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帝国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在宋元以前部分没有作全面的铺叙，而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有重点地探讨一些问题。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和其他有关论著重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时期史料很不充分，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水平，对全面的情况很难做到准确的描述。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在明的部分对有些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而在清朝部分则对当时的官僚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描述，以期读者通过这一部分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有一个比较更加具体的了解。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但一般而言，官僚政治更是由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是皇权政治赖以运行的基本政治体制。<

本书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的一种，讲述了清代从满族兴起到清朝灭亡的全部过程。本书主要分成三条线索展开：一是清朝政权的演变，涉及政治、经济制度，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二是清代统治者的历史评价，涉及多尔衮、康熙、雍正、乾隆、慈禧、袁世凯；三是清朝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变化，涉及下层民众的反抗、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6：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从文化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人地关系诸方面，分兴隆洼文化时期、仰韶前期、仰韶后期、龙山时代四大阶段，首次对中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陕北、冀西北）新石器时代文化做了综合性的深入研究，明确了北方地区在早期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部有关炎帝、黄帝及其时代的大型历史文化资料丛书－，八卷本《炎黄汇典》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炎黄汇典》是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倡仪和组织下，由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任顾问、著名学者李学勤、张岂之任总主编。并有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与，经过近八年的努力，共同完成的。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就首先叙述了黄帝的历史，并涉及炎帝的事迹。所谓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般来说就是从黄帝开始算起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与宣传炎黄二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有助于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炎黄汇典》从浩瀚的史乘中，精心选编了有关炎黄二帝及相关的资料，收录了全国各个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还收入了历代祭祀炎黄二帝的礼仪，活动和文字，并且精选了近现代炎黄研究不同学术观点有代表性的论文。概述了与炎黄二帝相关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此外，还选辑了历代吟诵炎黄二帝的诗歌和流传在民间的口头传说，彩印全国各地有关炎黄二帝的主要纪念建筑如黄帝陵、炎帝陵等的照片。《炎黄汇典》共分《史籍卷》、《方志卷》、《祭祀卷》、《文论卷》、《考古卷》、《诗歌卷》、《民间传说卷》和《图像卷》。这是一套迄今为止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图文并茂的有关炎黄二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的工具书。它的出版发行，将为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研究提供资料依据，也可谓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知识宝库。收入本书的作品，上起先秦，下迄1998年，共计六百余首。在题材上，首选直接颂炎帝、黄帝功德，以及记述与炎黄二帝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其次，选取历朝历代朝野人物对炎黄二帝恭祭、追念的；此外，也选取部分描写炎黄故里、炎黄陵园周围名胜古迹的佳作，以引发人们对相关炎黄时代历史环境的艺术联想与审美情思在体裁上，本书以诗为主，也选入部分词、赋，书后还附录若干楹联。

