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明代南直隶地区的地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著述以历史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导，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的兴盛原因、发展特点、组织机构、志书内容、结构体例、史料价值、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内容丰富，创见迭出，颇具新意。全书逻辑清晰，资料宏富，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恰当运用，对南直隶方志编修数量的缜密考订，新制作的两幅总表——南直隶府州县志、各专业志、山水志以及乡镇志等等情况，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本书前言中国地方志总称方志，是记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社会以及某一领域诸方面状况的文献典籍，内容极为丰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赞之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书”。方志源远流长，以其体例独特，信息容量大，并具有经世致用和存史等重要功能，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和倡修，构成中华文明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源宝库之一。地方志究竟源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导源于《周官》，据《周礼·春官·外史》云“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有的主张起源于《尚书·禹贡》，认为《禹贡》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地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有的认为渊源于《山海经》，其所载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有的主张渊源于古代诸侯国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有的主张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认为这些文献多载当地掌故，是邦国史志之一种；有的则提出方志多源论，如《周官》之外还提到了《九丘》。《九丘》早佚，惟《尚书·序》中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因后世方志的发展与舆图也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故有人主张方志起源于图经、风物志、风土记等。上述方志起源的多源论，反映出方志事业的传承延续，多方面汲取营养，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的历程，同时也说明方志纂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到宋元时期，方志纂修趋于定型和稳定，体例格式渐臻完备。随着内容的不断充实丰富，有了“旧志”与“新志”的区别，出现了“新修”、“续修”、“重修”、“增修”等名目。明代继承宋元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明代方志无论从内容到体例，还是从编纂原则到修志理论的形成，都超越了宋元时代。在继承与创新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存的明代方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方面研究领域的拓展，区域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利用方志进行研究，是近年海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视角，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葛剑雄主编、曹树基撰《中国人口史（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就利用了数百种的方志资料进行人口研究；日本的谷口规矩雄撰写《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五十四，日本东京同朋舍，1998年2月出版发行），也注意对明代方志的利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一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利用明代方志资料，对明代祠庙祭祖礼俗、徽州宗祠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常建华《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一文（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20辑，2002年版），通过明代方志的记述，透视女性的活动。王薇《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利用方志资料，分析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发展、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作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代北方地区教育发展状况。南炳文《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从方志记载明人崔恭的资料为例，分析了方志对研究人物的价值。范立舟《明弘治〈衢州府志〉所彰显的程朱理学思想》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3期），分析了（弘治）《衢州府志》的《风俗》、《学校》、《书院》、《诗文》等内容，探讨了程朱理学对后世史学、方志编纂的影响。目前，利用方志进行明史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时尚，而且日渐拓展和深入，但对明代方志文献本身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成果寥寥，对于方志编修最多的南直隶区域的方志研究更是鲜有涉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国范围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为培养修志人才，一些学者著述撰文，介绍中国方志的渊源、体例、体裁、流派、性质、内容以及方志的理论和价值功用等，出版了一些方志研究的教材和著述，如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邸富生《中国方志学史》（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11月第1版）及其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张革非（主编）《中国方志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吕志毅《方志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等。这些著述的有关章节均涉及明代方志的发展与演变，对明代方志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对其研究有所推进。然而这些著述对明代方志知识的普及与介绍着墨较多，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尚有待展开，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更显得不足。综观明代方志研究的基本情况，由于明代方志散佚严重，故对明代方志目录的整理，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出版的有关著述有林平、张纪亮的《明代方志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这是第一部系统收录明代地方志书目的著述，但因缺乏精准的考证和系统研究，舛误不少。如第182页《颍州府志》二条，著录二志修于明正德六年（1511）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然明代颍州称州，隶南直隶，至清代始称府。因此称府志二修于明代，显然与史实不符；对明代志书的存佚情况，该书也未能做到清晰明了，有的张冠李戴，有的可能仍存世的志书却成为“佚”志，甚至连《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记载的也未能全面反映，这必然给利用者带来一定的麻烦。……

《客座赘语》为明代？起元（一五六五？？一六二八）于万历年间所撰。全书十卷，度计文四百六十七篇。本书内容皆记述南都金陵（今南京）地区的地理形势、水？交通、户籍赋役、街道坊厢、山川河流、名胜古迹、方言俗语、名物称谓、天文历法、科举制度、风土人情、习俗变化、僧尼寺？、历史掌故、名人傅略、名人轶事、文学美术、论著方志、书画金石历代碑刻、经？注疏、考？辨论、传说故事、酒茶果品、花鸟虫　鱼、衣冠服饰等，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有。作者在自序中说：“余生平好访求桑梓间故事，则争语往迹、近闻以相娱，间出一二区号奇？怪者以助欢笑。至可裨益地方舆夫考订载籍者，亦往往有之。”可见本书著述目的在于使有关金陵的上述诸方面内容有所记载，以？后人参考。虽然其所记少量内容系？怪之事以助欢笑，尚有部分内容采录史志，但绝大部分内容仍不失为珍贵史料，其中金陵方言俗谚、名物称谓、衣冠服饰等，皆历史在目。

