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编著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精） 》内容介绍：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是历史研究中两 种并存的趋势。古代社会留下了很多历史化的神话， 成为汉代以来写作“神话化历史”的基础。传世文献 描述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武王克商，兴 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 代表了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超越 性的“神史”理想。 早期历史神话的形成过程是个谜，在形成现有文 献所记载之样貌前，个别族群的神话化历史应该早已 合并为一体，这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涉及“天下”一元 史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早期历史故事， 应该更符合于殷商青铜礼器：龙首、虎身、牛角、鹰 爪合为一体的形象。秦汉统一天下后，更加需要以一 元历史证明其统一政权的正当性，因此《吕氏春秋》 、《史记》的一元史便蕴含着天下帝国的意识形态。传世文献虽然不是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的内在意 义，与史实颇有落差。 近百年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史前文明的依 据。目前已知中国青铜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长江流 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 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 基础，其中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 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 历史阶段）。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 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第二是东北 辽河流域，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 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 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 关键之基础。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 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才明显，但最 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 力。 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本土矿床发展 ，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早期青铜技术。在这三区中， 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符合文明发展的 理想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上、中、下游是不同 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 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笔者分析考古资料，认为 长江流域的文明形成，相当于史前蜀、楚、吴、越的 文明起源，且从新石器中晚期到战国汉代，其间发展 一脉相承，并无中断。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与先吴之间，这导致 楚、吴是发展最快的文明。且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 、汉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 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 。江汉先楚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时已建构了联合城邦 古国，笔者将之称为“云梦泽的苏美尔”，其原因在 于中国文明所传世神话的形成中，江汉地区的联合城 邦国家的文明作用可能就犹如苏美尔在西亚历史中的 作用，扮演着原始创作者的角色。 按照考古所得，先楚文明是从长江中游、江汉平 原逐步向北开拓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这种过程 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江 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距今4600年左右的 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 之状况。考古揭示，石家河、盘龙城文明东到鄂东、 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 。换言之，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 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地区，特别 是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才是黄汉平原即中原地区 文明的发祥地。 笔者认为，所谓“早商”中原文明实际上是殷商 占据中原之前的先楚文明，“二里头”、“二里冈” 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因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 的强攻，故能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 ，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 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才成为 主流。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经常来中原掠夺，殷 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因华北族群对 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 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他们在 商代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 ，由于经济和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促使东北先 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 为北南文明的战线。