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作者主要谈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地位和出路，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等。

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华文化精华：纵横文化各个领域，摘取古今典型事例，描述其演变轨迹。资料翔实，文笔生动，通俗易懂。富有知识性、哲理性和可读性。全书五分册各自独立，又构成整体的系列。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创造中，长期居于世界先列。无数世界之最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诞生在黄河、长江流经的土地上，无言地证实了炎黄子孙所具有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本书叙述了中国湖南近代300多年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史，探讨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伟大民族根源与民族特点。

本书介绍了中国的哲学宗教、社会及政治制度、文学、艺术与风俗、教育与科学、经济等内容。

荀子荀子名况，字卿，也叫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代无考。从文献记载看，其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298年至前288年间。这段时间正处于战国末年，秦王政准备发动扫灭六国战争之际。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结束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全国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已势在必行。因此在政治上统一集权与诸侯割据的斗争，成为封建制内部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即解决“诸侯异政”。而在意识形态中，对于春秋战国以来，以维护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学说，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就需要加以批判和总结，急待解决“百家异说”，提出一套完整的为新兴地主阶级专制政治服务的思想理论。荀子就是对诸子百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并集各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代表。齐国为战国中的强国之一。齐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上也是比较活跃的。齐桓公时就开始设立稷下学宫，到了齐宣王时更加兴隆起来，各学派的学者云集这里，发表学术观点，著书立说，议论国事。荀悦16岁时，就已成为饱学之士。苟悦针对齐国的情况，向齐丞相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今有强楚威胁在前。大燕逼迫于后，劲魏由右进犯，西部亦很危机，有鲁国人在襄贲、开阳（均在今山东临沂）。如有一国图谋进攻，其他三国必同时进犯，齐必有亡国之危。但是良言不为所用。苟卿到楚国，投奔游学博闻的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齐襄王时，再次回到稷下讲学，时田骈等人已去，而荀卿成为当时地位最高的老师，补为大夫，掌管学宫者。在荀卿主持齐国稷下学宫的时期，又有齐人对他进行谗陷，所以被迫离齐适楚。荀卿又来到秦国，见秦昭王，并与秦昭王探讨了儒术与治国的关系。荀卿认为儒分为大儒，即主张“法后世，一制度”者，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为地主阶级政治服务的，俗儒，是“法先王，而知乱世”，不为时代发展所取者。当秦昭王丞相范雎问到荀卿对秦国的观感时，荀卿指出：一、秦的防御坚固，地形有利。自然环境优越，客观条件好。二、境内人们朴实，音乐不下流，衣着不妖艳，顺从长官。三、政府机构官员严肃认真，恭让节俭而忠厚。四、大夫们一心为公，不拉帮结党，做事都很公正。五、朝廷能及时处理解决国家大事。因此退朝后也就安闲无事了。由此看，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在以法治理下，得到如此成就，并非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并认为秦是治国的最好榜样。但也提到秦的不足之处，是缺少“大儒”，即德才兼备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的管理。在这里可看到荀卿对治国的观点上，是既用法家思想亦兼用经他改造的“大儒”家思想。赵孝成王时，荀卿又来到赵国，并被视为上客。与临武君议兵将于赵孝成王面前。赵孝成王“请问兵要”。荀卿认为进行统一战争的目的是“禁暴除害”，用兵的要素在于“使民心一致”，“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又探讨了王者之兵如何带的问题，强调以礼义建设为基础，是“本统”；在探讨为将的条件时，荀卿提出：“六术”，六项战术原则；“五权”，五种值得权衡考虑的情况，“三至”将领有三种情况，可不接受君主命令。还就军队法令制度进行了讨论，强调要严肃军令纪律，集中兵权，制定作战中对人民对敌方均有利于自己的相应政策，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荀卿从军事中吸取兵家思想，掺之以儒家仁义建军、制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因素的战术原则，为以武力统一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此后，春申君改变了对荀卿的看法，派人到赵国请荀卿回楚，不久，春申君为李园所害，荀卿亦被免职。荀卿被免职后，仍住在兰陵。他憎恨当时混乱时代的政治，于是深入研究儒墨道家的所作所为，及其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整理著述，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对春秋战国以来各派学说进行了研究总结，并有批判有吸收有发展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荀子》一书现存82篇，是研究荀子思想的主要材料。关于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秦汉以来，一直把他归于儒家学派。但自宋以来，众说不一，或归入儒，或列入法，或认为是儒法合流，或内法外儒等。虽然从师承上来看，他尊崇孔子，又是“儒分为入”的孙氏之儒的创始人，但从他对儒学的批判来看，如批判儒家“法先王”是“贼儒”“俗儒”，以儒家正宗自居的子思、孟子，也在他批判之列。他是重法的，但他到秦国考察，又认为“无儒”是一大缺点。可见，荀子既不是正统的儒家，也不是典型的法家，他是一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批判吸收各家之长的，自成体系的一位地主阶级思想家。历史观：荀子从整个战国历史考察，看到了战国变法运动以来的进步和发展。以秦国为例，原本处于西陲与戎狄杂居的落后国家，经过商鞅变法以来历四世，成为强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历代先王是无法比拟的。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因此他提出“法后王”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它有利于否定诸侯割据的历史，以适应新兴的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一天下”的政治要求，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观点。在学术上：对诸家学说的总结批判和继承，是荀卿首开其例，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因为“百家异说”，已使得战国纷乱不得安宁，有碍于“一天下”大业的实现。因此他对墨家，名家、道家和前期法家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判，但主要矛头是指向揭露思孟学派，指斥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残儒”。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了它嚣、魏牟放纵，不合礼义，但言之成理，足以惑乱人心，陈仲、史鳅一味追求与众不同为高明，墨翟、宋钘不懂得“一天下，建国家”的道理。慎到、田骈却是崇尚法律而无准则。惠施、邓析，不懂封建等级制度，好奇谈怪论，不可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子思、孟子，其“法先王”只是装模作样，按古代臆造邪说，不伦不类，说不出道理。荀卿对“百家异说”批判的同时，也吸收各家之长，来表达他的“一天下，财万物”，实现封建统一，使“通达之属，莫不服从”的理想，确立新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总万备，齐言行，一统类”为中央集权制服务。荀子的《非十二子》是学术史论最早的篇章。天道观，苟子接受了道家观点，“天能生物，不能辩物”，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亡以治则吉，应亡以乱则凶。”人们可以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因此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著名论点。……

