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散文以骨钙，散文还历史以性灵，于是，在历史和散文的嫁接处，盛开了美不胜收的奇葩异卉。文心远绍史家之绝唱妙笔再现无韵之离骚心牵百代书中事笔拭千秋纸上尘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本书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人谋合处天心顺，民力宽时国势张”。这是增城籍的南宋丞相崔与之的著名诗句。崔与之（1158-1239），字正子，号菊坡，增城中新坑贝崔屋村人，是我国南宋时期一位文武兼备德才并重，出相人帅的名臣，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以诗词著名，有“粤词之祖”的称誉，著有《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崔与之年少家贫却有大志，成为广东自太学考取进士第一人，秉承父亲“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济世为民思想，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的中华学人优良传统和“德、义、能、诚、智、节、勇”的伟大人格。他倡导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为了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与民生息，试图建立民生与国力相协调的和谐社会，史臣称之“与张九龄齐名异代，诚吾广百世师表也”，宋理宗称赞他“允文允武，善谋善断”，文天祥非常崇仰他，称他是“盛德清风、跨映一代”。增城是崔与之的故乡，是广州下辖的县级市，位于广州东部、穗莞深“黄金走廊”，自东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建县，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是著名的荔枝之乡和新兴的工商生态新城。增城人文荟萃、人杰地灵，先后孕育了南宋丞相崔与之、明代哲学家湛若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郭继枚等历史文化名人，也有“八仙”之唯一女仙何仙姑的美丽传说。增城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秉承先贤遗风，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努力建设富裕、安康、文明、和谐、美丽的新增城。

楚人以祝融为始祖，其历史的起点，原本在神话与传说之中。历经筚路蓝缕的岁月之后，楚国得以崛起于南方。楚人有着“蜚将冲天”、“鸣将惊人”的雄心，“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气魄，终于在春秋中期跻身五霸之列。然而在取得这样的成就后，政变与内乱让楚国招致了吴师入郢的巨大外患，实力大损。战国时代，楚国用吴起变法以求打破困局，为国家带来起色，楚国一度达到了强大和繁荣的顶点。但在怀王时代，遭遇连番挫折，势力顿衰。此后，郢都沦陷，半壁河山被秦人占领。楚人虽亡羊补牢，但已经无法改变“六王毕，四海一”的趋势。秦末起义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又给八百余年的楚国史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尾声。一部楚国的兴衰史，让人看得心情跌宕、目眩神离。

［文化与价值］同归而殊途，此路亦彼路，作为一种全球伦理基础的中国传统伦理·录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反思与方法］我对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再思考·中国研究中的跨文化对话——反思与话语下的宗教与信仰［文学与艺术］走向异质文化研究：汉学如何丰富美国文学与批评·［中国］音乐：理解中国音乐之［中国性］的一种新进路［综述与书评］读鲁惟一《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

中国的拆字术，是个谜。宣和七年十二月，赵桓即位，这就是宋朝第九个皇帝钦宗。第二年，改了年号，称靖康元年（1126年）。当时的宋金边界时有不宁中书省在拟进的年号文字中取了“曰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这也是赵桓“靖”边安“康”的本意。这时候，有人说7。靖康，一个“靖”字，由“十二月立”四字组成，“立”谁？立“康”。这话不知是不是后来文人的附会，但就在钦宗即位十二个月后，天下真的乱了。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金兵攻进了宋朝的京城汴梁。这时候，康王赵构正被派往金帅大营去议和，半道上被宗泽拦了，转道投了相州（现河南安阳）。后来，康王赵构“立”，在应天府（商丘）即位，称高宗。金兵进了汴京城，大肆掳掠，宋朝君臣“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尽，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去”。宋人一目.不从，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遗筒所在枕藉”，连“城中猫犬”都被赶尽杀绝。这一段文字记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这一本追记，出于理宗时工部侍郎李心传之乎。“遗凿”说的是尚存腐肉的遗骸，“枕藉”是尸体纵横交错，四月的春天，北方还是寒冷，从“臭闻数百里”来看，这也是补记之作。金兵北撤，掳走了徽、钦二帝和后宫嫔妃，加上不愿担任伪职的官员和眷属，近万人，在那一天被迫赶上了八百六十辆牛车。谁也不敢多说，谁也不敢反抗。坐不上牛马车的，随车徒步木轮辘辘，车辙坎坷，出了汴京南薰门，茫茫北去。没有随身的生活用品，有的是牛马一般的呵斥和出丧一般的低泣，向北，向北。这就是南宋史书所说的“二帝北狩”。“狩”特指皇帝外出打猎，或者巡视，中国的文字历来褒贬分明。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宋学源流与中国近世社会，并以此为题获得了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的立项支持。为了推进海峡两岸同仁对此领域的研究，去年4月，宋学研究中心依此项目，联同浙江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在杭州召开了有关宋学与宋代社会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本期集刊就是这次会议论文的选编。本辑收录了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略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等研究成果。

《春秋稗疏》为王夫之考证《春秋》之学的重要著作，所举一百二十二个条目，内容涉及“书法”、“典制”、“名物”、“天文历法”、“地理”五类。本书就王夫之《春秋稗疏》全书条目，逐条深入研究，涉流探源，辨析驳正。既修正《四库提要》论其内容之说法，又指出《稗疏》有“补苴杜《注》，纠正其失”、“广览博采，渊源有自”、“创立新说，增益经解”三大特点，亦有“好疑高论，未得其当”、“引文不确，影响论断”两大缺失。论述的广度与深度，为当前学术界所未有。作者并就王氏春秋学众作，探求其撰述时所涉之书，董理成“王夫之春秋学知见书目”，有裨益学界之功。

本书主要考察了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一些看法。本书认为，夏商两代的社会性质应当是氏族封建制，而西周则是宗法封建制社会，到了东周时期，宗法封建制逐渐解体，至秦以后则步入了地主封建制社会。此外，本书还对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面貌及先秦史研究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和阐述，希望能为学界专家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