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是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年刊。第十一卷作为"唐宋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由邓小南、荣新江两位共同主编。本卷集中了有关唐宋社会变迁各个方面的讨论，其中包括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刘静贞《正史与墓志资料所映现的五代女性意象》、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以宋代为中心的观察》、妹尾达彦《九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等等，后为一组书评论文和新书书评。本卷是近年来从比较新的视角集中讨论唐宋变迁的一个专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翻开浩瀚的史册，拂去岁月的尘埃。 一部中国古代封建史，几乎无事无处不与吏治有关连。吏治，《辞海》解释为"官吏治事成绩"。广义的吏治，它应该包括官吏的设置、配备、选拔、任用、升黜、奖惩、考核、监察、教育、培养、道德、操行、规章、制度等有关官吏管理的诸多方面内容。始自先秦时期法家提出"治国必先治吏"的政治主张，垂至清代人唐甄的"治民必先治官"(《潜书·棍政篇》)，封建吏治作为封建政治的核心组成，经过了两千多年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它紧密围绕着封建国家集权专制制度的稳定、巩固、加强和强化，从实践、认识，上升至理论，从制度、体制、机制，进而规范化和法制化，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慎密严谨、博大精深的一门学问。明代的张居正说："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清圣祖康熙也讲："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

《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型》的撰写，虽然被命名为《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型》，但并不是依据历史、时间的顺序来展开，建构一个全面、系统的关于中国美学思想的历史叙事的著作。从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出版以来，通史性质的中国美学历史著述已经出版了多种了。《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型》认为，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从大的发展阶段来年睦，可以划分为发生期、奠基期、融合期四个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型》没有采用目前多数中国美学的历史研究所通常采用的以王朝为断代和分期的历史框架，而是以个人对于中国美学历史演进的体认的四个历史阶段来分期，并对每个历史演进阶段的不同特征，进行某些方面的比较集中和深入的研究。针对中国美学历史演进的不同分期，进行具有开拓意义的理论研究与学术探索，拓展中国美学历史研究的范围与思路，全面认识中国美学的历史真相。

