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集注汇考（上中下）（增补本）》是一部《战国策》的集释。是把自有《战国策》以来，有关这部书的各家注解，各种说明，汇齐集合在一起。目的是帮助以后研究这部书的同志，在理解本文和深入研究、参考一些必要的材料时，不必东翻西阅，向渺茫的书海中搜寻资料，在阅读上、研究上取得一些方便，减少一些困难。《战国策》，是战国秦汉之间各个不同作家的作品。开始各自独立，互不相关，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这些作品没有被烧掉，后来续有增加，被保存在西汉王朝的皇家书库。司马迁编写《史记》，把它作为战国史料的主要依据。西汉末期，刘向整理书库，把它汇编成书，给它题上一个名字，称为《战国策》。《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记载战国秦汉之间，一群谋臣策士针对当时各种不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建议——说辞。这些谋臣策士，绝大部分从统治阶级利益、包括自己个人利益出发，运用机智，展开雄辩，撩掇当时统治阶级之间进行尖锐的鬬争。其中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的因素。无论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或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都有它一定的价值。

《湮没的神秘王国：西夏》以通俗的写作手法，运用图文并茂和穿插知识花絮的形式，向读者客观地展示了那段历史，唤醒人们心中尘封已久的记忆，使我们与中国历史再次进行亲密接触，感受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魅力。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党项羌族曾经建立了一个地跨今宁夏大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与辽、宋、金形成鼎足之势，存在时间长达190年，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西夏历史遗存。

《徐中舒先秦史讲义》在徐中舒先生手写讲义的基础上，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录音补充，由徐先生的孙子——四川大学学报编审、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师徐亮工整理而成。是作者多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内容包括自原始社会至秦朝的历史。从中可见徐中舒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多学科交叉研究先秦史的独到视角和治学门径及基于扎实的古文字功底而对先秦史料的得心应手的驾驭、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传授给学生的教学态度。《徐中舒先秦史讲义》既可给读者以丰富的先秦史知识，又为当今的青年学子和教师树立了高尚的为人、为师的榜样。

《西夏研究（第7辑）》对西夏国来说，设定西部语为书面语和表记西夏语的文字俆是同等重要的事业。这两者之间虽然密切关联，但实际中这应该是以两个标准来把握的事情。当然中通过西夏文字的是不能了解当时的西夏语的，至少应该区别对这两个事业的成果。本辑收录了日本著名西夏学、语言学专家西田龙雄教授代表作：《西夏语研究——西夏语的构拟与西夏文字的解读》。这部专著是西田教授1964－1966年完成的，此著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受到西夏学研究者的一致好评。

《左传今注》由左丘明编写。《左传今注》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称不上深奥古僻，但对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阅读时仍不免有很多障碍，所以有必要加以注释。这次注释，采用《四部丛刊》影印的宋刻杜预注《春秋经传集解》为底本，参校了1936年世界书局据清武英殿本影印的《春秋三传》。注释主要对人名、地名及个别难词加以诠解。在注时，参考了前人的不少注本，特别是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一书。

《战国策》，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记载了战国初年到秦统一240年间，12大诸侯国缤纷多姿的历史面貌。在战国这样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往来于各国之间的纵横家是时代宠儿，他们多以谋臣策士的身份登堂入室，指点山河，旁征博引，巧思妙喻，机锋敏睿，汪洋恣肆，从某种程序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这部国别史著作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精境界，洋溢着令今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这是一场叙说历史的话语盛宴。全书共分6个章节，主要对晚清的“晚明三大家”、历史的“写作”与“模拟”、晚明“艳迹”的黯然回眸、野史·小说·名物文章等知识作了介绍。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唐书辑校（套装上下册）》是将《太平御览》引《唐书》的内容全部予以辑录并逐条编号，为进一步的科学整理和研究提供基础。并对所辑内容逐条进行“校注”，即以《旧唐书》为主，根据各种现存的唐代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对《太平御览》引《唐书》的内容进行整理。在纠正《太平御览》引《唐书》的文字错误的同时，能够通过这项工作帮助读者比较直观地了解《太平御览》引《唐书》与《旧唐书》、《册府元龟》及其它记载的异同，为对《旧唐书》进行文献学和史学史的研究提供参考数据。另外，还对所辑内容进行了“还原”的工作，即找到《太平御览》引《唐书》的各条在《旧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并且将《旧唐书》没有相关记载的条目也明确加以标示，为研究和利用这些数据提供便利。

