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世小儒》所涉论者，皆小儒也，而非大儒。世之所谓大儒者，皆在学问之深邃，不在名位之高；官位之高低，科名之有无，非所计也。所谓小儒者，仅在于当世之名望不高，学行亦未足为当世所景仰，惟在近代变局之中，尚具时代敏觉，能发抒一得之见，提供世人警悟者。则其志节可敬，救世心肠可感。《近代经世小儒》立意为之暴表，以发潜德之幽光，起名贤之沉埋，搜放失之旧闻，补史章之缺漏。中国近代，世势多变，各类人才，承受冲击淘洗，波逐浮湛者有如恒河沙数。世变莫测，风云险恶，适足摩荡英豪圣哲，砥柱中流，卓异自立，以膺此千古变局，为后人资鉴追摹。

中华民族的历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每一位炎黄子孙感到由衷的骄傲。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世事沧桑，朝代更替，从远古传说到夏、商、周文明，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从十六国至南北朝，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创造出了无数辉煌的文明成就。可以说，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随时供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和精神营养。我们此次推出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由三百多个生动的故事组成，串联着中华五千年史实，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精美的插画重现了历史的精彩瞬间。图文并茂的小资料对故事内容进行了很好的补充和扩展。另外，每个故事后面还设有“大史记”栏目，通过它，我们能对历史事件有个系统而客观的认识。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阅读本书时能感受到浓浓历史的馨香。

白驹过隙，转眼千年，雪泥鸿爪，岁月留痕。天朝的迷梦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盛世巅峰的辉煌、末世穷途的凄黯，无不成为今人口中饱含感慨的一声叹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印记。《天朝印记：决定中国古代王朝命运的那些事儿》将带您循着这些印记，去重温那异彩纷呈、荡气回肠的天朝大梦。《天朝印记——决定中国古代王朝命运的那些事儿》以时间为顺序，以王朝变革为线索，选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的是家喻户晓的典故，有的是情节曲折的事件，有的是成语俗话的渊源，有的是发人深省的现象……全书史实细节具体，文字简洁生动，图片丰富悦目，是一部有品位的历史知识读物。天朝的迷梦一去不复返，今人只有从那些所谓的。“印记”中去探究和还原历史的真实。吕不韦何以成就他的政治投资计划？楚汉争霸中，为何刘邦后来居上？曹操真的是小说家口中的“奸雄”吗？“宋初三大疑案”真相到底如何？明朝末年，“后宫三大案”有何玄机？……于今人而言，追溯历史、牢记历史固然重要，总结历史、品味历史更属必然。愿您在对天朝印记的探寻中完成对人性的敲打和对人生的反思，愿您通过读史体会世间沧桑，更愿您能独具慧眼、参透历史中的智慧。

一个刑余的史吏倾注毕生的精力，记录了华夏文明三千年的流程。图文配合，二百余幅精美古代版画，图文并茂，为您讲述《史记》故事。选字注音，将难字、生僻字读音一一标注，使读者诵读经典顺畅无碍。译文赏析，紧扣时代脉搏，用现代语言、今人视角和标准重新解读国学经典。

《资治通鉴》图文配合，近四百幅与内容相符的古代版画，以图释文，让读者以直观方式了解前朝故事。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