但殷商建国之后，东北文明已占 领了黄汉中原的北楚领土。 虽然殷商文明的东北成分很突出，但其以多元及 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这仍是新的历史阶 段。根据考古资料，中国境内的文明在距今三千五百 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诸国汇人早期整体化的 “商”这一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 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自称为“商”的政权， 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 ，并以殷商王族的语言为基础，综合了殷商之前的文 字，确立了上古帝国贵族的语言文字。 汉朝帝国能够完成中央集权的制度，实始于殷商 ，而秦汉统一天下的结果，亦是奠基于自殷商起千余 年间各地区文明的融合过程。中央集权的雏形已见于 殷商，虽然殷商政权的集中程度还不是很高，但经济 、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使得参加殷商集团的诸国沟通 十分紧密，因而加强了同化的趋势，殷商集团诸国的 制度、语言、礼仪、文字等，亦因此表现出高度的同 化。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 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对照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可知，这种新文明并不 符合成汤克夏的背景，而是相当于盘庚渡河南的时代 。也就是说，考古和文献显示出盘庚以前和盘庚以后 ，中国境内包括辽河、黄河、汉水流域，南到长江地 区的文明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然而在甲骨文中，上甲、大乙成、中丁、祖乙等 殷商王家谱的先王无疑都是盘庚的祖先，司马迁所载 的殷商先王大多正确。如果殷商王族自大乙成以来即 统治中原，则怎么可能拥有同一王室的国家，在盘庚 之前和盘庚之后的变化如此之剧？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虽然上甲、大 乙成都是盘庚的同族祖先，但这个族群并非自始即是 中原的统治者。司马迁所述盘庚之前数次迁都的情形 ，其实是殷商王族在其发祥地的游居生活。这种生活 方式不符合江河中原或辽冀农耕地区的状况，而是游 战族群的生活方式，从各方面资料的对照可指出，该 族群的发祥地应在黑龙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带。 黑龙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带，自古以来是不同人群 流动生活的交接区，既有沿海北上、南下的互动，亦 为欧亚草原之门，是多次新族群形成而扩散之地，如 部分匈奴的族群、高句骊、女真、满人等。他们在历 史中扩散、被同化、消失之前，皆曾影响过世界文明 。殷商王族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北界东北方 向与西北方向地区的自然条件不一，西北空间拥有广 大且良好的放牧条件，因此西北族群以发展牧业维生 ；而东北的空间，无论是可农耕区或牧场都很窄，窝 集茂林、山岭、海洋这些区域，都容易使活动受限， 更不利于任何生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历史上东北族群 往南占据领土的动机很强，是尚武性族群的发祥地。 殷商王族应是史上最早南下、并占领中原的族群 ，同时，他们也建立了一个跨民族、跨国、跨文化， 并以军立权的大国。此外，殷商王族乃是练马的族群 ，从亚洲草原一带将练马的技术带到中原。神话中所 言“相土作乘马”，即指殷商王族与最早驾马技术的 关系，他们以狩猎、战争、掠夺维生，殷墟建都之前 ，其族群已屡次从黑龙江稀林草原带来到中原掠夺， 但直至盘庚时代，因气候冷化和其他原因，他们方始 占据中原，开始定居生活。洹北遗址就是盘庚烧劫而 毁灭的本土城邦，之后盘庚又在其附近建设了新都。 殷商王族占领辽、黄、汉流域的情况，与加喜特 占领巴比伦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时代和背景也相近。可是乘马的加喜特族只掌握一个上古大文明：巴比伦 ，在很多方面接受了巴比伦原有的制度，成为巴比伦 的王朝之一，然后发动对外战争扩展巴比伦领土。而 乘马的殷商王族吞并了几个原有的古国，建立起新的 殷都和多元的集权大国，派遣王室宗族的“侯”到各 地作军宰，以设置封建制度，采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吞 并小国。因此殷商应该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集权大国 ，殷商跨越了族群文化，统一了生活方式、文化传统 、语言不同的地域，可以称为“上古帝国”。殷商政 权蕴含了原有的许多国家与文化，形成规模庞大的多 元文明。殷商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大文明历史的启发点 ，同时也是许多早期青铜文明发展、结合的成果。因 此殷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 加喜特时代在巴比伦历史中并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 殷商王族将亚洲草原的生活经验带来中原，但定 居之后，也逐步改变其生活习惯，两百余年没有移动 。殷商文明是从盘庚、武丁等殷商大王占领中原后， 才开始形成的上古帝国。殷商文化属多元而整体化的 上古帝国文明，其涵盖几种不同族群的文化，殷商王 族为其中占少数的草原族群。殷商王族的标志乃马车 、拜虎信仰、亚字形墓葬和亚字形族徽、战争狩猎文 化、人牲斩首礼、崇拜麦子、用大理石制造礼器，以 及日辰系统和祖先日名谥号等。殷商王族通过占领、 封建诸侯，以及通婚制度，吞并河北平原、黄汉中原 ，及黄淮平原、鲁西、周原的部分地区，影响远达江 南，其统治范围相当广。 王国维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 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数据皆 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至 于殷周之际，虽然文献显示周人与商人来源不同，然 而考古资料却表明西周前期并无新的文化现象。细读 文献资料，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印象，编辑文献的周代 官员似乎特意强调周商间的差异性，隐藏实际上的亲 密关系。 文王既为殷商国家诸侯之一，又属先王所生的后 裔，故有资格参加国家宗庙之礼。但据周原卜辞所载 ，文王不仅参加国家宗庙之礼、受胙，还亲自主导祭 祀大甲、大乙成、武丁等先王之礼。文王藉由亲自主 导先王之礼，以强调自己继承大乙成的正统性。