《蒋良骐及其东华录研究》是编年体清代史料长编。有“蒋录”﹑“王录”两种。蒋录保存了传本所不载的一些重要史料，对研究清初历史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蒋良骐及其东华录研究》作者以详实的史料考订了蒋良骐的家世与生平，于《蒋良骐及其东华录研究》的版本，蒋良骐的史学修养、编录动机、经世思想等等，均作了专门的论述。

徽州文书，被认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新资料的第五大发现。在丰富的徽州文书中，宗族文书为其大宗。无论是数量与类型，还是研究价值，宗族文书对于从整体上认识徽州文书，并藉此探索明清徽州民间万象与地方社会实态，乃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来说，均具典型意义。本文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以揭示明清徽州宗族所固有的种种社会关系，进而考察国家和宗族的制度规范与民间实际运作之间的差异。本著作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徽州宗族文书作总体性考察。第三、四部分则以历史学、社会学等视角对徽州宗族文书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阐发。第一部分考察了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的形成、遗存及其形态。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徽州经济文化，致使公私交往频繁，产生了大量文书资料。徽州宗族文书的形成是徽州区域发展之特定背景下的产物。而宋代以后徽州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以及徽州民间素有重视记载与整理文书的传统，亦是徽州文书形成的重要因素。徽州文书的保存特有其公匣制度。并考察了文书的形制与版本形态。第二部分探讨了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的契约表达程式。对契约的称谓与类型作出基本概括，对单契与合同的区别，土地买卖契约的构成，合同契约的类型，民间契约关系的维系等进行专门考察，对契约文书的格式规范与民间表达作重点分析。其中论述了个体性文书与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指出，宗族内部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个体与宗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它亦是宗族关系的一种体现。第三部分对明清徽州宗族文书进行分类考述。主要以其所体现的宗族与国家和地方基层组织之间、异姓宗族之间、宗族内部的门房支派之间、宗族之于其它民间组织（如会社）、宗族之于家庭等的密切联系作为划分依据，从而将明清徽州宗族文书分为祭祀关系、继承关系、会社关系、主仆关系、异姓关系、赋役关系、诉讼关系等类型。对徽州文书所反映的诸多方面的宗族关系作具体阐释。这些关系既体现功能性和系谱性，亦兼顾地缘性和利益性。第四部分为本书的结论。主要从宗族的内部关系，宗族的制度规范、宗族的实际运作、宗族与地方社会，宗族与国家等方面，对明清徽州宗族文书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和功能作总体性概括。考察了明清徽州宗族组织的加强。宗族的组织化大体经历了从亲属群体到社会组织，从强调敬宗祀祖到侧重社会功能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族的社会性日益增大。宗族在置产、教育、赋役、赈济乃至婚丧嫁娶等事务上对家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家庭作为宗族的个体，其交往范围、生存价值及社会地位亦在很大程度上系之于宗族关系网络。个体及其家庭在生产经营、生活互助、社会交往等方面与宗族存在着密切联系。同姓宗族间的统合更多体现的是地方意义上的社会互动。异姓宗族间在祭祀、承继、婚姻及经济活动等各方面亦体现了广泛多样的社会关系。在地方公益事业中，徽州宗族发挥了其有效的组织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力。探讨了宗族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明清国家基层统治机构的设置多以地方宗族组织为基础，宗族在地方社会发挥的多方面功能则从根本上配合了国家统治的深度需要。宗族与国家体现着某种契合。国家和宗族的制度规范与民问实际运作又存在诸多差异。宗族内部的实际运作往往体现为超出制度规范而灵活多变，存在着复杂多样的民间运作模式和流动不居的个体关系。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宗族制度不断得以更新和调适，同时也成为弱化、冲击乃至瓦解宗族制度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