《阮元年谱》是一部资料详备的大型年谱，全书一百万字，在年谱中少见。该谱采取直叙与注疏结合的表达方式，以年为单元，按月日书写谱主阮元的活动及与之有关的史事。具体写法是将某日、某月、某一时间段、某年发生的事用一句话概括出来，谓之谱纲，接着以各种文献资料叙述事情本身，以示显证，接下来以“按”的形式作出疏证，按语内容也力求使用历史文献，从而令叙事清晰明白，考辨有力。全谱汇集了阮元生平的巨量文献资料，对阮元史事纤细具备，大体无遗漏。该谱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专著，富有学术价值。传统时代的年谱对于像阮元式的人物（大学士、封疆大吏），多留意于谱主的事功和恩荣，教育、文化、学术、社会生活方面的事情常常予以忽略。可是对于后世读者、研究者的利用来说，就出现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今日研究者著述新年谱，就需要对谱主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有个把握特征的总体认识，才能使用文献资料将其特色描绘出来。所以，年谱之写作虽然看似资料性编著，但不可缺少的是研究性的具备和研究者的学识。笔者有出版《阮元传》的事实，又撰得《阮元评传》成稿，正是建立在这种坚实基础上，而具备撰写《阮元年谱》的充分条件。编写《年谱有关人物简介》，丰富年谱的体例。笔者在年谱中以阮元本事为主，兼述与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和著作，涉及了一大批人物，这些人物若在始见之时作全面的介绍，续见时再写则重复，不写，读者记不清前面的叙述，继续阅读会有困难，因此制作《简介》作《附录》中内容，便于读者查询和利用。近年撰写的某些年谱，作者多喜欢在每一系年里记载一定数量的出生人物及死亡人物。笔者以为意义不大，又占篇幅，故不采取这一形式。况且，有关人物的生卒情况，在《简介》中可以查询。编排是谱时，即便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在分条罗列谱纲时，都各自标上时间，并不因为是同月发生的事，而把月份删除。否则，阅读时就要翻找前此标志月份的条目，若该月条目多，或某条内容多，势必翻找数页，极不方便，更有甚者会翻找失误，造成差错。《阮元年谱》逐条标志时间，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从秦朝至清朝这二千余年时间中，汉朝历年最久，扣除王莽所建新朝，也有402年。但同为汉朝，东汉与西汉之间，东汉的后期与前期之间，都有很大的变化。所谓“汉承秦制”，是指西汉的制度大多渊源于秦朝，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汉朝实行同样的制度。实际上，即使是同样的名称和条文，很多制度的内容和实质都巳不同。特别是在东汉与西汉之间，由于是同一朝代的延续，自“高皇帝”起定下的制度不便多加改易。但时过境迁，形势不同，从朝廷到地方官都不得不作变通。这类变通往往不见于正式记载，只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探究。所以要了解或研究东汉的历史，一定要注意这些变化，才能明白真相。这类变化未必是进步或完善，可能足恶化或崩溃，即便如此，也将导致旧制度、旧事物的彻底消亡，为新制度、新事物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当然，这个过程或许要持续很长的年代，例如东汉期间的这种变化有的要持续到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才显示结果。但无论是突变还是渐变，它们的意义同样重要。《话说中国》作为融故事体的文本阅读、精彩细腻的图片鉴赏、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于一体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其中包含着无数令人神往的中国历史的秀美景致，它们经纬交织，互为表里，形成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如同游览名山大川离不开导游和地图的指点，通过以下图例的导读提示，读者定能够尽兴饱览祖国历史美景，流连忘返。整个版面构成充分体现出本书以故事体文本为主体的特点，体现出本书作为历史百科全书的知识信息密集、图文并重、检索便捷的特点，使读者在本书任何一个页面上，都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魅力与编纂创意的匠心。为了更好地理解故事，在实际学习生活中运用故事，本书在故事体文本中，特地为读者准备了故事导读、故事段落标题与故事编号等三个重要内容。故事导读足概述故事精要，它与故事段落标题，都足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的精髓，同时让读者以一种轻松便捷的方式快速获得文本重要信息。故事编号则与检索系统有关。在每一则故事中，都含有故事核心内容（即故事内核）、故事人物和故事典故等基本要素。本书将此三要素提炼出来，标注在每则故事的上角（加上故事来源），并汇编成索引置于书末。故事编号则与书后编制的“人物”“典故”“关键词”等三个索引相联系。索引的巨大信息量和实用性，是本书的一个重大特点。以密集的信息，弥补故事叙述中知识点不足的局限，从而使故事的感性冲击力与历史知识的理性总结达成高度的统一。它让...[更多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第一手资料，创新的论点”三句话，是我做学问遵守的准则。三者综合运用制成的产品，即是“学术”（著作）二字的含义，这也才能称得上科学研究。＜br＞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问题，例如：地学要靠勘测，矿学要靠钻探、化验，病理学要靠解剖等等。我们搞历史学的，也不例外的要掌握和运用第一手资料。不挖掘寻找第一手资料，学术就难以发展。