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万历十五年》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万历十五年》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帝国的神话：盛唐一百三十年》力图给予历史以声音和颜色的细节，使读者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唐朝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历史。隋唐号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尤其是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一百三十年，被称为盛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独特、也最有活力的时期，也是绝无仅有的开放时期，被视为是当时“世界历史演进的重心”。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盛、经济最富庶、文化最辉煌的国家；当时的中国文明，是全世界的制高点。不仅在唐朝，及至在整部中国古代史上，这一百三十年都是公认的最闪光、最荣耀的时代。这是个全新的时代，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

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计道光朝八十卷，文庆等编；咸丰朝八十卷，贾祯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其中道光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议禁鸦片开始，至二十九年止。收录这一期间涉外事项的上谕、廷寄、奏折、照会等档案约二千七百余件、二百二十万字。咸丰朝起自道光三十年正月，迄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计收谕折、照会等约三千件、二百万字。同治朝自咸丰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止。共收上谕、廷寄、拆片等约三千六百件、二百五十万字。综计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容，凡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中外勾结镇压太平军情况、沙俄强占中国东北土地，以及教案问题、租界问题都有记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共10册）》于1929～1930年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但所录文件既无标题又乏目录，所记日期都用干支，使用非常不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华书局加工整理出版，在每个文件上加了标题，标点分段，注明公元月日，书后还增编了谕折索引以及事件等分类索引，使用便利。此外，近年台湾也出版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十一年）。《筹办夷务始末》收入有关清代中英留学办校的档案共264件，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外务部和总理事务衙门档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中英留学史的宝贵历史文献，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郭丹教授从文学角度来研究《左传》和《战国策》两部先秦典籍的讲堂实录，共分十讲，约30万字。对于《左传》一书，作者主要分析了它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倾向，分析了书中的人物形象，总结《左传》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特征；同时，作者还对全书中的战争进行了细致的统计，论析了《左传》的战争思想。对于《战国策》一书，作者主要分析了《战国策》的思想特征，考察了《战国策》史料的真伪，列举历代学者对《战国策》的评价；分析了《战国策》的人物形象，还对战国策士的智慧与谋略进行归纳和总结；最后，对《战国策》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总结。

康雍乾时期在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而此“盛世”又在最后一个封建政权统治下实现。康雍乾时期亦可称为文学发展之全盛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传统文学样式得以进一步发展，新兴文学样式亦走向成熟，达到巅峰。文学创作在这短短一百年内几乎重演了近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因而得以突显。明清易代特别是清朝人主中原，亡国之悲加上民族之恨，使清代初年的汉族文人经受灵魂之洗礼，世运对文学产生前所未有之影响。时过境迁，易代之天翻地覆淡化为过眼云烟，文人自我实现之紧迫和个体生存之困境，使文学呈现多种风貌。而灵心主导其间。乾隆时期考据学之兴起，使学问和文学之关系得到重新审视。 本书是关于研究“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康雍乾时期文化政策之转变与儒理治世政策之确立、儒学复兴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文学在政治社会中的另类生存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宣统王朝》：清宫档案证史书系系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忠于原始史料记载，将档案资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点、重点和亮点。通过档案资料的搜寻、排查、分析、佐证及揭秘等相关过程，力图以档案证史，以档案明史，以档案补史。各个分册的专家学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原始档案资料，拣选清代十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此确定每一分册的话题。各分册作者在对档案资料的寻找、翻查、分析、佐证中，对各个话题进行挖掘与分析，得出结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在对档案资料的处理和写作上，突出了原创性、学术性及知识性。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档案价值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同样非常注重各种材料的参照对比、考异辨析，以陈述历史真实为第一要务。

《天命王朝》：清宫档案证史书系系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忠于原始史料记载，将档案资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点、重点和亮点。通过档案资料的搜寻、排查、分析、佐证及揭秘等相关过程，力图以档案证史，以档案明史，以档案补史。各个分册的专家学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原始档案资料，拣选清代十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此确定每一分册的话题。各分册作者在对档案资料的寻找、翻查、分析、佐证中，对各个话题进行挖掘与分析，得出结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在对档案资料的处理和写作上，突出了原创性、学术性及知识性。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档案价值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同样非常注重各种材料的参照对比、考异辨析，以陈述历史真实为第一要务。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学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方法，依据《柏杨版资治通鉴》，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　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 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　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 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　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 证补史事缺漏。《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学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方法，依据《柏杨版资治通鉴》，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　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 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　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 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　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 证补史事缺漏。《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东观汉记》是东汉几代史学家相继撰修而成的记载东汉历史的重要史书，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灵帝。该书早期流传阶段，为世所重，人们把《史记》、《汉书》、《东观》合称为“三史”。比它晚出的东汉诸史都取材于《东观》。吴树平先生在前人基础上，重新翻检了大量古类书、史书和古注，辑得遗文数百条，又利用各种资料比勘互校，使一些鲁鱼亥豕歧异舛误的文字得到了厘订。同时，对人物事迹的编次更加合理，每条遗文都注明了出处，从而使《东观》一书的辑佚工作臻于完善。为便于阅读，又作了较为详细的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