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缺简介...

稿本玉光剑气集一向被学界所关注，特别是明清史学界的同仁，都希望读到这本书。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特别推重此书，并着录于其巨著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当年作者普拜访先生，提出想整理出版此书的想法，得到谢先生的热情鼓励。谢先生作古已多年，生前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实为遗憾。这次整理，作者做的工作有以下几项。对全书进行标点、分段，调整卷次，新编目录。稿本中的卷次，经作者多次涂抹修改，但卷次仍不能衔接 。卷首王文焘撰原稿所编目次，也先后错杂，或重或缺。为清楚眉目，今按原稿的册次新编目录，一类一卷，求厘定为三十一卷。稿本前的王文焘所辑张怡的传记资料及其所录的稿本目次，编为“卷首”以资参考。整理工业最繁重的是抄录原文和辨识文字。原因稿经多次涂抹修改，加之文字又极为潦草，有极个别文字杂以辨识，只好以[ ]标出。

这部《春秋史》，原稿本是顾颉刚师在北平燕京、北京两大学所用的讲义，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完全是秉承顾师的（所以书中议论有与本人不合处）。事变之后，我带着这部讲义避到安庆，又由安庆带到上海，虽在十分为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它。去年夏间，接着顾师从成都来的信，命我替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我当时回信说：《春秋史讲义》的体裁尚好，当年写的时候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顾师复信同意这一点，不过他说：这书本是你所写，现在我们分处遥远的两地，无从仔细商讨，就用你一人名义出版罢！我即遵命于去冬开始着手修撰，因人事的牵缠，直到今年六月才得勉强竣事；凡原稿缺略处，已大致补充；错误处，也已大致修正；体例次序等也略有变更。虽不能说十分惬意，但总算尽过一番心了（原稿文字有稍嫌繁赘处，因曾经顾师阅定，除必须修改处外，一概仍旧）。本书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二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注，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证，为免除重复起见，所以从略（考证部分既定名为《春秋考信录》作为崔氏《考信录》的续编，则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这部分的考证附在正文中作注。因本是考证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琐；其用文言文写，也因此故）。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本书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本书纪年除最重要的大事外，不用公历纪年，这因战国以前的年代颇不易确实考定，不如仍用中国史上的纪年比较稳妥而易查检原书。好在现在年表一类的书很多，较小的事情读者如想知道人们所假定的公历年月，一查便得，本书尽可免注以省麻烦。至于本书中地名重要而大致可以推定的，均注今地于下；其不甚重要和旧说未安的，大致从略。正文与考证的内容议论亦有许多不同处，这因正文注重普及，凡一家私见而未能成定论的，除必不得已者外，一概不入。至旧说太嫌不安，必须用新假定者，不在此例。考证中新说较多，因为这本是发表个人的见解的。

《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新版）》第一部从朱元璋的出身开始写起，到永乐大帝夺位的靖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朱元璋pk陈友谅，谁堪问鼎天下？战太平、太湖大决战。卧榻之侧埋恶虎，铲除张士诚。徐达、常遇春等不世名将乘胜逐北破北元。更有明朝最大的谜团——永乐夺位、建文失踪的靖难之役。高潮迭起，欲罢不能！《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新版）》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说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了，本来只是娱乐一下自己，没有想到发表后居然还有人捧场，且捧场的人以百万计，谢谢大家啦。《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新版）》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责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对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算是我的心血之作。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写《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新版）》就是为民证明给别人看。从我们的第-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

崇祯十七年，是中华千年历史之轮面临新的转向，文化变奏与社会转型呼之欲出的一个关键年代。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大明帝国的瓦解，以及瓦解后的南明弘光政权、李自成大顾政权、张献忠大西政权、皇太极满清政权之间的群雄角逐与生死搏斗，最后完成了大明帝国到大清帝国的改朝换代。本书分春、夏、秋、冬四卷，以大文化与大历史的宏观视野，细致而又实证地诠释明清鼎革、崇祯悲剧与英雄悲歌；深入浅出地叙说农耕帝国的崩溃与游牧政权的南下，以至数主争雄、九州干戈，最后终于达到农牧一体、满汉一家的历史画面……

