。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至简策之文，以刀书或以笔书，殊不可考。”但他又说：“汉之书刀殆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笔并言。”沙畹（EdouardChavannes）“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一文论书刀用在削，笔之功用在书。”马衡“中国书籍制度研究"亦述及书刀云：“古人以刀笔并称，与所谓笔削是一个意思，并非说以刀刻字也。”王重民“刀笔考”云：“盖刀笔为两物，笔用以书，有误则用刀削去之也。”李书华“纸未发明以前中国文字之流传工具”亦云：“削与笔不同、刀与笔为二物，刀所以削去简册上所写之错误者，并非以刀刻字。正与今日用铅笔在纸上写错字时，以橡皮擦去相同。”可知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至于简策之文，多系在狭仄的简面上书写一行或二行，所以如有笔误之处，可用刀削的长刃削去误处的整块简面，而非如挖改许多行中某一字之困难。因为刀削短小轻巧，携带便利，所以可和用作书写的毛笔同置一处，遇有笔误，则以削改。因此刀笔二字便形成一个常用的名词。最近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发现的一竹筐，其中铁削、毛笔，和竹筒同置一处。[10]这可知道刀笔二物的关系。至于书刀仅是削治简牍的许多工具之一种，而非唯一的工具，可以断言。由劈剖大块竹木以至切断为一定长短宽仄的狭条，大概非仅仅长尺博寸的书刀可以胜任。因此可以推测刃坚背厚而较大的刀和锯、凿等，必系初步剖治简牍时应用的工具。而削和书刀只是书写前后，刮治简面和删改笔误时的一种工具。观于最近信阳战国墓出土的一件木质漆文具匣内，置有铜刀、铜锯、铜凿及铜刮刀各一件，谓皆系修削木简的工具。[11]可知刀削之外，锯、凿亦当是削治简牍时必备的工具。（四）形制刀削的形状，颇为相近。但是何者称刀？何者称削？从来并无一定的界说，亦有人以为削乃刀之别名者。究竟刀削有无分别？参考各家的解释，刀和削最主要的区别，似乎是在刃、背、首三个主要部分。刀系直刃，削系曲刃，弧形向内弯曲，约六十度。《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唐贾公彦疏云：“削反张为之，若弓之反张。”清孙诒让《正义》云：“据贾说，疑贾于诸家，咸以削为偃曲却刃，谓削形偃，折刃却向内也。”又引刘岩麟云：“削长一尺，合六而成规，是规周六尺也。周六尺，应得半径九寸五分五厘，即六十度。”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亦云：“凡刀刃皆在外，削刀独在内。”所谓刀刃在外。当系直刃。因为削系曲刃却向内，所以削背也跟着弯曲，以适应刃的弧度，此所谓削形偃也。刀削的另外一种分别，似在末端的柄首。刀的末端有环，可以佩带悬挂。削的末端有把，执取便利。《尚书·顾命》孔颖达《正义》云：“刀施钚，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礼记·少仪》日：“刀却刃授颖，削授拊。”郑玄注：“颖，钚也；拊，把也。”刘熙《释名·释兵》日：“刀，到也，其末日锋，若锋刺之利也；其本日环，形似环也。”宋陈祥道《礼书》卷二十二云：“然则直而本环者刀也；曲而本不环者削也。”根据各家的说法，似乎削是曲刃，偃身，面狭，下端用把，较刀为小。刀是直刃，直身，面较阔，下端有环，较削为大。虽然如此，实际上的区别亦非如此清楚简单。有的是平刃直身者下端有把，有的曲刃偃身者柄首有环。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云：予所藏古削中环者二，而予藏古刀中鸾刀与疏首之刀亦略偃，但其度甚微。牺首柄二刀侧偃度有加，诸刀皆尺二寸，与鸾刀同，其为割用之刀无疑。则刀亦未尝不偃，但不如削较甚耳。惟战阵之刀与小刀直而不偃。……

一个13岁的贫苦少年将斧头镰刀的标记深深地烙在自己的手腕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这枚鲜明的烙印带者神圣的使命走过了祖国的万水千山……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与先机挺进东北的八路军第16军分区部队相遇，这枚斧头镰刀烙印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如何确立信仰？如何为信仰而战？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如何……唐凯将军用一生曲折艰辛的奋斗告诉你……<

秦，西周时期居于陇东一隅的附庸小邦，东周初年立国后，经春秋，战国间的发展壮大，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帝国，实现了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由于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对于秦国、秦王朝以及秦文化的研究，遂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中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本书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秦文化的考古学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运用文化谱系分析、文化层次分析等考古学方法，对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提出在考古学资料中可以观察到的中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向帝国转变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维系社会基本组织成员间的关系从血缘到地缘的变化，以及进入统治集团的途径由世袭到选贤的变化，并以此为切入点，把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解释相结合，对中国国家发展阶段从封国走向帝国的历史过程的一个侧面进行了考古学的观察与说明。 本书还对秦文化发展不同阶段中所观察到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涉及到秦文化及秦人的起源；秦文化与西周文化的关系；秦文化与北方地区古代文化的关系；秦文化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的关系；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秦文化进入汉代以后的流向等问题。

一部有关炎帝、黄帝及其时代的大型历史文化资料丛书－，八卷本《炎黄汇典》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炎黄汇典》是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倡仪和组织下，由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任顾问、著名学者李学勤、张岂之任总主编。并有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与，经过近八年的努力，共同完成的。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就首先叙述了黄帝的历史，并涉及炎帝的事迹。所谓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般来说就是从黄帝开始算起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与宣传炎黄二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有助于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炎黄汇典》从浩瀚的史乘中，精心选编了有关炎黄二帝及相关的资料，收录了全国各个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还收入了历代祭祀炎黄二帝的礼仪，活动和文字，并且精选了近现代炎黄研究不同学术观点有代表性的论文。概述了与炎黄二帝相关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此外，还选辑了历代吟诵炎黄二帝的诗歌和流传在民间的口头传说，彩印全国各地有关炎黄二帝的主要纪念建筑如黄帝陵、炎帝陵等的照片。《炎黄汇典》共分《史籍卷》、《方志卷》、《祭祀卷》、《文论卷》、《考古卷》、《诗歌卷》、《民间传说卷》和《图像卷》。这是一套迄今为止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图文并茂的有关炎黄二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的工具书。它的出版发行，将为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研究提供资料依据，也可谓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知识宝库。收入本书的作品，上起先秦，下迄1998年，共计六百余首。在题材上，首选直接颂炎帝、黄帝功德，以及记述与炎黄二帝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其次，选取历朝历代朝野人物对炎黄二帝恭祭、追念的；此外，也选取部分描写炎黄故里、炎黄陵园周围名胜古迹的佳作，以引发人们对相关炎黄时代历史环境的艺术联想与审美情思在体裁上，本书以诗为主，也选入部分词、赋，书后还附录若干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