他们，同样于19世纪中后期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们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严重局面；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他们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维新。然而，他的改革遭遇惨败，国家的困境进一步加深；他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国家从此踏入了近代化的行列。种种的相同，却产生了最后的不同，他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他们，就是光绪皇帝与明治皇帝。为什么中、日走向近化化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过去的学者已经做了若干探讨。我们只是想从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这两个人物着手，通过比较手法，结合客观时势、具体实践以及文化传播因素，来重温这段迷离的历史。图文并茂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丰富的知识表格亦为本书添色不少。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次子，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善于骑马，好弄弓矢”，还谙熟兵法。设计“逼反李渊建唐”。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功劳甚伟，为太子李建成、其弟李元吉所不容，可他一忍再忍，最终不得已于武德九年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他励精图治，广纳诤言，推行仁政，开创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贞观之治。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葬于昭陵（今陕西醴泉县境内）。纵观李世民的一生，很多东西令人难以理解，他靠什么成功地取得天下，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创造如此辉煌的业绩……《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说：在后人的眼里，大宗朝文治武功并盛，既空前又绝后。外国人写中国的历史，常常都是出言谨慎，不大使用夸张之词，因为大概是一不怕得罪皇帝，二无需招高祖宗，因此一般都是力求客观，秉笔直书。《剑桥中国隋唐史》能够把唐太宗推崇为“空前绝后”人物，足见影响之大。有人说，唐太宗是中国封建社会抛物线的极点，有人说，盛唐是世界的中心。不管这些话是不是完全正确，但绝非空穴来风。我们不想穷究这些评论，最希望获得的就是李世民何以至此……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寻找，可是我们找到了他最原始的动力，这就是“刚柔道行”。“刚柔道行”不仅仅是道家的哲学观念，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我们知道，唐太宗的血统本来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混合，这位“贞观圣君”却到处找祖宗，最后找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被中原人称为教父，他创下的道家哲学被尊为正统。道家哲学是水的哲学，善利万物而不与之争，以最柔软的姿态在万物中穿行无阻，始终奔向目标而能时时保持自洁。李世民就如水一样，在昏君隋炀帝面前隐忍不发，在太子李建成等的威逼下忍气吞声，当势力积蓄到一定程度，形成山洪之势时，一举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夺取天下之后，思贤若渴，从谏如流，以百姓心为心，最终获得天下大治。李世民的所思所为是弥足珍贵的遗产，足以让后人细细品味。《唐太宗君临天下的刚柔道行》就是秉承这种思路，把李世民走向成功之路的轨迹做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凡是细心的读者，都能够从中获得良多教益。以史为鉴，不仅仅是知道历史人物做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从中学到些什么。熟读《唐太宗君临天下的刚柔道行》，你一定能够受益匪浅！

