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二编，第一编又分为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创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5），大陆修辞学的“沉寂”与台湾修辞学的“渐兴”时期（1966-1976）上下两编，包括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普及、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深入、现代汉语修辞学创立与深入的力作、“沉寂”与“渐兴”并峙的中国修辞学四章内容。第二编为中国修辞学的繁荣时期（1977-1995），包括修辞学理论、方法及其发展前景的探讨，修辞学普及读物与修辞学教材的出版、修辞学新体系新理论建构的努力，辞格研究的新进展，词句段篇章修辞研究的新进展，语体风格研究的新收获，修辞学新领域的拓殖，作家作品修辞研究，修辞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港澳台修辞学研究的景观十章内容。

内容提要掌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多系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故事或传说，它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短小精悍，情节生动，含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和深刻的哲理。它是前人智慧的统晶。因此，掌故不仅具有认识价值、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审美价值。鉴于掌故是古文，不便于一般青少年阅读，我们精选部分掌故编会成通俗风趣的漫画连环画，分类成册出版，为更多的读者提供学习与借鉴的精神财富.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文史（第45辑）》创刊于1962年，是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大型学术季刊。40年来，《文史》一直以“崇尚实学，去绝浮言”为宗旨，刊载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哲学、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的高水平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程金造先生，北京外国语学院中文部教授，一生研究《史记》，有专著《史记管窥》问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新建设》、《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研究《史记》的论文。本书係作者又一部关於研究《史记》的专著。《史记》从两汉到晋，由於辗转传钞，字句之间颇有差异。晋徐广作《史记音义》，把那时不同的字句记录下来，其间的差别往往很大。六朝刘宋裴骃作《史记集解》时，十分感慨地说："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譌舛杂。"那是五世纪时《史记》流传的情况。到了唐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史记》本身的问题更加複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引用了四百多种书籍来加以说明。而今时过千余年，其所引书大多亡佚，即有存者，而或与今本有异。考稽钩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这就是本书的作用。《史记索隐》引书，种类繁多，名称不一，至有将《吕氏春秋》误为《春秋》者。此类问题，作者均予解决，不为无功。该书不仅匯集了《索隐》引书的全部书名，而且还介绍了所引古书的基本情况。这也是研究《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读者可以从此瞭解司马迁当年撰写《史记》依据了哪些材料，由此可以加深对《史记》一书的瞭解。另一方面，也可瞭解《史记》一书产生后，其它古籍怎样引用了《史记》。所以，本书在选题上虽较偏僻，读者面也不会太宽；却颇有学术价值，作者的这一工作仍是做得颇有意义的。作者通过细緻的工作，把《史记》全书的《索隐》引文，复原成四百多种古籍。特别是其中大部分书都早已亡佚，使读者可免於翻检之劳而从此稿看到这类佚书的大致面貌，此书对读者起到索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对每书所作的提要，内容丰富而又扎实，文字叙述简明扼要，在持论方面也较平允、严谨。如关於《尚书》孔注，该书引吴承仕之说作为结语。而吴氏对孔注有关部分的评价，则比清人的看法较为全面。

本书以中华书局1957年版《资治通鉴》点校本为底本。本书以规模的宏大、品质的上乘、印制的精美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文学与史学等门类标志性的文化工程。《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负责编纂，历时十九年，全书共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醒世人。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独具风格、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形成世界上仅见的延绵不绝，高峰迭起，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化系统。中国文明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南亚印度文明在五六千年前大放异彩，文字的发明，金属工具的使用等一系列新事物的勃兴，使人类终于走出蒙昧时代，迈过野蛮时代而跨进文明时代的门坎。中国与其它文明古国远隔万水千山，中国文化是在基本独立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首先应了解中国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条件，即社会的生态环境。

姬姓之族，自古公卖父率居岐下，以避戎祸，到武王克殷，不过四代①，一跃而为天下共主。然后由推行封建制，不但巩固了统治，而且奠定了周朝八百余年的基业。可见封建制在周初是一种适合当时情况的好制度，纔能发挥出那样良好的政治效果来②。但到西周晚期封建制却已开始发生问题，厉王之被逐奔彘即其表征。再过两代，封建制竟不能发挥中国之力以抵挡戎寇，致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平王东迁，赖诸侯之力，周祚始得不坠。以周王为共主的封建制自西周晚期以来虽已渐失统治效果，但它却仍然使周王朝继续维持了数百年，远远超过了自武王克殷到厉王奔彘的年敷③。这显示作为政治制度的封建制在周代社会中有其特殊的韧性。在封建制解体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政体细胞”开始在几个大诸侯国滋生，那就是“县”制。循此发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终至成为推行于全国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由皇帝专制的“郡县制”④。事实上，秦国在商鞅变法时（约秦始皇统一前130年）就已全面实行县制，它是战国时期最早一个从封建体制中脱胎换骨全面实行县制的诸侯之国。“郡县制”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从这一发展情形上看，秦朝应是顺应制度交替的历史潮流所产生的一个朝代⑤。秦始皇（十七年至二十六年，230-221B．C．）完成统一大业后，朝中曾两度有人建议他在东方沿袭旧制，封建诸子，以巩固新领域的统治。第一次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221B．C．）刚统一东方各国的一次朝廷会议上由丞相王绾提出的⑥；第二次是三十三年（214B．C．）在咸阳宫秦始皇做寿的一次酒会上由博士淳于越提出的”。对这两次建议，秦始皇都是听从了李斯的意见给拒绝了。然而秦朝却在秦始皇猝逝（210B．C．）后四年就被东方涌起的反秦力量给推翻了。自秦始皇统一到政权解体，总共不过十六年（221～206B．C．）。这个自穆公以来经历数百年苦心经营，并顺应历史潮流发展而成的朝代怎么这么脆弱？后来的历史发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本书包括《张孟谈奇谋护赵》、《苏秦发愤说六国》、《张仪诈楚泄旧怨》、《鲁仲连邯郸解围》等10篇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故事。

本书包括《阻孟尝，苏代寓言》、《建功业，甘罗出使》等11篇故事。

这里谈的大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奇闻异事，既零星又琐碎，所以在历史书里绝对没有它的地位。换句话说，这些都是“上不得台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