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孕育着未来的伟大发现，想像力铺就了人类进步的阶梯，让我们走进神奇的未知世界，探索这世界的奥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所经历的最美妙的事情就是神秘，它是人的主要情感，是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因此，有人把科学记忆成是一种解秘活动，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探索和破解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前进的。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不仅可以登月球，访火星，下深海探秘，而且可以分裂原子，释放巨大的原子能，可以改变生物的基因，进而改变物种，可以克隆动物，甚至克隆人类本身……总之人们对周围的世界有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认识，然而，人类未知的世界依然非常的广阔，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去破解。希望读者能读过此套丛书的阅读激发起读者的学习热情。

本书遵循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原则，全方位地展开东北地区史的系统阐述，突出疆域变迁，民族相互关系，民族文化的源流、内涵与特色，以及各代政权的民族政策直至盛衰兴亡，这些都作为本书的重点问题，以较浓重的笔墨，逐一剖析．这种全面展开，重点突出，详中有略的做法，也许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本书不仅重在敷陈历史实迹，而且强调阐明学术见解绝对必要。我们表达的学术观点，不人云亦云，不迁就传统的定见，完全是作者们个人的学术发挥，在充分吸收现当代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创新。这或许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写史不见人，就不成其为历史。我们力图克服这一长期存在的倾向，关注东北历史舞台上每一个重要人物的活动，力求再现历史上一幕幕壮观的活剧，给人们以启迪和激励，鼓舞人们奋发图强和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并从东北各代政权的盛衰兴亡及个人的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从中取得借鉴，指导自己的人生。这是读史的应有之义。如能实现这一目的，这正是本书的作者们共同期待的。

本书真实地展现了河南农民任殿爵创办的日军侵华罪行展览的内容，同时再现了自费创办“日军侵华罪行展览馆”的过程，并反映了他的展出效果。

本辑刊登柳存仁《中华甚么物事美？》提出了中华文化中最好的地方是“和而不同”，是协调，是综合。实际上这是关于文化宽容与包容的问题，是一个民族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潘鼐《中国近南极星座的设置变迁与定纪始末》以详实的资料探讨了我国天文学史上这一重要的科技史问题，其中有几幅星像图为首次披露。祝尚书《宋代制科制度考论》详细探讨了制科穿宋代的设立及变迁，对其失败的原因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另外，王永平《论陆机、陆云兄弟之死》通过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激烈冲突的问题。刘成国《王安石江宁讲学考述》则论述了王安石变法前后一系列准备活动，特别是关于文化和制度改革方面的准备。

本书为青少年读物，叙述了中国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3000年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多方面历史动态，以及帝王将相、儒林侠士、各种雅士名人的事迹。

扬雄（前53-后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从小勤奋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喜欢潜心思考。为人简易清静，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邀名当世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读。曾从严君平不，通《易经》、《老子》，善辞赋。年轻时，曾一度钦慕屈原司马相如的辞赋。他以司马相如的赋为范本，写了不少华丽的辞赋，传至京师，为汉成帝所喜，召为给事黄门郎，与王莽、刘歆、董贤等为同僚。以后认为辞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转而研究哲学。他认为，“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于是就模仿《周易》写了《太玄》，模仿《论语》写了《法言》。还撰写了《训纂》、《方言》、《苍颉训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王莽篡权后，扬雄为中散大夫。但他不愿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甘愿寂寞，不参与朝政，在天禄阁校书，同时自己埋头著书。尽管如此，扬雄还是没有逃脱厄运。由于刘歆之子刘为了讨好王莽，伪造了一道“符命”（即谶纬）进献给王莽，不料却坏了王莽的计划，于是被流入，“投诸四夷”。刘曾从扬雄学过上古文字，这就牵连到扬雄。治狱的使者来天禄阁抓扬眉吐雄，扬雄跳阁自杀，未死，后得免。以后一直默默无闻，七十一岁而死。扬雄思想的代表作是《太玄》和《法言》。《太玄》是他表达自己宇宙论、本体论哲学思想的著作。就《太玄》的结构和形式而言，是一部模仿《周易》而作的半哲学增筮占之书，既有《经》也有《传》。但扬雄还是有所创新，如《周易》用奇、偶二分法，《太玄》则用奇、偶、和三分法；《周易》注重以卦象判吉凶，《太玄》则主要以数来断否泰，等等。《太玄》核心思想是建立了一个以“玄”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的哲学体系。《法言》则是扬雄表达自己人性论、伦理道德、政治学说等思想的著作。扬雄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捍卫和发挥正统的儒家学说。在形式上，《法言》模仿《论语》，采用了问答体。就其内容而言，扬雄在书中确立了尊儒宗孔的思想，认为“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唯有孔子之道是“关百圣而不惭，敝天地而不耻”（《法言·五百》）；孔子、周公之道皆为治国兴邦、修身论学的最高理论。主张为学者要崇本抑末，追随周、孔的思想；又指出，诸子之学异于孔子，只有孟子、荀子不异，所以孟、荀要高于诸子，一切学说都应该以孔子为依归，“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在人性论方面，扬雄提出了“善恶混说”，认为人通过修身可去恶兴善（参见《法言·修身》）；在伦理学方面，提出了儒家的“孝”道是做人的最基本准则，“孝，至矣乎！一言而该，圣人不加焉”（《法言·考至》）。<

本书系统地介绍和评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具体阐述了中国文化与文明、中国血统文化与家国同构、平和中正的中国礼乐文化等内容。

封面题名：中外文明de交融之路。本书具有“杂家”本色，用丰富的历史知识，通过一些具体细小的史料反映出中外文化交往的大主题，是一部颇有特色又有现实价值的著作。

本书从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论述中日历史发展中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和遇到的问题，研究中日在现代化进程中，思想领域、体制层面所发生的诸多演变。

本书是关于文史论的文集，文章有：汉唐中外文化交流的宏观审视与断想，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宋代制科制度考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