《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计8类似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唐代的外来文明》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一、这套《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从上古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基本面貌。全书分为六卷：第一卷为先秦卷，第二卷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第三卷为宋元明清卷，第四卷为近代卷，第五、第六两卷为现代卷。二、本选辑中的所有资料均出从原始文献中选出，凡有校点本的，依据校点本；如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过校点本的，则尽量选择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或其他被学界公认为较权威的版本为底本。无校点本者（如谭峭《化书》等），则由我们加以校点。三、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在所有入选社会思想家的著作之前，均对作者生平及其社会思想的基本特点作了简要说明。由于古籍的不同版本可能会在字句上略有不同，我们还对选辑所依据的版本作出说明。现代部分有些选自期刊之论文者，也均对资料原出作了说明，以利于读者进一步阅读各社会思想家之原著时参考；同时，为了保持原貌，选文不作任何改动。四、由于学界对先秦时期著作之作者多有争议，如《庄子》一书，学界一般认为“内篇”出自庄周，“外篇”及“杂篇”为庄子后学的作品；《墨子》一书，学界一般认为大部出于墨翟，而其中的一些篇章（如《小取》等）则是后期墨家的作品。为了避免争议，先秦卷采取了以著作为单位的选材方式，如对墨家社会思想资料，即以《墨子》一书为标题，不再区分孰为墨翟本人或后期墨家学派的作品。秦汉以后的文献著作一般不存在这种争议，故采用作者与其著作共为标题的方式，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王符：《潜夫论》”之类。但对作者不详的文献，（如《太平经》等）仍只以书名为标题。在上述标题謶下所选辑的资料，不标书名，而只标篇名。五、在选辑原始文献时，我们坚持尽量保持各篇的相对完整性的原则，不做语录式的节录。篇幅不长而重要才，选录全文；篇，幅过长者则适当删节。同一篇文献中如中间有被删节部分，则加入“……”号。但如在被选取的一篇文献第一段文字出现之前有删节，或对选取的最后一段文字后的删节，则不加“……”号。六、为便于青年学生阅读，我们对选文作了简明的注释，第一卷和第二卷注释较详，第三卷注释较略，近、现代部分已较易读懂，则未加注释。注释以解释词义为主，不对其社会思想之意义加以解释。七、中国历史悠久，社会思想极为丰富，按学派，至少可分为儒、道、法、墨、释的社会思想；按社会阶层，至少可分为精贡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和民间社会思想。我们力求能反映出各种社会思想体系的全貌，但限于这部资料选辑的总体容量，只能在我们选辑出的四百万字的原始资料中，选取欠认为在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历程中影响较大的代表性的部分。确切地说，即使在我们掌握的全部原始资料之外，也还有很多社会思想史资料有待发掘并辑集出版。特提请各位读者，在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时，不可局限于此资料选辑所收录的部分。[编辑推荐]一、本卷资料选辑的定位不是工具书，而是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参考书，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拓展研究视域。二、本卷资料选辑主要面向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专业人员，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爱好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其他专业人员或社会人士。读者需要具有中等以上古汉语阅读能力，同时需要基本具备社会学的理论素养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基础知识。三、本卷资料选辑以经典文献和经典思想家的著作作为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选材对象，通过经典著述中反映的社会思想，引导研究者及其他读者深入探索资料文献中更广阔范围内的社会思想。四、对于文献资料的顺序安排，大体按照历史时间顺序排列，思想家出生时间有争议者，以大多数人的观点为依据排列，力图体现一种历史时代感，也试图在一个比较大的格局中，展现中国社会思想的流变形态。五、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我们在每一部分原文之前都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主要学术成就，并对每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作概括性介绍。这样的简介或有挂一漏万之嫌，而我们坚持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引导读者，使之了解编者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理解该著作或该思想家之社会思想的。六、社会思想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同一时代的不同社会思想，是思想家所处社会阶层不同或社会价值观不同的产物。限于篇幅，我们不能系统地介绍或选辑思想形成的时代环境等相关内容，读者若有兴趣研究一种社会思想发生的深层原因，以及某种观念、主张产生的思想背景，还需阅读相关时代的历史，特别是社会生活史。七、对历史时代久远、文意古奥难解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注释，注释力求简明、准确。对一些生僻字注音和释义，并对艰涩难懂的句子适当加以串讲。我们在注释时并不专以前人某家注释为宗，而是博参群籍，对于不同的见解，择善而从。八、在选取社会思想资料时，我们尽量保持其思想的完整性。所选资料均注明作者名、著作名和篇名。同一篇中，如出现的第一段文献之前有删节，均不加省略号。九、先秦典籍比较难懂，且版本不同。我们尽量选择善本为工作底本，并注明底本之版本。不同版本在断句、主旨把握等方面也有差异，对于不同版本之间的异文，我们依本书所据的底本为准。

甲申年对中国人的特殊含义，除了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外，期间反映出的中国的特点和劣势，一直影响到中国近你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也许还将影响到中国的未来。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明朝京师——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1644年4月，山海关外的多尔衮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的邀请，入关与李自成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赶出了北京城。满清六岁的顺治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元、明两代十四个皇帝的金銮宝座，从此开始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的统治。1644年8月，张献忠带兵入川，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了大西政权。拿纪年来说，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无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这四种纪年代表着四个互相敌对的政权，延续着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其间折射出的士大夫和普通空的心态，更是耐心寻味，令人不胜唏嘘……这就是惊心动魄的1644年，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

《正说历朝八十后（套装上下册）》收录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等年代的皇后经历。《正说历朝八十后（套装上下册）》由乔继堂编写。子楚夫人生下儿子秦始皇，历史上已有定论。但秦始皇的父亲是谁，却扑朔迷离。事情还得从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说起。这一年，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柱的儿子、14岁的异人被送到赵国做人质。赵国都城邯郸当时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酒楼、妓馆在夜晚红灯闪烁，富商大贾和达官贵人、风流公子和市并无赖进进出出，令这位异人艳羡不已。

《封氏闻见记》是唐人封演编撰的一部笔记，今本十卷。前六卷记述掌故、考证名物；七八两卷多记古迹，附以杂论；后两卷则专述唐代士大夫的遗事轶闻。在流传至今的唐人笔记中，《封氏闻见记》享有很高的声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语必征实”“源委详明”， 赵贞信先生广稽众本，吸收前人校勘成果，撰成《封氏闻见记校注》一书。此书距初版已近半个世纪，但至今仍是《封氏闻见记》的最好整理本

