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作者秋石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逻辑论证了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在《追寻》的下篇，他认真梳理了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毛泽东与鲁迅虽身未谋面但心灵相通的无数个真：实细节和感人画面。井冈山岁月，毛泽东曾对鲁迅的忘年交冯雪峰说：“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爱不释手，一套《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进中南海。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亲朋好友“读点鲁迅”，而且还把鲁迅奉为“中国的第一圣人”，称自己是“圣人的学生”。当《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以丰富生动的事例呈现出毛泽东对鲁迅著作阅读之全面，理解之深刻，运用之娴熟时，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毛泽东在家书中的那句“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感慨确系发自肺腑。历史既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是“僵死事实的汇集”。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不管是祉会名流的回忆，还是草根大众的质疑，我们既不能拒绝科学批评的意见，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真理。历史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永远在于不断地追寻。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通史著作，上起三皇五帝，下至辛亥革命，以时间顺序为经，以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为纬，详细记叙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制度沿革、疆域变迁、风俗更易、学术源流等诸多问题，将中国历史抽丝剥茧般层层拨开，向大家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长画卷。本书观点权威，体例严谨，考证精详，实为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本。此外，作者不时发一家之言，打破大家固有的历史印象，如讲述汉武帝为穷兵黩武的帝王，王莽为值得景仰的改革家，岳飞为骄横跋扈的地方军阀等等，常令读者产生耳目一新之感。

在1946年的时候，民盟具备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民盟作为政治协商会议单位之一，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国民党亦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在国民党同共产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初步协商的时候，就肯定了民主同盟是参加旧政协的四个单位之一。

探寻中华民族之来路，理清华夏文明之脉络。《文史哲收藏读物：中华文脉》从古文字学入手，探寻中华民族的来路，理清华夏文明的脉络。为此，作者摒弃了以往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注重从文献到文物的解读，注重运用文献学、文字学对考古文化、文物进行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自然、文化环境的解释。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篡的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计l362年的史事。全书共分294卷，300余万字。《资治通鉴》史实考信，史论精当，考评历史兴衰，镜鉴后世治道。该书自成书以来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青睐，成为他们常看不厌、常看常新的佐政良史。元世祖忽必烈这位马上皇帝非常重视《资治通鉴》，专请儒士为他讲解其中的治国之道，并设立了蒙古国子学，用蒙古语言译写了《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太祖朱元璋亦更对此书备加推崇，他每天清晨早起研读《资治通鉴》，认为“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并常常以此训诫左右大臣。清圣祖康熙对《资治通鉴》更是达到了痴迷程度，经常翻阅，认为《资治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不惟古代帝王，一代伟人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也是爱不释手，他对《资治通鉴》的评价可作为我们现代人阅读时的一个指导：“《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璀璨、古老的中华文明，而这段我们引以为豪的光辉岁月中，既保存下来不少谜团重重的文物古迹，又流传着无数离奇曲折的故事。《每天5分钟读点中华历史悬案》以知识性和趣味性为宗旨，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各领域具有研究价值、探索意义和为人们所关注的历史悬案，能够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帮助人们运用想象力挑战极限，探索未来。

《史记》的文学成就还表现为它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史记》写的是历史，但它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事实，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同时，由于作者自身的悲惨遭遇，所以他的笔端时常流露出一种愤激之情，一种沉郁之气。有的通篇是借古人行事来抒发自己的愤世之态；有的是夹叙夹议，火花四射，喷泄着慷慨之音；有的是联系较为松散的飞来之笔，凭空插入一段淋漓尽致的悲悼憾叹。那种对佞儒、酷吏们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们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意英雄、含愤志士们的无限同情，等等，都明显表现出司马迁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而使整部《史记》成为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成为一首用整个生命谱写成的饱含着司马迁全部血泪的悲愤诗。故此，鲁迅曾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洙泗遗训，务本知先；中国是文化悠久的民族，垂统五千年，就因为有深厚的根本，固能承前启后，传之久远。《史记》的博大精深和它在史学与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使我国历史的本源再现。今天我们翻看《史记》更时时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而振奋，被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的历史所感动。可是，在学习研究古籍《史记》时又往往为它那晦涩难懂的语言所阻隔，难以深入，这也是盘古女娲没有亚当夏娃的形象，鸿门盛宴故事没有木马屠城普及，白雪公主比夸父逐日家喻户晓的症结所在。因此，克服语言的障碍，易古为今是铺架联系古今桥梁的砖石．在吸收继承已往译作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注译了《史记》，用以帮助中国人通过对《史记》的认识，找出中国人真正的根。

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读者往往在面对大师博大精深的著作时而望洋兴叹。本书是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依据，通过作者本人对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理解，将大师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疏理成通俗文字，帮助广大读者更好、更深刻地理解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及其他相关作品。目标受众群大： 大众读者、学生

本书是由易华编写的《夷夏先后说》。《夷夏先后说》的内容提要如下：人类是一种喜爱迁徙的动物，人类史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不同的移民构成的。所谓土著，相对于新来者而言，是早到的移民。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是先到的亚洲移民。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和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启发，参考布罗代尔长时段（Long Duree）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WorldSystem）概念，特提出“夷夏先后说”如下：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夷属蒙古人种，可能来自南亚；部分夏或戎狄属印欧人种，来自中亚。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韩语、日语是典型的混合语：夷语或华澳语是底层，夏言或印欧语是表层。夷夏结合与转换才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的东亚文化传统。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汉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汉人、汉语、汉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结果。夷夏转换是东亚上古史上的关键。在人类历史上，喧宾夺主的事时有发生，而数典忘祖亦是常事。正本清源，夷夏先后说化解了东亚文明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对理解东亚民族与文化的形成和东亚历史不无小补。

本书，清代吴乘权编，是在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加以简化，并且补充了《通鉴》所未载的战国以前和宋至明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吴乘权，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楚材。早年患有足疾，不能参加科举，他的伯父吴兴祚曾任督抚，吴乘权则跟随左右，后又到私人家塾中教书。吴乘权是一位著名的编书家，在编本书之前，曾与吴调侯合编《古文观止》，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流传甚广。所编本书，同样极为流传，是当时人们用来读史的普及读物。本书编成于清康熙年间，书前有吴乘权的一篇“自序”，落款为康熙五十年（1711），可知此书初次刊刻于是年。之所以编纂此书，据吴乘权自序，他在童年就有志读史，但人到老年了仍不能把历代正史通读一遍，于是感慨要读中国古代史书，其方法只能是“宁简毋详”，人们才有可能通读。《资治通鉴》虽然已比各代正史简明，但“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要通读一遍仍嫌困难。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已有的正史或《通鉴》内容繁多，一般读者难以卒读，因此他想为一般读者编纂一部简明易读的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