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中的《吕振羽集》。书中收录了著名学者吕振羽先生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集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可读性为一体，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吕振羽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理论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人士来说，本书极具参考价值。

编辑推荐：本书试图以文化作为视角，从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异同比较入手，揭示中日两国摄取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动态纵向发展进程，探寻两国现代化进程迥异的缘由。书中采用了比较史学、计量史学、系统论等研究方法，总结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异同、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和历史规律，探寻中日两国现代化不同历史命运的深层原因，以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在冲突融合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借鉴。

“五四”是中国自我认识的时代，而新思潮运动又留下了这个自我认识时代重要的思想遗产：对国民性的探究与批判。这种现代思想意识的兴起，本来具有充分展开和深入开掘的可能性，可惜却被当时急切的救亡运动所打断，从而留下一个未完成的工程。本书直接承继了“五四”当年思想文化界提出的解剖国民性的基本主题，以国民性问题为经，以传统文化对人的塑造为纬，探讨、分析文化与人的复杂关系。在作者笔下，国民性被分解为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主奴根”、“阿Ｑ心态”、“道德的阴影”、“天朝情结”。这些受到“五四”先驱者强烈批评和痛斥的国民性，均存在着传统文化的基因。本书站在人文主义立场，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对传统如何影响、塑造、“设计”国民性格，及其如何留下弊端，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燕京学报（新8期）》为燕京学报新八期，其中内容有祝融族诸国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六，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織，契丹舍利横帐考释，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下），陈梦雷与《古今圖书集成》及助编者，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参观记，李义山《锦瑟》论试解，唐乾年间的万寿慶典与三慶徽班进京，近代小说变革的徴兆，高名凯先生和他的语言理论研究，《莫高窟形》评介，《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题记。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把已发表的文章，经过挑选，汇编成册，付梓出版，书名是《公案·旧案·疑案——史家谈古论今》。这件事，在近年来出版难的情况下是较为少见的。通常是把个人的作品编纂成书，名曰“文休”、“全集”；或把同一类题目的文章编录在一起，名曰“论文集”、“汇编”。现在是把同一刊物上的文章选编出版。

本书共分九章，分别从司马迁的传记理论、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语言风格、叙事结构、名篇解析等各个侧面探索司马迁的写人与叙事艺术。