历史学的第一手资料，除官书记载之外，应从档案、文献、私人记述，以及大量奏稿、函稿等获得，对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来说，当然也应如此。其中研究某一人物譬如盛宣怀其人，尤应挖掘更多的第一手原始材料。＜br＞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实业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所办的近代轮船、电报、煤铁矿、冶炼、铁路、银行、纺织等企业，和所办中国最早的两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当时又称南洋大学堂）等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所极其需要的，学术界、历史学界应该将他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终二十世纪从盛宣怀逝世后近九十年来，研究者很少，其中资料难得是重要原因之一。我编著的这本《盛宣怀年谱长编》，就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难得”，为学者和后来者提供比较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br＞关于盛宣怀的资料，可以用“也多也少”来概括，即资料很多却很难弄到手。论个人档案材料，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资料”和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的盛宣怀亲笔函电、条陈等稿与朋僚函电稿，数以几十万件计；盛氏个人的奏稿、电稿、函稿、文稿，据行家估计可编一部约达二千五百万字的《盛宣怀全集》，超过李鸿章（李约有二千万字），是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历史人物最多的。有关盛宣怀的资料已出版的，除1938年刊行的《愚斋存稿》一百卷（内含《补遗》十二卷），从1980年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甲午中日战争》（上、下两册）、《汉冶萍公司》（一、二两册）、《中国通商银行》等约五千余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下两册）、《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中、下三册）、《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上、下两册）等约五千页；另外，还从盛宣怀朋僚来函中选出影印刊行《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九巨册。此外，中华书局于1960年出版了近三百页的《盛宣怀未刊信稿》。＜br＞有关盛宣怀的资料从已出版刊行的看，可谓多矣！为什么还要编《盛宣怀年谱长编》呢？＜br＞一是因为对学者们说，这些出版物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八册很难得到；二是因为除《愚斋存稿》、《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两部书基本上是盛宣怀自己的文稿外，其他各书盛宣怀本人的文稿占很小比例。第三是由于我多年积累的约有几千张未刊的有关盛宣怀的资料卡片可选录于“长编”中。我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支持下，于1960年前后近三年间，在约五百万字的“李鸿章未刊稿”中摘录了不少与盛宣怀有关的资料卡片（“文革”中被抄家损失的于“文革”后重新摘抄）；又于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3年七八年间，在盛宣怀档案资料中抄录了更多的盛宣怀资料卡片。这些卡片史料，《愚斋存稿》未曾编入。当年编《愚斋存稿》的计划分四个部分：《奏稿》、《电稿》、《函稿》、《文稿》均起自1896年，刊行者只有“奏”、“电”两稿，函稿、文稿未见刊行。函稿已经整理抄写（文稿未整理），装订成三十余册，封面上书“亲笔函稿”四字，未刊行。另有抄写成册者《东海亲笔信稿》、《戊戌亲笔信稿》、《思惠斋亲笔函稿》、《军务亲笔函稿》等。我在上述近四十本“亲笔函稿”中，摘录到不少未见或罕见的珍贵资料。应该说明，这些“亲笔函稿”均非盛宣怀亲笔，而是从“亲笔”底稿中抄录的。这些亲笔底稿我一件未看到过。本谱中注明“亲笔函稿”字样是根据装订成册抄件封面上的名称。但我在盛档1896年以前的大堆稿件中，却看到不少盛宣怀亲笔写的文稿、信函、企业章程、条陈等件，按需要抄录了一些。我认为上述这些资料更为珍贵。把这些材料编进“长编”中，对学者们作研究来说当是颇为重要的。在这里我特别要对已故三年的顾廷龙先生表达感激怀念之情。第四，编《盛宣怀年谱长编》的必要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将散在于上述各书之外的其他书中有关盛宣怀史料“拾遗补缺”汇集于一起。例如《李文忠公全书》、《洋务运动》资料八册、《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养医院。在住华山医院期间，经王心青大夫精心诊治，不久痊愈，经过一段时间疗养复查，恢复了此书的编写，且能成年累月作长期“冲刺”式的工作，终于得以完成。我对王大夫的医术概括为：“检查仔细，判断准确，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我在此一并致谢。＜br＞《盛宣怀年谱长编》的完成，我的夫人薄芳，起了较大的作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一直为我摘抄卡片，我的大量资料卡片不少是她的手笔。《盛宣怀传》附录《一生经历记要》主要是她制作的。在本“长编”“相对集中力量准备”中，我看书她摘抄，配合默契，在上正稿中更是“随叫随到”，将卡片抄上正稿和复印资料等，我就将此书出版作为酬劳的礼品给她吧！＜br＞夏东元＜br＞于2004年4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br＞

