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学家、清初官修《明史》的主要修纂者之一。本书征引大量文献，在对《明史》修纂全过程进行一番梳理和对万斯同个个材料进行全面考证之外，对《明史》的撰修人员及其修史思想也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与充实，并对万斯同及其修史思想作了进一步探索。本书采用较严密的编年方式，紧密结合万斯同的修史活动和思想变化，有益于深入考证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部“正史”的修纂情况，也有益于深入阐明万斯同的学术和历史地位问题。

中国的多妻制家庭形态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上下数千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从家庭和社会形态，又深入到观念和意识深处，在久远的历史中，成为社会进步的顽固阻力。20世纪初，随着最后一个专制世袭王朝的垮台，多妻制度终于宣告废除，但是余绪不绝，又以种种新的形式借尸还魂，如婚外形态的群妾行为，以繁衍和生育为目标的“人口至上”论等等，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环境、公民素质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由于一夫多妻制度这一课题本身的特殊性，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层次较高的严肃学术著作并不多见。内蒙古大学的张廓先生对上述问题研究有年，在本书中他对我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探本寻源、考察沿革、推论举例等方面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值得一读。

乞丐在社会大格局中，虽然只是底层社会的一个细小层面，但鹑衣枵腹、蹒跚哀号行乞于社会，不必讳言，仍是一种与社会政党状态相违舛的历史延续性，尽管它只是大历史巨流下的一脉潜流。乞丐行乞有史，并在自己的行乞历程中相沿递嬗形成风俗，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此规范着丐群的行为方式以区别于一般社会。本书将乞丐与乞丐生存环境——社会，这两个相互依存的主客体内容放到历史的流程中去探索、去审视，庶几织就一幅贴近其原貌的乞丐风俗图。从而揭示出这一特殊的底层社会群落的风俗文化底蕴。<

王晖，生于1955年，男，陕西洋县人。文学硕士，史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陕西省社科规划办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先秦史、古文字学、古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70多篇。主要论著有《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主要论文有《周原甲骨属性与商周之际祭礼的变化》、《西周春秋吴都迁徒考》、《盘古考源》、《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周武王东都选址考辨》、《周初改制考》等。殷末周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本书除了几篇历法和文字考证的文章外，基本上是集中论述商末和周初殷周两大集团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变化情况。通过仔细分析，肯定帝辛卜辞是存在的，确定了帝乙帝辛卜辞的断代方法；肯定周原甲骨刻辞出于周人之手。还利用商周甲骨文深入研究了殷末祭祀制度的变化，殷周关系、周文王克商方略、周初改制等方面重要问题。另外还探讨了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商王纣、季历、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晋始祖叔虞等人的相关重大史实。本书论证深入，涉及面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上承两汉三国，开启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思想史的发展不一定是直线式，也不完全是一个模式的发展。它既可以是内涵的发展，也可以是外延上的扩展，或者二者兼有之。也还可以是两者都有一定的新的变化，但在史学思想高度上，却是没有大的突破，呈现出横广式发展的特征。中外思想史都可以说明这一点。魏晋史学与两汉史学相比，就是横广式的发展。总体上看，这一个时期没有马班这样站在时代高峰的史学大家，没有《史》、《汉》这样的大著作。但不是说，这一阶段没有新进展。史书增多了，这既包括数量方面也包括种类方面。除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外，还有注释书、起居注、氏族谱、地理书、人物传、笔记之类作品，在史学上都是很有成绩的。本卷著者庞天佑教授在博士生学习阶段，师从南北朝史研究专家高敏先生，这为他的史学进展奠定了基础。庞天佑在两汉历史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上，多有创获。本卷全面展示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发展大势。第一编写思潮，第二编写几位大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经纬交织，是宏观纵览也是微观的解剖。作者根据自己研究的实际成果，也写了宗教与史学的关系。总的来说，本卷写出一个大时代史学思潮的涌动。

本书对商周祭祖仪式的类型、仪式内容、过程及商周祭祖礼反映的祖先观念、社会关系等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认识商周时代的祖先崇拜及其演变轨迹，对于研究商周的家族形态和社会形态，以及商周文化制度的变革等问题都很有裨益。 本书有较多创获，对促进商周祭祖礼这一重要学术课题研究的深入以及对先秦社会史、宗教史、思想史的研究均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刘源博士对殷墟卜辞与西周金文中所反映的祭祖礼的研究，在宏观与微观上都丰富与深化了我们对这一重要学术课题的认识。要对当时祭祖仪式的内容与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有赖于对已掌握的殷墟卜辞及商周金文资料所反映的史实作更为深入的考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今后更多的新的古文字资料的发现。

近年来，有关天津地方史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且多有专著问世。《近代天津图志》的出版，则是以图片反映近百年来天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面貌，为研究、学习天津近代史提供较为集中、典型的形象资料。《近代天津图志》上限始自1860年天津开埠，下限止于1949年天津解放，共收入一千二百余幅图片，并加简要说明，再现天津的历史风貌与近代历程。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自东汉末至南北朝末历时三百余年，作者刘涛先生，并未一味地罗列书体资料而纠缠于当时书体、书风的变化演进上，而是溯本穷源，从历史文化大背景来阐释当时书风之盛、书体之变的，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全面考辨论述的。因而揭示出南北朝时期书法一道，不仅是魏晋风流的余绪，更是儒林士风的又一端。正如包世臣所言：“南北朝尤重此艺。工文者史入文苑，工书托体小学，乃入儒林”。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追求，更是那个时代的标榜。从该书各章节的论述中，都可对当时这种世风时尚有所领略，进而明了书体之变尽在不言之中。仅从该书《南朝帝王重视书法》、《南朝寒门书家与士族书家》两节所述“‘侍书’的设立”、“帝王与高门书家争胜”、“寒门书家的崛起”、“书家的士庶之别”等内容，就可窥见当时书风之盛，已非士人雅好之举。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风行，是一种文化追求，虽多少有点附庸风雅或追求功利之敝，但韵致高远。这比起自下而上的趋俗、媚势、逐流，则显得高贵不少，也更具文化意义。这本书正是着眼于这种时代文化风貌而撰述的，因对审美价值的全面述求而有了一种全新的审美经验，由处处闪现着的思想火花而见作者异乎寻常的深思熟虑，因此避免了将所引用的大量新旧书法资料进行放慢板地、简单地罗列、展示、说明。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书史。

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大型系列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150辑）已在中央电视台陆续播出，受到广泛关注与欢迎。为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的求知愿望，弥补电视节目稍纵即逝的遗憾，我们将150集的讲稿经修改、加工编辑成书，分上下两卷出版。本书作者将为北大著名学者、教授、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民俗、天文、地理、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作者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笔触讲述了博大精深、绚丽多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详读本书，读者定会受益匪浅。<

汉，唐、末、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栝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黍。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干水火武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