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第一个将中国文化典籍“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他在中国生活28年，操汉语、习汉字、着儒装，以求融入中国社会；他在中国刊印了十几种中文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交友论》表达了将东方和西方、中华文化与文艺复兴的西欧文化、悠久辉煌的中国文明与欧洲世界连接起来的美好心愿。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撰写了《中国札记》，被西方人公推为认识中国的基本著作。

《史记》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对中国文化史极其宝贵的贡献，保存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真实而传神地再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史记》记载的许多历史人物。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简洁明了、通俗生动的语言，更是历代散文大家揣摩效法的典范。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领土广大、历史悠久、文化光辉灿烂。在以往的数千年间，中国的文化不仅照亮了世界的东方，而且也为世界文化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学习祖国的历史可使我们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本书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资料按历史编年的形式进行编排，记述了中国从原始社会至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全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生动、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科技文化的突出成就，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是一本全面了解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

本书分“中国古代文化特征”、“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中国古代学术进展”、“中国古代宗教艺术”、“中国文化现代进程”五大部分二十二章，是2003至2004年度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

台湾学者柏杨创作的白话版《资治通鉴》第一辑“秦风汉雨”（四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柏杨于1983年开始着手译写《资治通鉴》，以每月一册的杂志形式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分册出版，书名为《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先生耗时（1983-1993）将《资治通鉴》译写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地图，并注入自己的历史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使一部原本只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在今天的读者面前竟然如此之亲切。该系列图书做了大量修订，一方面对原书的人名、地名进行了全面校订，改正了大量疏漏与差错，另一方面对不适合内地读者阅读习惯和现代汉语规范的语词、叙说方式做了相应变通。另外，历史地图、图表均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及最新研究成果重新绘制而成。

《中华审美文化通史：明清卷》为《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六卷本）中的一本。本书内容包括绪论、时代大背景、心学与理学的对抗、近代浪漫主义的冲击波——李贽等人的美学思想等。突出的发展和反思，在美学思想中，就是对古典和谐美的总结和极端化表现。本书围绕着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主体内涵的完善，理出一条近代崇高美的发展线索。本书从世界审美文化和中西方审美文化比较的视野，从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的视角，研究中国审美文化的内部构成、独特本质和总体特征，描绘和展示中国审美文化在明清两代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封建文明极度繁荣的明清时代，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成就，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挫折，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文人志士在历史的长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本书内容分为：专家论坛；古代诗学纵横、古代文论漫笔、古代小说研究、古代戏曲研究、传统文化与文献等栏目。

第一章历史的定义和价值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已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P1-P2

中国思想史在学科划分上属于历史学科——专门史，但实际上与中国哲学史又非常接近。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著名中国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认为：“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原序”，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中国思想史是以中国思想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为研究对象。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专门学科，它与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法制史等不同，不是就某一专门学科进行的历史研究，而是主要从上层建筑领域就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精神和学术方面进行的宏观的、概括的、整体的研究，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兴衰、起落以及不同学派对待各种社会思潮的态度、观点与理论，也是其重要的研究内容。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哲学史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实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这三个名称严格地说都是“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等名称，并没有哲学史、思想史这样的称呼，与今天哲学史类似的在中国古代如玄学和理学、与今天思想史类似的在中国古代如经学。哲学史、思想史与学术史这些内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浑然一体的，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渐渐分化，成为人们进行研究的不同范式。20世纪以来，学者们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著作，而其中以前者命名的远多于后者。但实际上人们往往把二者混同起来，撰“中国哲学史”者，内容宽于“哲学史”而略同于“中国思想史”，撰“中国思想史”者，内容大都局限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