薛福成（1838.4.12－1894.7.21）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父亲薛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镇江府学教授、湖南安福县令、浔州知府等职。长兄薛福辰，以举人出身得任工部员外郎、济东泰武临道、直隶通永道、左副都御史等职。二兄薛福同，同治元年举人。四弟薛福保，长期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幕府参与政务。薛福成幼时苦读经书，后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而受到强烈震动，决意弃八股试帖之学，而致力研究经世实学，以图报效国家。咸丰八年（1858年），中秀才。同年，薛福成去看望宦游湖南的父亲，适逢薛湘去世，薛福辰、薛福成兄弟二人为处理父亲身后诸事而滞留湖南一年余。十年（1860年），得知太平军已东下苏、常，兄弟二人匆匆赶回，不料全家已外出避难，几经艰辛找寻，终于在苏北宝应东乡找到家人。薛福成继续研读治世之学。同治四年（1865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沿途张榜招贤，薛福成闻讯后即写下八大对策、洋洋万言的《上曾侯书》，往行辕拜谒曾国藩。曾国藩读罢，击节称叹，深为薛福成所言改科举、裁绿营、师夷法的主张吸引，即延聘薛福成入幕。此后曾幕七年生涯，薛福成尤注重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不时呈上一些改革时弊的策文，颇为曾国藩器重，被保为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并赏加知府衔。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病死，薛福成去苏州书局任职。光绪元年（1875年），赴部引见，途中读到新帝即位后向天下求言的诏书，兴奋异常，挥毫写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万余言。主张应努力改善外交，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刊发各州县；主张科举时应为精通洋务的人特设一科，使奇杰之士辈出；建议通过聘请洋员，派送人员留学，定制铁甲舰来发展海军。薛福成的上书陈言，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即采纳了陈言书中的意见而付诸实施，薛福成名闻朝野。丁宝桢、郭嵩焘等大员纷纷奏保薛福成出任驻外使节之职。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揽入麾下。光绪元年（1875年）下半年，薛福成入李鸿章幕府办理文案，运筹帷幄。次年，在与英国交涉马嘉理案时，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以择要设防、组织团练、广张疑军、以多攻少的策略，应付英军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李鸿章非常欣赏，命薛福成随行参加与英国公使的谈判，并因其随办洋务出力而奏荐为知府。五年（1879年），“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薛福成深感事态严重，马上作《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认为如此，“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并向李鸿章献计说，只有告诉赫德，如果他要担任总海防司，就必须放弃总税务司之职，亲自去海滨练兵，这样，赫德必不愿放弃总税务司之职，此事便可作罢。李鸿章觉得十分在理，便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函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依计而行，使赫德欲控制中国海军的图谋终未得逞。同年，薛福成写下了反映他洋务思想的《筹洋刍议》一书，认为中国已到了非要进行大变法、实行洋务不可的地步了。“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条约、防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主张。薛福成将该书上呈李鸿章，李鸿章大为赞赏，分发官员传读。七年（1881年），薛福成署直隶宣化府，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后来，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次年，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发动政变，薛福成向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献计，尽快出兵朝鲜拘捕乱党魁首。张树声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迅速平定了朝鲜之乱，使觊觎朝鲜的日本欲趁乱控制朝鲜的阴谋失败。薛福成因功晋升四品道员。十年（1884年）初夏，薛福成实授浙江宁绍台道，时中法战争爆发，薛福成加强防务，并指挥军民重创犯浙的法国军舰，因功加布政使衔。十二年（1886年）秋，薛福成将自己多年来的文稿整理成《浙东筹防录》，次年初又编成《庸庵文编》四卷。十四年初（1888年）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进京陛见时，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驻欧使节任内，薛福成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考察欧洲的工业发展，详细地研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财经等制度，开阔了视野，思想也日益改变。他认为西方富强已百倍于中国，中国应不懈地师法西方，建立“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私人公司等，并具体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强”、“选贤能以任庶事”、“造机器以便制造”等二十一条“养民最要之新法”。薛福成将他在欧洲四年所闻所思详尽地作了日记，后据以编成《出使四国日记》。使欧期间，薛福成还参与众多具体外交事务，十八年（1892年）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和通商条约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由于薛福成援引国际公约，刚柔并用，英国终于同意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国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此外，薛福成还以国际公法为依据，迫使英国政府同意中国在其属境内设立领事，这样，中国政府就在南洋、缅甸等处设立领事，保护当地华侨的权益。二十年（1894年），薛福成离任回国。五月二十八日到达上海。因一路辛苦劳累，又染上流行疫病，与六月十九日深夜病逝，终年五十六岁。薛福成一生撰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

中国宫廷是一座文化宝库，这座宝库，建筑巍峨，文物灿烂，琳琅满目。中国宫廷每一座沉默的宫殿，每一处斑驳的史迹，每一件闪着幽光的珍宝，都记载着厚重的历史。中国宫廷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明演进的产物，它是中国宫廷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样去，是把中会各民族融为一体、超越时空的民族精神之结晶，它的具体形式就中国历代宫廷流传下来的精美绝伦之宫殿建筑、宫廷史迹和宫内文物。