《中国藏书通史》：弘扬藏书文化学的一部力著。《中国藏书通史》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学术著作。它具有三方面优点：（1）对中国藏书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上起夏商，下迄20世纪90年代，贯通古今。既以公藏私藏为主体，又述及书院、寺院藏书。对于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问题，如辽代藏书、金代藏书、明代藩王藏书等等，亦给予一定的地位。涵盖面之广，是以前同类著作不曾有过的。（2）指导思想明确，力求对中国藏书的历史进程加以科学说明。编者认为藏书形态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密切关联，并以此为基本线索，划分藏书历史的发展阶段。在各时期的叙述中，又将藏书情况与该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文化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因而全书逻辑严密，自成体系，资料充实，考订细致。（3）本书充分吸收已有成果，推陈出新，具有不少新的发现。在资料和史实考订方面，亦有新的进展。例如关于元代少数民族藏书家和私家藏书楼特点的资料都很有价值。因此这是一部中国藏书历史研究的总结性著述，又富有开创性。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有助于中国藏书学，藏书文化学的深入发展。中国藏书事业起源甚早，它以逐渐完整的藏书机构为保证，以专门收藏家和研究者的多种专学为羽翼，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主要支柱，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结构之一。于是，叙各代藏书状况者有之，为藏书家志传略者有之，言藏书掌故者有之，纂藏书词典者亦有之，惟通贯古今且叙事完整者，则未之见。90年代后期，南北学者分别组成编写队伍，以任继愈先生为首的《中国藏书楼》和以傅璇琮先生为首的《中国藏书通史》于新世纪初相继杀青。翻阅两部巨著，为之欣喜不已。《通史》主编傅璇琮为海内外知名学者，尤长于文献之学，著述闳富。闻人相告，他躬与其事，于初稿亲加披览，而全书质量遂得以保证。至所网络英彦，又多为熟悉藏书事业与资料者，是以基础坚实，二美结合，卒成佳作。书既以通史名，其编制体例必当运以史体。浏览全书，确乎以史为经，以藏书事业为纬，自先秦迄晚近，分编为八，贯穿古今，使读者有条理清楚、脉络分明之感。其尤新人耳目者，则为第八编之设，实为创新之笔。通史编写，一般多以清代为终端，间有增入近代部分者，而本书则立《二十世纪中国藏书》一编。不仅记述近代，甚至包容当代，使通史遂成一完璧。图文并茂为中国图书之优良传统，《通史》卷首所刊精彩图版百余帧，涵盖甚丰，有藏书楼、藏书家、藏章、善本书影等，足征编著者搜罗之功。今读其文，参其图，则中国藏书事业之立体形象可了然于心。史书基础在乎史料之挖掘与利用，《通史》言必有据，征引者不惟有古人著作，亦有今人论述。而于常见书则多用通行佳本，既增强本书之可征信度，也对后学有所启示，为更深入研究专题提供坦途。中国藏书文化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资料，近20年来，对中国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的研究得到长足的进步。《中国藏书通史》就是一部集当前藏书史研究成果之大成的代表性著作。它在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历代藏书史实的著作。全书分先秦等8编，阐述四千年来中国藏书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相关的社会历史环境，论述官府、私家、寺观和书院藏书的成就和水平，由此构筑起一个上下贯通、横向观照的完整框架。书中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私藏书的具体成就和文化贡献，记载了大批著名藏书家"一生精力，醉心简编"的动人事迹，总结了数千年藏书事业在图书访求、收藏、整理和传布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内容宏富，覆盖面极为广泛。第二，《通史》的编著者以开阔的视野，综合了历史学、图书馆学、文献学、文化史、社会史等多门学科的方法，对中国藏书史展开跨学科、多方位的研究。如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路径，通过对各时期社会生产技术、经济水平、政治形势等客观实际的历史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影响藏书事业盛衰的社会因素，由此奠定了藏书文化研究的正确方向。再如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深入阐明了藏书家在编目、题跋、校勘、辨伪和版本鉴定等方面的业绩。通过有关图书流通、书业活动、藏书世家等方面的论述，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社会史内容，至于贯穿全书的对于藏书数量、藏书质量、书楼建设、藏书风尚、习俗和观念、藏书的文化贡献等内容的分析，则为读者展示了中国藏书文化史多姿多彩的画面。第三，《通史》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出发，既注意对藏书史研究发展大局的宏观把握，又注意对本学科的研究体系进行理论概括。最后一章《方兴未艾的中国藏书史研究》，宏观把握了近百年来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走向。在此基础上，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立"中国藏书学"或"藏书文化学"的创议，并在《导论》中对中国藏书史及藏书文化的基本概念、学术范畴和研究体系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标志着中国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研究已经有了渐趋成熟的理性规范，为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中国藏书通史》的作者们为藏书史事研究采用了通史的体式，在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论述，史料运用丰富，关注到藏书事业进展的方方面面，把自古迄今的藏书活动作为一门学问来把握，可见编著之难能可贵。本书上起先秦王室文献书籍的收藏和管理，下迄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国藏书状况，首先讲述西方公共藏书观念的东渐，中国藏书观念的革命，对西方公共藏书制度的借鉴，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创建，公私藏书事业在社会动荡中的发展，文人学者与工商实业家藏书的崛起兴盛，以及军阀战乱与日寇侵略战争中藏书的厄运，一直讲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藏书事业。这是至今藏书著述中所罕见的系统阐述。

光绪皇帝死于谁手？历史上众说纷纪，莫衷一是。光绪又为何突然“驾崩”？亦是揣测繁多，难以定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月24日，光绪帝突然“驾崩”。次日，慈禧太后亦病故。关于光绪之死，稗宫野史和民间传说颇多。一说西太后自知病危，派人送药把光绪帝毒死；一说是袁世凯见慈格一病难起，怕老佛爷归无后自己处境岌岌可危，遂贿赂内宦害死光绪；一说太监李莲英得悉光绪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与慈禧合谋将毒药投入光绪食物之中致使光绪身亡；也有说光绪病重时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近些年来，清宫医药档案整理后，编写出版了《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有人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光绪帝诊病记录——脉案，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撰文说“光绪自幼痼疾缠身，患有结核病，波及肺、肾及其它器官，还有严重的遗精病”。……

本书简要介绍中国古代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末代皇帝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包括地理、气候、人口、民族、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节庆、教育等。

本书内容有：自述“荒唐浪漫”，信奉国家至上——青少年时代的张学良；惟大英雄重本色——从赵四小姐私奔谈到张学良的“最爱”；抓蒋前的幕后较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