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费正清（1907-1991）和本人开始为《剑桥中国史》拟订计划以来，已经过了30年。前面的总编辑序是在20年前写的，不久，第一批的几卷在1978年和1979年问世。随着本卷的出版，现在有11卷印成。我们在本卷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史学家，不论是他还是她，是华人还是西方人，不管他用何种文字写作，都是这一新的国际化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是由信息技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建立起来的。在许多方式方法方面，在我们发现的至关重要的课题方面，在我们对过去事件社会背景的总的观念方面，从过去寻求教训方面，我们仍持不同意见。但我们都了解，不管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变化有多快，也不管我们对过去的解释会发生多大变化，过去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永恒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各种灾难源自一种被误导和徒劳的信念，即人可以完全被塑造一新，可以断绝他们过去的文化经历。

《辽代社会史研究》（译著名《大契丹国》）是日本学者岛田正郎著名的学术著作。该书出版于昭和二十七年（公元1952年），发行量较少。昭和五十三年（公元1978年），因日本学界契丹史研究的需要，以及中国和其它国家契丹、辽史研究不断深入，作者在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增补以合再版了此书。受到包括日本学界的世界各国契丹、辽史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本书从部族制度、辽代的法律和经济状况切入，全面运用当时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系统地研究了辽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二十一卷，以诸侯国为单位，分别记载周王朝及鲁、齐、晋、郑、楚、吴、越七国部分史实。起于西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终于东周定王十六年（前453）晋卿智伯被韩、赵、魏联合所灭，前后共五百三十八年。 《国语》以其历史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并重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独树一帜，历来为后人所重视。 《国语》作为各国史料汇编，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及习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勾勒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阶段的时代轮廓，对我们研究上古社会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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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远古史：我国著名古史专家、年届九旬的王玉哲教授毕生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序幕：中国猿人开篇，一直写到西周末，详尽论述了中国远古历史从史前文明经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演变、发展的过程，尤其对夏、商、周三代的族源、地望、世系、宗法制度、继承制度、政权形式、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述见解独到。 殷商史：史学界第一部独立、完整、系统的殷商史专著。充分体现了著名甲骨学、古文字学专家胡厚宣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处于中国历史远古时期的殷商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系统、详细、深入的考释与阐述。1995年，胡先生不幸辞世，其子胡振宇先生乃继承父业，历经数载踵事增华，终于完成了胡先生这部未竟之作。 西周史：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半个世纪研究、历时近二十载完成的一部西周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系统论述了自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叶周武王克商、创建周朝，迄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洛邑西周时代约280年历史，对西周的井田制度、社会结构、军事制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作了细密的考证和深刻的论述，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了中国奴隶社会在西周时代从发展到衰亡的过程。春秋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春秋史专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春秋时期凡317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礼俗、社会阶层等状况及其发展变化，深刻地阐述了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轨迹，以及春秋时代对二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战国史：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剧烈变革、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

汉，唐、末、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栝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黍。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干水火武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

本书内容、思路、风格和写法，大概是不甚拘于格套的。作者从未打算乔装打扮成一个专业治史者，模仿他们的方式和体例去写。另外，文坛有写历史小说的，以历史为素材，搞文学创作——作者亦非这种路数——作者自觉好像是相反，把文学的精神和视角，带到历史写作里面去。这会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叙事和观照。所谓叙事，是把史料仔细研究之后，用心揣摩它们的关系各种可能性，组织起来，重新呈现。观照的意思很简单，在历史人物和事件面前，作者不能只是一个抄书匠，也不能成为过往观点、看法和评判的传声筒，要努力拿出较为深入而独异的个人感受和见地，否则，对肯于为本书掏钱和花费时间的读者，将有愧焉。在历史写作中引入文学的精神和视角，不是随意捏弄历史的借口，刚好相反，愈在这种情形下，愈要谨守门户。材料运用与理解，宜追求创造性和深刻性，但材料的来源，务必清晰、可靠。写作中，有人建议减少对于旧籍的直接引用，转述为现代语，以便阅读，作者考虑再三，未敢采纳。因所有引文，都是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应以原样留在书中，立此存照，跟作者的运用、阐发相质证。不过，普通读者对陌生、难懂字句的理解问题，确实需要设法解决。注释，是通常的做法，但找寻起来很令人厌烦，作者自己往往就无此耐心。忖度之后，决定尝试以下办法——直接在相应字句后增加夹注，以方括号与原文区分。这里特加说明：（1）书中，凡方括号内、以相异字体排印的文字，即是对引文的注解；（2）这些注解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对原意的直译，另一类则适当有所引申、评述或转释，以利读者理解和增加阅读趣味。

《明史》的确有较多的长处。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被认为是宋、金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史著。其次，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方集和大量私家史乘。第三，叙述事件有时也能持论色允，秉笔直书，如对参考价值。第四，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如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土司”三目。尤其是《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现今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此外，《明史》其他部分篇章，也为后人保存了不少可贵的史料，如《刑法志》对中明代特务机构厂卫的叙述等，都是助于后人这对段历史的考察研究。

《唐史解读》主要参考“二十五史”中的《旧唐书》和《新唐书》。有唐一代，自618年建国，至907年灭亡，历时290年，其影响所及，旁及周边国家，左右中国后世。《旧唐书》为五后代晋刘昫等撰，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为区别于后者，才改称《旧唐书》。新、旧唐书特派员有优略，彼此不能相互取你，只可相互补充，因此后世二者并行。《新唐书》与《旧唐书》相较，自有其优点。用宋人表奏的原话说，就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也就是说，《新唐书》的史料比《旧唐书》有所增加，叙事详尽，克服了《旧唐书》前密后疏的缺点，而文字又很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