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五史辞典》为《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之一，收词范围以记载我国南朝宋、齐、梁、陈历史之五部纪传体正史为限。是在认真吸取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文史工作者和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者阅读研究南朝五史提供一部比较全面系统、详尽而正确的工具书。全书共收录南朝五史原文中语词、人名、地名、国名、朝代、民族、著作、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名物器作、宗教礼俗、天文历算、音乐艺术、医学、动植物等词目三万八千余条（含参见条），释文力求简明扼要，平实易懂，切于实用。

班固撰写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一共一百篇，后人分焉一百二十卷，详细记载了从汉高帝元年（前一○六）到王莽地阜（二三）二百三十年的历史。《汉书》是关于西汉历史的最权威着作，因而又称金则汉喜班固（三二——九二），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十六岁人太学览群书。其父班彪（三——五四），字叔皮，专心于史籍，着《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死后，班固继承父业，开始写作《汉书》，合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被捕下狱。后因其弟辨白而释放，不久被召焉兰台令史，随后迁为郎，典校秘书，永丰中奉诏绩成未竟之书》。直到章帝建初七年（八二）写成，前后历时二十余年。永元元年（八九），班固从军窦意出击匈奴，焉中护军。后来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到牵连，死于狱中。班固一《漠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由其妹班昭与马绩补作而成。《漠书》在当时影响巨大，“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后汉书·班固一而后世论史书，必举《史》《汉》；论史才，必举班、马。《汉书》的重要地位于此可斑。不过，与《史记》比较，《漠书》尚具有自身的特色。首先，《汉书》与《史记》为纪传体，但《汉书》为断代史，它叙述史事包举一代，首尾完整，文赡事详。其次，《漠书》改《史记》的“书”为“志”，并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再次，《汉书》补充了《史记》所遗漏的史实，像另立昊芮、蒯通、张骞、李陵等人物传记，补录了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募民徙塞疏》、邹阳的《讽谏昊王濞邪谋害》、公孙弘的《贤良策》等。同时，《汉书》增补了《史记》世家、列传的事迹，诸如《楚元王传》增“尝与穆生、申生受《诗》于浮邱伯”事，《萧何传》补项羽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事等。总之，自班固创断代史以来，后世史书多循其体例。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第3辑。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首选珍品图书，每篇文章都附有译文，帮助学生们更好的理解原文，全书图文并茂，非常适合中学生朋友们学习与参考。

中国古代羁縻政策是历代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所采取的传统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在对传统羁縻政策含义的界定和形成根源的分析基础上，以中国古代颇具典型性的强大封建统一王朝汉、唐、清三代为例，详细和深入地论述了传统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历史作用，努力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政策系统的演变过程及历史规律。作者指出，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发展演变，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相对应，大体经历了一个形式、发展、完善到趋于衰萎的历史过程。最后文章还强调指出，历代传统羁縻政策作为中国古代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其中所蕴含的某些合理内核，已被我国现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吸收的借鉴，并发扬光大。当然，这必然以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型民族关系为前提，而这也正是现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传统羁縻政策的本质区别所在。<

《战国策》，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记载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智言睿语，他们旁征博引，机锋敏睿，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在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精境界，洋溢着令今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元史研究新论》共收元史论文22篇，都是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写作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法律、历史人物、元与高丽关系、文化典籍等各个方面。客观世界的变化，研究工作的深入，都会导致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史学发展的方向，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例如，卫生医药史的研究，现在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个时代的卫生医药，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社会生活、中外关系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卫生医药状况，内容丰富多彩，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达史学界的青睐。又如，现实生中频繁发生的多灾害的时代，各种自然灾害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对元代自然灾害史的研究，还只能说刚刚开始，有待深化。社会历史是个整体，研究工作互相关联。只有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原有领域的研究才会深化。可以预期，在新的世纪，元史研究必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和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及时地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加强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的交流。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决定编辑出版《清史译丛》。该译丛将视具体情况，通过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择、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论点摘编、新书书评等栏目，及时地将海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来《清史译丛》是广大清史研究者、爱好者共同的园地，让我们共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她，使其在清史纂修工程中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郑浑字文公，河南开封人也。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浑兄泰，与荀攸等谋诛董卓，为扬州刺史，卒。浑将泰小子袤避难淮南，袁术宾礼甚厚。浑知术必败。时华歆为豫章太守，素与泰善，浑乃渡江投歆。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复迁下蔡长、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辟为丞相掾属，迁左冯翊。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踌，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逊后诣都，言次，称式佳吏，权曰：“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逊对曰：“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权曰：“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代蒙。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偻偻，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肜等各为别督，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初，孙桓别讨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围，求救于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方略大施，备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按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权闻之，曰：“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逊对曰；“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诸葛恪传（节录）诸葛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乘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狠，非其好也。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乎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狭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授荣戟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言）（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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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韩诗外传，已据考证已不是原书之旧，非但卷数不同（汉志作六卷，今本及隋唐志均作十卷），即内容可能也有一部分经过后人的修改了。这部韩诗外传，按照儒林传的说法，应该是一部阐述经义的书，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从散见于宋以前古籍中一些零星的佚文看来，儒林传的说法大致符合于已经亡失的内传，而现存外传的体例却跟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等相类似，都是先请一个故事，然后引诗以证。这原是古人著述引诗的惯例，创始于论语，以后墨子、孟子都有，而荀子则最多。荀子引诗，常在一段议论之后用作证断。四库提要说：〔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因此四库馆臣认为传已无关于诗义，只把它附在经部诗经类的最后，这是对的。然而它记录了一些古代的故事和传说，并且又可籍以校勘诸子古籍，所以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