因此 西伯祭祀殷商祖先与祈求克殷的目的并无矛盾，文王 认同大殷之祖，强调自己是受先王护祜的后裔，祈求 祖先保祜他的王室而非帝乙的王室。 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的“氏”，建立了不同的 朝代；但据殷商父母双系制度，两者应属同族。周王 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 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 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周室属于殷室王族的旁支。文 武王时，周王家在诸侯问强调其承续殷宗的正统性， 并最终以此政策取代了殷商王室。 对照考古与文献，商周之变应属上层贵族的政变 ，而非新族群的移入。政变后，历经国家社会文明的 逐步改变，直至昭、穆王时，周人才开始武断地强调 其与殷商不同，从而形成商周两段的历史传统。实际 上商周之间的差异往往不如盘庚前后那么巨大。 西周文明形成的情况及其与其他文明的关系，目 前尚需要依靠考古发掘以增加研究的材料，不过，从 初步观察中，笔者提出推论如下：在新石器时代，宝 鸡地区的彩陶文明，北与甘肃马家窑有文化来往，南 则通过类似于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的路线，与汉江流 域的大溪文化缔结关系。同时，虽然渭河汇流入黄河 ，水路交通便利，但早期渭河东游的居住条件并不良 好，三门峡和黄河中下游的资源贫瘠，因此宝鸡先民 前往河南西北角发展的情况并不踊跃。直至青铜早期 ，因气候变动、北方族群掠夺以及其他今日难以掌握 了解的情况，渭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没落，先民或往其 他地区流动，导致青铜时代早期的周原地区聚落遗址 极少，根本不见古城遗址。直至将近殷商时期，周原 遗址的数量才开始逐步增加。并且，若吾人从先周文 化的涵盖范围来看，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关系，往往 还不如通过类似于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的路线，从而 与汉江流域及广汉地区的文化交流来得频繁。因此， 周本土的文明亦不离长江中上游文明的影响。既然本 人认为夏文明的中心在汉江下游（古名为夏水），那 么位于周原的文明，确实并非是从殷商继承对夏的知 识，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时，便已经通过自己的交 通线，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术，同时亦从 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话历史与传说。 不过，在先周文化中亦依然可见黄河北游下来的 影响因素。根据现有的资料，使我们初步推论出以下 情况：某些西北掠夺者的族群，在殷商之前便已开始 在宝鸡地区定居，并利用南下的路线，与汉江及广汉 古文明发生交流。此族群在定居后，便从掠夺者的生 活方式，逐步发展成以定居族群的经济活动为主，其 中包含了农耕和商业，并且学会了许多南方的技术， 而成为南方的农耕文明、居于山上的族群以及草原族 群之间的联络者，利用其地理位置发展商业。殷商末 期的周国因掌握了通商要道而富强，并以此为始逐步 扩展己方政权的势力。 殷商上古帝国建立后，殷商政权到达周原，将周 原的族群纳为属国，并积累牧产、马匹、矿物等西北 及西南的资源。这便确定了周原在殷商帝国里的重要 性，并且促使黄河流域的交通线成为主要国道。殷商 透过派遣“侯”统治周原，并与周原贵族通婚，逐渐 将周原族群同化，周王室来源即于此。 周王室成为殷商王室的旁系，因此当周室初掌政 权后，并不刻意否定其与殷商王室间的传承关系。可 是到了昭穆王时期，在新的政治情势下，开始强调其 自身与殷商无关的独特性，并伪托与夏的传承关系。西周晚期的周室掌握了记述文献纪录的权利，因此将 夏的历史改写成自身族群的前史，并隐藏了夏文明的 地域范围实际上就是周时期的楚地一事。造成后人误 解，以为夏的位置在黄河流域。然而，最近考古的发 展皆显示：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在长江流域；直至青 铜时期，草原地带才出现文明化的活动，但此文明的 发展重点不是产业，而是战争。青铜早期时代，以黄 河作为南北不同文明的边界，直到接近殷商时代，黄 河才逐步成为文明交通的要道，并形成了南北、东西 集中的“中”文明。 笔者对中国文字与文献起源的研究，获得结论如 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 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 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 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到先楚、先吴及淮南先 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 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联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 ，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 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 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 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 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 殷商贵族的语言文字。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 ，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 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才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成为跨语言的记录工具。 虽然中国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到了西周晚期 ，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之前只 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记录而形成历史文献。本 文主要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念形成问 题。一是商周文献的类型、结构，以及其中“历史记 载”的痕迹；二是文献中关于时间的记录方式，以及 “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务的演化 。 就第一项问题来说，现有三种商周文献：甲骨文 、金文、简册。其中，甲骨文没有与占卜或祭祀无关 的记录，甲骨刻辞也没有历史记载的目的，因此不能 当作“历史记载”。青铜器铭文的目的是祭祀祖先， 本与历史记载无关，但发展至西周后半叶，许多铭文 中已含有历史记载的成分。