《中华文明史（第五卷）：隋唐五代》以描述和分析广义的文化景观为重点，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而不局限于区域性文化的介绍。此外，某些具有反文化性质的历史现象，也被看作是文明自身矛盾性的表现形式。譬如：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破坏或毁灭了文明，但战争本身又是文明的产物，战争的理论、艺术、手段等等，又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战争在开创新的文明，以及促进区域性文化的迁移、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现象，在各个文化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必须指出，中华文明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而言的，但它并不是指单一的汉族文化，而是包括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优秀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的文化区域，其水平有时相去甚远，以至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若干地区或民族还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主体水平。

本书讲述唐代以后的千余年中，基督教在中国的遭遇，以及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反应，揭示了从唐初到清末期间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的关系、状况及其规律性。

遡书契而计之。则六经以下皆说也。然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立乎上古。以指今日。后有作者。皆其小者矣。汉、唐、宋俱有小说。姑勿论。予纂明史艺文志。至说类约三百七十家。其最多者。陶宗义说郛。陆楫说海。徐武功前四十家小说。谷神子后四十家小说。弇州四部说。其一也。其他丛谭璅语。更仆难数。然或博物君子。有心撰述。则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还取诸物。骋辨于坚白同异。钓奇于山海幽深。若是者。仆病未能。且不暇。归田数载。耄及健忘。酒阑梦觉。偶忆生平载籍所传。宾客所话。参以臆见。随笔著録。为挥麈之一助。汇而次之。得杂说若于卷。大抵雅俗间出。褒贬不论。洸洋悠谬。可笑人也。昔欧阳公作归田録未成。而序先出。神宗亟索观之。公因其中纪述有碍者。则去数十条。又嫌卷帙太少。乃撮取里巷委屑戏笑不急之事以足之。予之此书。将无同与。然则曷名乎杂说。吾夫子赞易有说卦传焉。有杂卦传焉。合而言之。是为杂说。

本书为作者的抒情诗集。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前一部称为《白话本国史》，1923 年9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1940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拖延到1944 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