西夏王朝，一个中国历史上未有正史记载的朝代；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朝代；一个有自己文字和语言，充满鲜明民族特色的朝代。西夏文明是中华文明史中的一支奇葩，以党项民族为主体由多民族共同创建的西夏文明是那样富有活力，那样神秘莫测。让我们走进西夏人的世界，探寻一下西夏人的文明史。本书是打开西夏神秘大门的钥匙。它不仅给读者介绍了大量负载西夏历史文化的文物，展现出西夏文物的多姿多彩，同时还披露出只有亲历者才能知晓的西夏考古的诸多动人内幕，如三十年前发掘西夏帝陵的艰辛和危险，考古专家们因陋就简、想方设法完成发掘任务的执著和智慧，国宝级文物鎏金大铜牛出土时工作人员和群众欢喜雀跃的场面，西夏重要佛教建筑宏佛塔的考察和命名经过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在作者的款款叙述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人难以忘怀。本书尽管通俗易懂，但也不乏学术的切磋和探讨，有时以精辟而简洁的论证把读者带入深邃的西夏文化殿堂之中。比如在银川新华街发现的一批精美的鎏金青铜造像，究竟属于哪一时代，扑朔迷离，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层层剖析，考订异同，论证属于西夏时期，持之有理，令人信服。本书还在科学地介绍西夏考古时，插上丰富想象的翅膀，带领读者鸟瞰历史的沧桑。比如挖掘西夏陵园108号陪葬墓时发现了三具尸骨，其中两具确定为盗墓者。作者根据尸骨的鉴定和现场发掘情况，编织出一个三人盗墓的故事。这个看似虚构的情节，却让读者看到盗墓者唯利是图、破坏文物的丑恶行径，自然地会联想到现实社会存在并非虚构的盗窃文物的现象，在今天也有启迪和教育作用。通过本书还可以体会到一代一代西夏研究专家伏案面壁、穷经皓首、孜孜不倦、探索求真的精神；还可以看到西夏考古专家不畏冬天风沙，夏天烈日。在枯燥而烦琐的平凡岗位上，为民族文化贡献一生的可贵品质。正是这些专家再现了西夏文化的殿堂，使读者能领略西夏文化的风采。

《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2008年1月）》由绪论、七章及结语组成，共计39万字。在回顾了海洋观念与传统政府治边观念演变及特点后，作者分别从明清海防政策与阶段性、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明清海洋移民政策演变、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其中第一、二章分别从海防的形势、任务及效果等方面来论述明代、清代的海防政策与阶段性，第三、四章则关注的是明清两代的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从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来考察这些政策的形成及影响。第五、六章讨论了明清时期的海洋移民政策的演变。第七章则是从海洋管理的出发点，政策的执行与影响等方面阐明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书在先秦历史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主要从政治思想、用人主张、人生哲学、处世方针等方面入手，深入探讨《战国策》“畔经离道”的思想倾向，揭示其重针、重利、重时、重自我的纵横家思想特征。并以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系统论述这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在人物形象、语言艺术、文体因革和寓言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还论述了《战国策》中的人才论、纵横之文的基本特征，并对若干名篇做了独到新颖的解析。全书新见迭出，颇多创获，足以给人启迪。