本辑有两组論文颇堪注目：一是關於版本考辩问题，一是關於城市制度、建筑与文学、艺术關係问题。宋人普遍崇奉前代典范，陶渊明，杜甫、韩愈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位，基辑中關於宋代刊刻、注释、校勘陶、杜、韩三集的三篇论文，似能從版本学、文献学角度提出别一番解解释，至於论析宋代城市制度的改革，以相国寺为個案考察北宋都市文化、通过京楼与望京楼诗文透视怨与习的回帥意識，这些研究与一般從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数不同，而從学科交叉点上开拓新视角。论文的作者均各自成文，编者無法也不能“命题作文”，这揰“不约而同”，禁示着研究者们力探新路的共同民跡。

山齐，本名曹善起，济南市人。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野诗缀谈》、《奇案迷踪》、《陈话新说》、《千古疑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等。另有部分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杂文及美术书法作品多篇散见于各种报刊。曹靖，济南市人。曾参与《千古疑案》、《中国古代文化秘事探源》等书写作，并有多篇小说、散文发表于各种报刊。本书的选题原则、编辑体例、表现形式等方面，仍保持了前书的风貌，两相比较，也有几点不同；在选题上，尽力照顾到各个历史时期，以使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层面更广泛一些；在选材上，尽力选取明晰而精当的事例，使大家阅读起来更觉新鲜有存；在选图上，尽量采集较为少见的图片资料，以使本书更多一些保留价值。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史籍和有关书籍，吸收了当今学者们的某些研究成果，并参考、融汇了有关报刊和互联网上诸多时贤们的观点。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匾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甘载可期。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一方面从事创作；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在个人的创作万程中，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特缀数语，敬告读者。高阳，本名许晏骈，浙江杭州人，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其考据之所得，用于评史述史，纠谬补遗，亦用于创作历史小说。因此他在历史方面，有许多令人惊奇的发现，在文学方面有颇为丰硕的成果。其历史小说《胡雪岩三部曲》和史学著作《清朝的皇帝》，令人叹服！本书前言《清朝的皇帝》谈到德宗、慈禧先后崩逝，即告结束。未谈宣统的原因是：第一、宣统三年之中，溥仪本人无可谈。谈他是另一话题。详近略远，史家通则，拙作虽是闲谈，亦期不悖史例，但那一来，就会大谈民初人物，甚至还要谈日本人与英国人（庄士教），跑野马会跑得漫无边际，不如就此打住。其次，清朝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变，庆王、袁世凯，与端方等相勾结，排去翟鸿玑、岑春煊时，爱新觉罗皇朝可说已不可救药。宣统三年不过此一皇朝的“弥留”状态，无可谈，亦不必谈了。谈完了事实，少不得还要发点议论，犹如纪传以后的论赞。兹请先一论清朝亡国的原回，也就是解释，何以丁未政变可以看出清朝巳无可救药。这就要先谈一谈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研究历史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就是历史的心在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这交通是广义的，包括水利在内。凡有舟楫之利，易求灌溉之益，苟获驰驿之便，何难平准之济？任何时代的交通水利都能充分反映经济情况同时亦可看出军事态势的强弱，社会风俗的变迁。另一个关键是，了解政治上的中心势力。看支配政治的是知识分子、贵族、外戚、宦官，还是藩镇？大致知识分子掌权，常为升平盛世；藩镇跋扈，则每成割据的局面，地方有幸有不幸，贵族干政，应视所结合的势力为何，结合知识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结合外成或宦官，必致宫廷多故。最坏的是以阉人而操国柄，为苍生之大不幸。以清朝而言，创业时期自太祖至世祖，大致皆为贵族结合知识分子操持国事。至康熙朝则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且无中外满汉畛域，故能成其媲美文景之治。雍正、乾隆、嘉庆亦然，但以在上者好尚能力之不同，回而知识分子所能发生的作用亦有差异。有清国势之衰，肇端于乾隆末年，渐显于嘉庆中期，而大著于道光一朝。嘉庆仁厚有余，才智不足，以致雍乾两朝久受抑制的贵族，渐有干政的倾向。此种倾向至道光朝益见明显，而致命伤则以宣宗资质愚下，近似崇桢，乃发生假知识分子与才足以济其恶的小人相结，排斥正统知识分子的现象。所谓假知识分子即假道学。此辈历朝皆有，但康熙则敬远之，雍正则驱使之，乾隆则狎侮之，至嘉庆朝虽渐见尊重，而不若道光之信任曹振镛至其人既殁而犹不悟。但道光一朝，真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不甚得意，犹幸假知识分子只能“衡文性遵功令，不敢淹博才华之士”，而不能限制“淹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