本辑一共有19篇文章，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应本次“中国历代边臣疆吏”研讨会的两个方向，即中国边疆官员的形成和仕途，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的焦点有中央政府为了管理这些地区而确立的职责、边境官员的性格、他们所拥有的资历。目的要了解是边境影响了官员的任命，还是这些管理者赋予边疆以特殊性。最终，我们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和被任命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发展，乃至国家的政治走向。此外，中央政府的代表，他们的行为和个性也影响了政策的制定，以及这些人对边境的认知程度。本书研究涉及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汉朝一直到清朝，研究的个案也各不相同，其重要原因在于不同地区归人中国的过程并不相同，也不呈线形发展。其类型是多样的，发展也是很曲折的：首先，有一些是无主之地；其次是边境地区或者缓冲地区；最后是一些界限明确的行政单位。因此，地区不同，其模式和所经历的时间也不同，并会导致一些特殊的政府机构的出现。根据遭遇的对手、所处的时代（包括内外局势）以及所派出的代表，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占领或统治也会在时间和方式上发生变化。吴劳丽研究并指出了19世纪末中国对西北“新边疆”在认识和管理上的变化，在那个时期，一个更为行政化的体系缓慢地被确立起来，进而取代了之前扩张时期的军事考虑。从突厥斯坦到西南，再到台湾，在中国历史上，这些边疆地区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叛和动荡，这通常反映出民生疾苦，或者一些管理者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多样化只是边疆治理和发展中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能通过研究中央政府官员及其所处环境来总结出一些共性特征或者发展趋势呢？这些文章都强调并提到了政府对于边境地区官员选派的重要性。不管他们是否完成了使命，这些文武官员大多数都是少有的边疆“专家”，他们对自己所管辖的地区非常了解（见周伟洲的文章）。他们的知识或者来自家庭背景，或者由于他们曾经在这些地区和前任官员一起工作过，或者因为这些官员曾经履行过特殊的使命，因此他们在这些地区任职很有经验（见斯加夫的文章）。他们也可能就是当地人，在清朝初期，特别是在福建省，很多在沿海服役的水师军官就属于这种情况（见柯兰的文章）。在这些边臣疆吏中，不乏精明强干者，他们有些人洞察秋毫，能施行因地制宜的政策（见庄吉发的文章），而且还懂得当地方言，非常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有时中央制定的政策也会根据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或者提议而改变（见罗萨比的文章）。这些信息都是他们在边疆或京城居住时期，通过接触外国使臣、商人和当地人等搜集而来。比如，松筠就他的西藏之行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材料很可能使得后来到这些地区任职的官员能更好地了解这片土地（见冯明珠的文章）。此外，很多被委派到边疆担任要职的文职官员也精通军事，他们通常也会根据形势和自己的判断而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以保障边疆的安全。他们中一些人本身就是武官，在其一生中曾被派遣到多个前线，经历多次危难时期；有时被作为特使去结束那里长期的动荡，恢复秩序和安定。福康安（？—1796）就是如此，他在乾隆年间多次镇压了规模较大的暴乱，与其说是因为他有管理军队的智慧和才能，不如说是形势所迫、临危受命。然而他出使西藏不仅有助于解决冲突，而且也加强了清朝政府文职官员在西藏的作用（见谷岚的文章）。事实上，与会者的这些文章都不约而同地证实了武官在边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尤其反映在对新边界地区的治理进程中。也就是说，当局势稳定后，官僚机构通常会取而代之，但是军事统治有时也将继续维持，正如在北方边境地区。在明清时期，在此前的朝代可能也是如此，当这些人前往平定叛乱时，往往会与先前合作过的文武官员在一起。比如，福康安曾在四川（1773— 1776）和阿桂（1717—1797）一起并肩战斗，后来两人又在甘肃共同平定穆斯林叛乱（1784）。在西藏的时候，福康安身边就有曾经在四川、甘肃和台湾 （1787）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海兰察（？—1793）。极有趣味的是这三人的上下级关系，是处在微妙的变化之中的。此外，他们的合作也不一定出于他们的本意，特别是海兰察，他的军事才能使他享有良好的声誉。或许这是福康安有意要求的缘故，因为福康安和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希望能有他欣赏的人来辅佐自己。或许这些合作是由中央政府指定和安排的。在福康安和与他合作过的这些人之间，也许没有裙带关系。但是在其他地方存在的这种关系很明显，而且情况不一：他们有的是亲属，有的是朋友（比如在一次合作之后，在长期共事之后），还有的是同乡等等。第一种情况的绝好例证之一就是程节和程邻父子，他们的影响在西南边境持续了30多年（见黄宽重的文章）。程节被派至广西一事本身可能就不是偶然，因为那里的熊本是他的同乡兼学友。至于由郑之龙来管理部分军队事务，事实上就是授予他福建省海岸的控制权，由此明朝不但化解了一种危机，同时通过郑之龙的直系和嫡系集团保障了该地区的稳定（见李国强的文章） 。清初，来自福建南部的军官指挥的海上行动就得到了各种切实有效的支持，甚至包括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见苏尔梦的文章）。在通常情况下，政府也会支持这些关系网络以便更好地管理边界。出于同样的目的，在中国边境上，政府还经常和地方名流结盟（见方铁、王希隆的文章），或者建立土司，以维护边疆的统治（见王希隆的文章）。朝廷给其中一些首领足以让他们确立权威的地位和／或职务，寄希望于他们的合作，王希隆的文章就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人接受中央代表的管理，但他们又是民众和地方政府的中介，通常负责收税和维持治安等等。职务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其他方面，特别在异族统治时期更具有战略意义。元朝时期，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岭北行省的管理中担当了最高的职务，而在汉朝，他们只处于底层（见洪金富、赵琦的文章）。这种情况在清朝也存在，当时在北方和西北各省，汉人的官员都被排除在高级职务之外（见吴劳丽的文章）。除了种族因素，政府对派往边境的高级官员的信任也建立在对他们的重视之上。京城和边境之间的来往公文需要时间，因此，有时疆吏需要在等到中央的首肯之前就要做出决定。同样，中央政府的一次人事调动可能颠覆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政策，并否定某种运作方式。朝廷经常向在这些边境地区主持军政的高级官员征求意见吗？这是无法确定的，并且中央政府的人事变动往往会导致其政策的改变，并对地方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在 11世纪时就是如此（见方铁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还不止于此），一些朝廷派遣到边境的官员不一定是朝廷意志的忠实执行者，而另外一些官员则是完全遵守中央作出的决定的（见张云的文章）。历史上的边臣疆吏，即使具备以上所说的综合条件（即他们对所管辖地区的了解、工作能力、军事才能、关系网等），也不能保证完成他们的使命。而他们若要有所作为，还必须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通常需要大笔资金的边境治理是无法完成的（见徐晓望的文章）。一些失误很可能由此而来：如专制独裁、国家财政的滥用和挪用等。这些官员必须在京城有牢固过硬的关系作靠山。当然，还要取决于内外形势尤其是朝廷的态度和决策。比如，明谊主持的中俄谈判失败，主观原因是他玩忽职守，遇事推诿，但政府软弱无能，无法抵御和遏制俄国的扩张野心，因此不敢授予谈判代表足够的权利，也是客观原因（见陈维新的文章）。19世纪中期以后，朝廷面临种种危机和困扰，顾此失彼，险象环生，它所关注的的焦点更多是南方而不是西北方，此为国衰势弱的必然结果。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清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少詹事、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1775）丁忧后不复出仕，专心著述。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居苏州尤久，年七十七卒。《廿二史考异》全书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汉书》二卷，所以总目实际列出二十三史。

