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要录》十六卷（《四库全书》题作十二卷），不着撰人名氏，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目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现存述钦宗一朝史事之古籍，以此书为最详，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此次整理包括“笺定”、“笺补”、“ 校记”三部分。厘正错误，辩明异说，附录资料，使一朝史事清楚明晰。本书又名《孝慈渊圣皇帝要录》，是记载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一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关于本书的作者，自宋以来书目皆付阙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云： “不着撰人名氏，自钦庙潜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亦云：“不着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日《靖康要录》五卷，不知作者，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焉，其与金国和战诸事，编载尤详云云，是振孙之时，已莫知出谁手矣。”然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通过对《宋会要辑稿》等史籍所载有关史料的发掘及分析，认为此书为宋代汪藻任湖州知州时所撰，又名《靖康诏旨》：王德毅先生在此基础上，通过更精密的考证，认为此书实为《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的续编，成书于绍兴八年至一一十四年之间，初名为《孝慈渊圣皇帝要录》。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余先生的这一结论。我们认为，余、王两位前辈的考证虽然在成书年代的准确性等问题上尚须进一步论证。

1710年意大利人马国贤来到中国，从此他以天主教虏劳会传教士、康熙皇帝宫廷画师的双重身份，在京师度过了十三年。本书即是马国贤神父对其在清廷供职期间以及往返途中所见所闻的回忆录，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一直被西方大学里中国课程列为重要参考书。　作者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以西方人的眼光，展示了清初的地貌、民俗、皇帝的宫廷生活等一般史书所没有的细节。全书行文语气淡然，通俗易懂，既是西方汉学奠基之作，也是普通读者了解清初北京风貌、窥探九重宫禁的独特窗口。 图书的适用对象：　国际北京学研究者、北京历史爱好者、大学生、英语学习者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众多值得汲取和反思的经验教训。民为贵、君为轻的治国理念和民本思想，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允公允能、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如临如履、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精忠报国、捐躯济危的民族大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自强不息、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温良恭俭、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厚德载物、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等等，对领导干部有着重要的镜鉴和启迪作用。《领导干部读经典》第一辑辑选民国人文精粹，囊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自清、郑振铎、吕思勉等大师级作品，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参考和修养镜鉴，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经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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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考论》对宋史研究中的主流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否定了宋代“积贫积弱”说，指出了范仲淹新政的不足、王安石变法的负面影响，否定了杨业绝食而死说，肯定了宋徽宗的一些政绩，确定了范仲淹生母谢氏身份不是妾、《禹迹图》的作者不是沈括、历史上的高俅并不像小说中那么坏（高衙内是小说的创造）、“东窗事发”的典故原本是“西窗事发”以及状元、榜眼、探花之称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宋史考论》对宋代的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全部年谱和诗话、新出版的《全宋词》、《全宋诗》等做了研究，并辑录了一批新发现的宋代诗、词，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宋史考论》可供历史研究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及文史爱好者参考阅读。

本书试图以鲜活的事例、个性的人物、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勾画中国历史上两性关系的实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希望展现的是两性之间的关系状态，是性别研究，而非单纯的女性研究，我们将历史上的男女两性怍为我们的考察对象，甚至还要包括那些一跨性别的、介于两性之间的人群。就让我们慢慢展开这幅两性关系的历电图卷，走进历史上那绚丽多彩的性情中国吧！

《东南亚考察论郑和》着重通过在东南亚的考察论述郑和下西洋，把实地考察与研究海内外文献结合起来，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揭示郑和下西洋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影响的特点、历史轨迹和意义。在国内外首次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海外17个郑和寺庙，对海外有关郑和的传说、机构、论著和纪念活动等，也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论郑和”既扎实，又富有新意。《东南亚考察论郑和》把实地考察与研究海内外文献结合起来，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揭示郑和下西洋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影响的特点、历史轨迹和意义。在国内外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东南亚17个郑和寺庙，对海外有关郑和的传说、机构、论著和纪念活动等，也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论郑和”既扎实，又富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