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30余篇文章。即《中华民族的凝成：国家认同与文化一体》、《论中华文化的一体多样性及其现实意义》、《文化多元与民族整合》等。

这是一本专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对中国文化的重要领域，如中国的人格文化、艺术文化、军事文化、科技文化、中医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均有许多新知新见。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大家庭，独特的民族，自然有其独特的文化。本书对中国文化的地域特征、经济特征、信念特征、认识特征、组织特征、价值特征、行为特征、习俗特征、市井特征、心理特征中的许多问题作了中肯的评价。史仲文，中国男性公民，1951年4月2日出生，现供职于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自称：生平别无所好，只是读书；别无所成，只是写书；别无所得，只是买书；别无所乐，只是谈书论书。且读书如痴，写书如醉，买书如狂，谈书论书如命，自己都收束不住。虽已过知天命之年，书外之事，竟不知几分明白，几分糊涂，只得由它去矣。作者也曾联句云：寻书如痴，读书如醉，论书如狂，著书如命，料是高贤应笑我；观花以意，赏花以情，评花以志，爱花以心，岂期俗子尽知君。又云：难舍浮名，因为有欲；打破禅机，所以无心。其主要著作有：《泡沫经济：透视中国的第三只眼》、《家庭文化：虎虎虎》、《欲望启示录》、《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和《中西文明的历史对话》主编有：百卷本的《中国全史》、百卷本的《世界全史》和《中国文化大辞海》。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把头发看得比脑袋还重要？为什么古代中国女人不穿高跟鞋而缠小脚？为什么中国人把吃看得高于一切？为什么中国有神佛而没有上帝？为什么一部《易经》使中国人迷糊了三千年？为什么中国有四大发明却没有发生近代工业革命？为什么在中国释迦牟尼与太上老君可以和平相处？为什么西方宗教重视“死后怎样”而中国道教却重视“怎样不死”？……中国人曾经走进死胡同！但中国人正在走出死胡同！全书内容丰富，论析精辟，充满卓见，妙语迭出，读后令人深思，是难得的一部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力作。

国家重点学科·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点 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主办。本书包括：俗文学研究；俗语言研究；俗信仰研究；风俗及其他研究等内容

本书是关于文史论的文集，文章有：汉唐中外文化交流的宏观审视与断想，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宋代制科制度考论等。

本书从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论述中日历史发展中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和遇到的问题，研究中日在现代化进程中，思想领域、体制层面所发生的诸多演变。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我社1989年出版同名书的修订版。该书出版十余年来已成为许多高校历史文献学专业师生的首选教材，具有较大影响。为适应学科与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组织专家对此书作了较大的修订，在保留原来许多优点的基础上，调整了原书的结构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修订后的版本，全书结构更为周密合理、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表述更为简明得体。在全面介绍和表述历史文献学基本知识、基本材料，反映学术界最新成就的同时，更注重指导读者了解和掌握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我们是学习历史的。可能是历史研究的惯性，我们总想对某种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弄个清楚。在多年的历史研究与教学中，我们本来的研究重点一个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一个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但是，对农耕文化与城市文明不断深入研究的结果，使我们感到，要想把中国历史上的事情搞清楚，不研究中国文化史是不行的。这是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受文化内涵的支配和约束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走到一起来了，共同选定了中国文化史作为我们的共同研究课题。文化现象本身即表现为一种“史”的运动形式。以“史”的方式来探讨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能够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描述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人塑造的特点与规律。中国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丰富，内涵宏伟精深，在如此一本书中是难以将中国文化史的方方面面予以系统而全面的论述的。在此，我们只能简要地探讨中国文化所具有的顽强生存能力和兼容并包的发展机制，并粗略地刻画中国文化史发展的轨迹，因此，书名定为《中国文化史略》。