顾千里（一七六六年至一八三五年）名广圻，以字行，号涧薲，别号思适居士，人称“万卷书生”，江苏元和人。师事尚书学专家江声。顾千里对于经、史、小学、天文、算术、舆地、九流百家、诗、文、词、曲，无所不通。他的著作，经编者详加校勘，重为序次，改编为二十四卷，易名《顾千里集》。《顾千里集》的内容，主要是序、跋部分，也是菁华部分，可以看到他学问的全面。这部《顾千里集》的编纂者是王欣夫先生。王欣夫先生（一九○一至一九六六），苏州吴县人，名大隆，字欣夫、号补庵。室名学礼斋、抱蜀庐、蛾术轩。先后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欣夫先生精于目录版本学和文献考证。一生著述共有三十余种，他的著述，广为海内外的学者所重。

从历史事件的细微之处，窥清其本来面目，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历史可以这样来读。帝王们的离奇身世是怎样一种本钱，谁导演了赵氏孤儿的“翻身仗”。富贵了的陈胜还能“毋相忘”吗？韩信是怎样报胯下之辱，除了招安，宋江还能怎样，为何奴才才是自家人，洛神的传说与魏明帝的身世之谜，漠北的李陵为何伤了汉武帝的面子，貂蝉之被杀是因了美丽的罪过，一千多年前的家书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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