殷商、西周时期的简册虽 已不存，但从甲骨金文可知，“册”都是祭册和礼册 ，并不用以记事，然而在西周后半叶，礼册也出现了 与铭文相同的发展。 就第二项问题来说，商代以前的文明中，已有周 期性的“自然时间”观念，殷商时还有另一种“祭礼 时间”的周期概念。直至西周后半叶，才有足以称为 历史记录的纪年文献出现，这也是“历史时间”观念 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编年史始于西周晚期， 不过，一直要等到战国晚期，“历史时间”观念才变 得完整而成熟。 就第三项问题来说，史官记录国家大事的传统应 该也始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若考诸《尚书》、《 逸周书》等传世文献的用语，其中年代最早的内容， 同样只能溯至西周晚期。是故，不论从各方面来看， 中华文明历史概念之形成都应完成于西周后半叶。 当然，早在历史记载出现之前，中华文明已有口 耳相传的传统。因有口传，所以具备历史观念的后人 在记录时事之余，亦得以将古老的知识变成叙述文字 。然而仅有口传尚不足以形成“历史观念”，因为口 传容易中断，其原意也容易被改变。后人担心口传的 不确定性而导致知识亡佚，于是开始记录、编辑古事 ，从而引发出人们对历史的重视。唯有出现了“历史 记载”，我们才可以认定这个社会确实具备了历史意 识与观念。 既然历史意识与观念是西周晚期以来文化所有， 传世的历史概念也必然奠基于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理 想。古代文明直至西周晚期才开始出现历史记录，原 来口耳传承的故事被写成文本，同时也记载了当时的 事情。殷周之前的多元观点和故事，大部分已失传， 流传下来的记录均代表周文明的立场，我们无法听到 别人的声音，因此必须着意于史料辨析，试图从绝传 的文化中，勾勒出古代的多元面貌。 文献所叙述的三代史往往不符合史实。在空间宽 大、生活条件不同的中国境内，竟能出现统一的历史 ，这种“历史”显然不符合世界上古史的演变脉络。但考古所显示的情况，恰好与世界历史所经过的阶段 类似：上古中国也是依靠农耕成长，经过社会、经济 分化，而逐步组成联合城邦国家的结构，发展出各种 生产行业和交易，发现金属料而发明铸铜技术。最后 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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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通史》是一部普及性的通史巨著，其内容，据作者自言：“但求浅易，不求深入，只是将一部中华民族历史，平铺直叙，交代明白而已。其目的，一是希望能使读者，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活动，有一个通盘的概念。二是希望能使读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三是在文字组织方面，用讲话方式，原原本本说来，希望能给读者一个一气呵成、一目了然的印象。这样，庶几能达到一个“通”字，以企能符合一般常识性与普及性的要求。”全史之前有一“中华五千年历史要略总述”，以简洁的言语提纲挈领，厘清若干历史观念，之后寻迹探进，以朝代为单元分篇讲述。本册由秦讲至三国时代。　作者简介：作者介绍，荣获奖项，以往作品，特别称号以及作者影响力。陈致平（1908—2002），原名陈均，字致平，原籍湖南衡阳，父名陈贞瑞（号墨西），为革命元老，曾任职于衡阳文献会。陈均自幼居北京，毕业于北京私立辅仁大学历史系之第三届（1933），受业于该校校长陈垣（援庵）先生之门为入室弟子，自七七事变毁家赴难流离后方，以后乃以字行。初任教于北京辅仁、汇文、崇德各中学，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再辗转各地。曾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及同济大学，1949年应聘赴台湾任教于“国立”师范大学（初名师范学院）、私立文化大学及台湾之辅仁大学等校。其间一度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为文史教授数十年，著有《中华通史》（十二册）及《秦汉史话》等书。

汉学作为既定的概念，清末已经走入死角。但是其考据方法，以及效法古文经师从小学入手，说经不流于空疏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却在后世学人中引起共鸣。民国时期，是否谙熟清代汉学家们的考据方法，甚至成为学术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学术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晚清汉学研究是中国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作为乾嘉汉学的延续，晚清汉学有其自身的变化和特点。《晚清汉学研究》通过对晚清汉学的演进脉络与学术成就的梳理，探讨晚清汉学与其他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展现出乾嘉意义上的汉学在晚清的发展趋向。作者认为汉学的考据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清末民初更得到延续。这些又可视为晚清汉学的推陈出新，是其在衰落中的新发展。是学术文化延续的标识。令人思考。

《失落的王朝》讲到的几个王朝，有的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有的则活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对汉文明影响甚巨。楼兰、大宛、古格、龟兹、古蜀等一个个小国家，以各自的神采丰富着我们的文明。顺着蛛丝马迹，慢慢地走近那段历史，在断层的真相中，感悟那些神秘消失古国的灿烂的文明。

本书以三国时蜀汉政权的兴衰脉络为主线，以流畅的笔触再现刘备崛起豫、徐，寄业荆、郢，顾援于吴越，奋威于巴蜀，终承继东汉大统的艰难历程；再现诸葛亮绾合客居政权与本地土豪力量，振作精神，北向以争关陇，并企图号令天下的矢志不渝；及其之后蜀汉政权的抗争与沉陷的整个历程。企望在一个生动的历史流程里，凸显出那些过往的人与事的意义；企望实现在一部断代史的著述里照应“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本书内在的骨架是一种回环式的梳理：从蜀汉集团的政治论述中厘清其政治定位，以政治定位为参照衡量其政策策略的取舍，以蜀汉集团的兴衰脉络检点其主要政策策略的得失，再以这种成败与得失的比照回溯其政治定位。最后归结到：政治定位如何影响一个政治集团的兴衰。藉此视角，通过对蜀汉兴亡过程的完整领略——刘备的崛起及其局限、诸葛亮在局限中的努力、蜀汉国策的调整及蜀政的衰败——冀能对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有所体悟。本书在一些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上——诸如衣带诏的真伪、《隆中对》的评价、永安托孤到底托了什么、襄阳之战的三方博弈、刘备夷陵之战失败的战略与战术原因、联盟的政治问题、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检讨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一段老生常谈的历史里，领略全然不同的风景，这是本书最殷切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