序《明亡清兴六十年》（上）是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百家讲坛》主讲系列历史讲座前半部分24讲的讲稿。讲稿有四种稿本：一是文案稿，二是录音稿，三是播出稿，四是综合稿。本书就是取前三种稿本优长而成的综合稿，稍加润色，结集出版。其后半部分《明亡清兴六十年》（下），待适当时机，再出版面世。全书讲述的时间跨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福临定都北京，其间整整60年。这60年历史的特点是四个字——“明亡清兴”：乃胜乃败，斯兴斯亡；兴亦悲壮，亡亦悲壮。为什么呢？我想起了贤哲释迦牟尼。 释家三世佛的哲学是：要用三双眼睛看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智者的思维，也是贤者的思维。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科学地认知现在；而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科学地认知未来。历史学正是认知过去的学问。所以，在文明的时代，智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智者；贤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贤者。那么，中国历史的江河，源远流长，曲折回漩，日夜不息，奔腾向前，为什么要选取明亡清兴这段历史来学习呢？ 明亡清兴的60年，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山谷陵替、格局剧变、悲欢离合的时代。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舞台上：格局，雄伟壮阔；人物，群星灿烂；事件，繁复跌宕；故事，生动有趣。人们都在表现，也都在表演：真与假、善与伪、美与丑，智与愚、勇与怯、廉与贪。明亡清兴的60年，又是近世社会的缩影。凡是近世社会的重要元素——贫与富、夷与夏、官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展示；求民生、求自由、求平等、求民权，也都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明亡清兴的60年，亦如《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微，道心惟微。”就是说人心不安、道心不明。正义者不安其死，不义者鸡犬升天。而治国平天下，应当明道安民，道明则民安，民安则国泰。 300多年来，人们在思考：明朝何以亡？清朝何以兴？其道其理，亦显亦隐。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其兴衰、其成败，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结论和答案、经验和教训、思考和启迪、聪明和智慧。所以，每位后来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国籍，都可以从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中，学到宝贵的智慧并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灿若星汉的人物中，我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子，是因为他所身历的大喜大悲：喜，惊天地；悲，泣鬼神。袁崇焕值得后人景仰的仁、智、勇、廉，及其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既是其时志士仁人的典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3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传》和《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及其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也出版了《努尔哈赤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和《满学论集》。进而从明与清两个视角，加深了对明清之际60年历史的考察与思索。 在明亡清兴历史的背后，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兴起。我们重新阅读这段历史时，应当既看到中国，又放眼世界。要避免两种认识上的误区：或持敖自矜，或过于悲观。应取的态度是：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既讲求历史的科学性，又力戒历史的片面性。 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玄幻则是历史科学的肿瘤。历史的大众传授要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否则的“浅”是浅薄；历史的大众传授要雅俗共赏，只有大雅才能大俗，否则的“俗”是庸俗。观众和读者需要的是浅明而不是浅薄，是通俗而不是庸俗。表述史学的著作忌长——能省一个字，就不多一个字。知理虽易，实行则难。一部儒家经典《大学》才1546个字，字字推敲，句句雕琢。一部《史记》太史公司马迁说它不过526500字。无论历史的学术表述，还是历史的通俗表述，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我说过，历史应当受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这里补充一句：对历史的传承与表述，也应当采取敬畏的态度。 本书的旨趣在于同广大读者进行“求知、求真、求励、求愉、求鉴”的对话。 ——求知，历史会提供丰富有趣的知识； ——求真，历史会提供江山风雨的真实； ——求励，历史会提供修齐励志的经验； ——求愉，历史会提供赏心丽目的愉悦； ——求鉴，历史会提供参政资治的通鉴。 我们应从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中，学习胜利者的智慧与修养，记住失败者的愚蠢与骄纵。 阎崇年 2006年8月8日 于四合书屋

在那个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百废待兴的年代，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专业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时的整个中国大地上，还缺乏一种学术研究的氛围，我们虽然在西夏王陵共同发掘的过程中，搜集和积累了许多有关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但要查阅、搜集更多的、分散于各种史籍、散记和文学作品中的有关西夏的资料，却经常会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我们最终只能写成一部反映西夏社会概况的简史。本书语言简明、通俗、引用的古代文献大多译成口语。古代地名，则尽可能注录处出，以便读者参考。《西夏简史》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一部专史，由于史料分散和缺乏，我们虽然作了大胆尝试，但是仍然感到困难很多，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我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有限，所以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