扁舟载美 西施女士下场的第三种说法是罗曼蒂克的，越王国大军攻陷姑苏时，大臣之一的范蠡先生，先下手为强，把西施女士抢到手里（美女人人爱，这就是臭男人的本性）。然后发展出一项历史上的传奇故事。 范蠡先生不但是姒勾践先生最亲信的高级干部，也是姒勾践先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另外一位就是文种先生。这两个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人物，是姒勾践先生的左右手。当姒勾践先生在姑苏受苦受难、吃粪拍马的日子里，范蠡先生始终陪伴身边，安慰他、鼓励他，为他低三下四奔走；因为生活得太密切，范蠡先生也就把姒勾践先生看了个穿。而文种先生，官拜宰相之职，留在国内，不分昼夜，秘密重整军备。 范蠡先生智慧超人，他能在混沌混沌的局势里，看出潜伏的危机（柏杨先生就没有这种本领），知道吴王国覆灭之日，大祸就要临头，立刻抛掉了世界第一强国宰相尊位，驾了一叶扁舟，乘着月白风清之夜，只带着西施，逃之天天。临走时，留下一封信给文种先生，曰： “老哥，‘狡兔死，猎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也有把后二句改为‘ 飞乌尽，良弓藏’，以免触怒有权的大爷）。姒勾践先生这个人，脖子很长而嘴尖尖的像鸟嘴，能够忍受任何羞辱，但也非常猜忌，嫉妒别人比他能干。可以跟他共患难，不可以跟他共安乐。你如果不早点离开他，必有灾难。 ” 文种先生比柏杨先生高明多啦。柏杨先生想不透，还可原谅，文种先生想不透，就遗憾万分。不过也正因为想不透，才使姒勾践先生暴露了他的兽性。文种先生就是不相信姒勾践先生会凶猛地翻脸无情——他二十年如一日地谦恭诚恳，朴实诚挚。文种先生忘了，忍人所不能忍的，也往往狠人所不能狠。不久，文种先生有病，他的政敌向姒勾践先生打小报告：“文种自以为功比天高，埋怨政府对他的酬劳太小，一肚子不满，所以害起来政治病啦。”于是姒勾践先生御驾亲往探病。这举动不要说在占代，纵使在现代，也是一种荣誉。可是，却不知道姒勾践先生已兴起杀机。盖在帝王逻辑中，不满就是不忠，必须先下手为强。客套寒暄已毕，姒勾践先生板起面孔问曰： “你有七种灭国方法，我只用了三种，就把吴王国并吞。剩下的还有四种，你预备用到啥地方？”文种先生发呆曰：“啥地方都不用。”姒勾践先生曰：“我想请你去阴曹地府，用那四种方法去对付吴王国的祖宗，如何？”说罢此话，拔腿就走，故意把身上带的剑遗留在座位上。文种先生拿起来一看，正是当年伍子胥先生自杀时用的那柄，不由仰天叹曰：“古人云：‘大德不报。’我不听老范之言，真是猪也。”于是，跟伍子胥先生一样，自杀而亡。 ——姒勾践先生，不但是可怕的敌人，也是可怕的朋友，拜托上帝保佑贵阁下及敝阁下，千万别让我们碰到这种角色。 从文种先生之死，可看出范蠡先生的才干和洞察力。他阁下带着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女士，先到齐国做官，然后弃官从商，做起生意，发了大财，定居在陶山（山东肥城西北十五公里），不姓范啦（大概是怕姒勾践先生派特务追踪），改姓为朱，世人称之为“陶朱公”。 P62-63

这个集子是继《知困集》而编成的，姑且名之曰《探知集》。是集共收入了论文、序、跋35篇，大都是近八九年写成的只有列于篇目中最后的五篇是50年代的作品，其中《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和《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两篇，则是1952年我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写成的。收入这两篇文字，奄忽46载，岁月催人，“不知老之将至”。收入本集的开头几篇，其中有关宋学的三篇，即：《宋学的发展和演变》、《释智圆与宋学》、《晁迥与宋学》；有关方法论的一篇，是《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几篇文字，大体上可以分作两个方面，是我过去几年和今后几年努力探索的重点所在。驱使我于投老余年向宋学等新的领域进行探索的，是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也总是希望从不断的探索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而只有这样做，精神上才能得到最大的慰藉，生活得更加愉快。一句话是，探求新知，充实暮年。集名曰探知，意思就在这里。

本书为《古籍菁华丛书》之一，选取了《左传》中的，辅以注释和简析，编为“霸主”、“战争”、“会盟”、“会德”、“嘉言”等部分，适合中学生及文史爱好者阅读。
本书在注释上力求详尽，语言通俗易懂。在简析中时有新意，常能给人以启发。八个部分的编排，集中而明确，使读者可以通过比较与思考，对相关主题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而对《左传》全书的特点和精粹能了然于胸。

本书是作者的读者随记，原名《知圣道斋读书跋尾》，在清嘉庆刻本，附于《恩馀堂经进稿》之后。清末章寿康重刻编入《式训堂丛书》，改名《知圣道斋读书跋》。上卷所论是经史书籍，下卷所论是子集书籍，各有五十余种，大都是重要书籍。彭氏此书论述涉及各书的内容和传本情况，寥寥数语，却能道中肯綮。本书虽然是随笔散记，其考证和评论，要言不烦，颇有《四库提要》的风范。彭氏博学多识，引证经史典籍和百家之说，信手拈来，恰到好处。随手记载的掌故和佚闻，也不乏重要的史料，对治学之士很有启发。书中提到清四库馆辑本《旧五代史》原来注有各条出于《永乐大典》或其他书籍哪一卷，便于读者查考，刊本一律删去，彭氏多次建议，不被采纳。这段史实很受后人重视，百年后张元济先生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就曾为之慨叹。彭氏对《南迁录》的内容纰缪的辨证，对《石鼓文定本》、《清河书画舫》和《江村销夏录》等书的评论，都有助于读者正确地认识各书的价值。《礼记正讹》条记述原书作者对经学的研究和著述，更是可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