片断：北方的飓风：汉-唐五代禁书概览第一节刘邦·萧河·扶书律——汉初禁书及其解禁继秦朝而起的汉朝，是一个被后代视作文化昌明的王朝。但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汉初的十余年里，秦始皇当年制定的严禁私家藏书的文化禁烟政策，却依然作为汉律之一通行着。这一切如何而来？那还得从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说起。刘邦是沛郡丰邑人，年轻时不务正业，喜欢酒色。后在乡里谋了一份半官半民的差事，当上泗水亭长，管管乡民讼争之类的事。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二世的暴政，刘邦趁势拉了一帮人起来响应。不出数年，竟也闹得兵强马壮，和当时称雄天下的楚霸王项羽摆开了决一存亡的架势。据说是由于刘邦比项羽善于用人，最后终于逼得项羽在乌江边自己抹了脖子，而刘邦则名正言顺地做了汉家的首任皇帝。不过这位亭长出身的天子虽然善于打仗、用人，却不大喜欢读书，也很看不起读书人。相传他刚起事而有点名气的时候，有戴了儒冠的书生去拜会他，他便会不管人家乐意不乐意，硬是解下那儒冠来，撒泡尿在里边，用这恶作剧来表示对读书人的轻侮。只是他重用的部下里面有一位叫萧何的，是他的同乡朋友，很有些心计，跟着他南征北战，当部队刚刚攻入秦的首都咸阳时，放着金银财宝不拿，却一心搜罗秦丞相御史府里藏着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以关中为据点统一南北时，这批记载着天下关隘、户口等机要信息的图书可真是派上了大用。大约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久刘邦登汉王位后，便首先让萧何当了丞相，侍奉太子，整理都邑，制定律令。但是萧何尽管知道图书的实用价值，却没法了解文化传播的真正意义。所以由他主持制定的汉初一系列律令之中，虽然已经割除了秦代所定的许多严酷刑律，却依然保留了文化政策中的“挟书”律。“挟”是收藏的意思。我们都记得公元前213年由李斯宣布的焚书禁令中，有一条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吧？汉初的“挟书”律，大致与这相仿。不过，民间的图书是被烧掉了，还是收缴归国家图书馆，由于史料缺失，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确知了。汉初继续施行这种文化禁烟政策也没法过多怪罪萧何丞相，因为他出身吏椽，本来文化水平也不高，再说他的上边，还有一位总要拿读书人寻开心出闷气的汉高祖呢。只是苦了一班读书人。没有书可读，除了秦代时便不在禁止之列的《易》和几本占卜书；又没有官可做，除了那个运气比较好的儒生叔孙通，不知怎么博得了汉高祖刘邦的一点好感，开始制定起汉家的简单礼制来。与此同时，作为秦的严酷统治与秦未大战的一种反拨，汉初社会慢慢地流行起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来。黄帝的传说出自战国时代，有无其人还是件难说的事；老子则似乎还有点踪迹可寻，据说是周代人，其学说流传后世，主要记载在《老子》一书中。而所谓黄老之言，归纳起来不外是主张贵柔守雌、无为而治。这种学说的流行自然主要是基于汉初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实际需要，但这种无为而治的气氛蔓延开来，也不能不对坚持包括“挟书”律在内的文化控制政策的汉政府产生一定的影响。本书前言得知陈正宏、谈蓓芳教授合著，并由张宏生教授撰写了其中一节的《中国禁书简史》经过增订，要出单行本了，我赶紧向陈、谈二位请求说：“我来写一篇序。”承蒙二位慨允，我遂欣然命笔。记得——但也许是记错的——《镜花缘》中有一笑话：某先生去拜访朋友，到了那里，却见朋友跪在地上，向着一位端坐椅中的人磕头，那人左手拿着朋友的一把精美折扇，右手拿着一支笔，同时不断地摇头。某先生恍然大悟：坐着的一定是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朋友在求他给自己的扇子写字，他却不肯轻易答应，于是向书法家说道；“他这么真诚地求你，你就给他写一写吧！”谁知朋友忙不迭地叫道：“别，别，别！我是在求他别写。”我的自请写序，与这位书法家的硬要给人的扇子写字，颇有异曲同工之概；不过他是要卖弄自己的书法，我则是想借此交代两件深感负疚的事。这部《中国禁书简史》原是安平秋教授与我共同主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禁书大规》中的一部分，该书的责任编辑是戴俊、陈征先生。当时我已在复旦大学中国古籍研究所担任所长，陈征先生则是复旦的校友，所以先由他来约稿。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但光是我们一个研究所的力量还不够，就约请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负责人安平秋教授一起主编，又约请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研究员共同主持，并通过安、吴二位邀约了他们单位的部分研究人员参加。由于参加者都学有专长，加上戴、陈二位卓有……

收入本书的文章和讲稿，有少部分公开：发表过，多数则是第一次发表。文章和讲稿，尤其是讲稿，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是讲稿，不能一一注明出处，只能列举参考书目于书后，表示本人对这许多学者的敬意，敬请这些先生见谅。至于书序、书评，都是有针对性地发表的—些看法，意见不一定正确，但发表的一些意见多数属于方法沦问题。有几篇是评述孙中山研究、谈论孙中山和平学、孙中山与人学之类的文章，表面上看不属于方法论内容，其实那些文章讲的都是如何开拓视野、如何选取研究课题之类，也可以说是治史者必不可少的内容。本书名为《史学方法论》，但讲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治史技巧，以及治史应注意的方方面面问题。没有讲多少大道理。我之所以如此，是觉得这样做比空谈所谓方法更实在些、有用些。我之所以要将这些所谓“史学方法论”的不成熟的文章、讲稿结集出版，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正在学习历史的青年学生提供一些素材、一些思考的空间，希望这些士子们在习史、治史的道路上开好步，走好路，祈盼他们能早日成才，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奉献聪明和才智。

本书是一本全方位介绍中国历史基础知识的图书，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本卷包括三章：宋代，辽、西夏、金，元代。附录：宋辽金元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