本书是对明代南直隶地区的地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著述以历史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导，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的兴盛原因、发展特点、组织机构、志书内容、结构体例、史料价值、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内容丰富，创见迭出，颇具新意。全书逻辑清晰，资料宏富，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恰当运用，对南直隶方志编修数量的缜密考订，新制作的两幅总表——南直隶府州县志、各专业志、山水志以及乡镇志等等情况，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本书前言中国地方志总称方志，是记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社会以及某一领域诸方面状况的文献典籍，内容极为丰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赞之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书”。方志源远流长，以其体例独特，信息容量大，并具有经世致用和存史等重要功能，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和倡修，构成中华文明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源宝库之一。地方志究竟源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导源于《周官》，据《周礼·春官·外史》云“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有的主张起源于《尚书·禹贡》，认为《禹贡》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地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有的认为渊源于《山海经》，其所载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有的主张渊源于古代诸侯国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有的主张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认为这些文献多载当地掌故，是邦国史志之一种；有的则提出方志多源论，如《周官》之外还提到了《九丘》。《九丘》早佚，惟《尚书·序》中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因后世方志的发展与舆图也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故有人主张方志起源于图经、风物志、风土记等。上述方志起源的多源论，反映出方志事业的传承延续，多方面汲取营养，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的历程，同时也说明方志纂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到宋元时期，方志纂修趋于定型和稳定，体例格式渐臻完备。随着内容的不断充实丰富，有了“旧志”与“新志”的区别，出现了“新修”、“续修”、“重修”、“增修”等名目。明代继承宋元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明代方志无论从内容到体例，还是从编纂原则到修志理论的形成，都超越了宋元时代。在继承与创新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存的明代方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方面研究领域的拓展，区域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利用方志进行研究，是近年海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视角，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葛剑雄主编、曹树基撰《中国人口史（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就利用了数百种的方志资料进行人口研究；日本的谷口规矩雄撰写《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五十四，日本东京同朋舍，1998年2月出版发行），也注意对明代方志的利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一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利用明代方志资料，对明代祠庙祭祖礼俗、徽州宗祠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常建华《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一文（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20辑，2002年版），通过明代方志的记述，透视女性的活动。王薇《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利用方志资料，分析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发展、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作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代北方地区教育发展状况。南炳文《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从方志记载明人崔恭的资料为例，分析了方志对研究人物的价值。范立舟《明弘治〈衢州府志〉所彰显的程朱理学思想》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3期），分析了（弘治）《衢州府志》的《风俗》、《学校》、《书院》、《诗文》等内容，探讨了程朱理学对后世史学、方志编纂的影响。目前，利用方志进行明史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时尚，而且日渐拓展和深入，但对明代方志文献本身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成果寥寥，对于方志编修最多的南直隶区域的方志研究更是鲜有涉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国范围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为培养修志人才，一些学者著述撰文，介绍中国方志的渊源、体例、体裁、流派、性质、内容以及方志的理论和价值功用等，出版了一些方志研究的教材和著述，如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邸富生《中国方志学史》（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11月第1版）及其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张革非（主编）《中国方志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吕志毅《方志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等。这些著述的有关章节均涉及明代方志的发展与演变，对明代方志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对其研究有所推进。然而这些著述对明代方志知识的普及与介绍着墨较多，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尚有待展开，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更显得不足。综观明代方志研究的基本情况，由于明代方志散佚严重，故对明代方志目录的整理，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出版的有关著述有林平、张纪亮的《明代方志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这是第一部系统收录明代地方志书目的著述，但因缺乏精准的考证和系统研究，舛误不少。如第182页《颍州府志》二条，著录二志修于明正德六年（1511）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然明代颍州称州，隶南直隶，至清代始称府。因此称府志二修于明代，显然与史实不符；对明代志书的存佚情况，该书也未能做到清晰明了，有的张冠李戴，有的可能仍存世的志书却成为“佚”志，甚至连《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记载的也未能全面反映，这必然给利用者带来一定的麻烦。……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少时受教于父母师友，15岁入县学。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常州府中学堂，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后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读书广博，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白话本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等是吕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曾有部分编辑成书。由于历史的原因，已刊订的札记（除《燕石札记》）外，都有程度不同的删节。此次重印《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汇总了吕先生的全部已刊和未刊札记共762条，一百余万字。删节的部分，均按原文加以恢复补全。读者不仅可以见到吕先生读史札记的“全璧”，还可以获得学习历史的方法和进一步研讨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